高消费利弊分析

高消费利弊分析

“限制高消费令”是限制高消费令的简称。“限制高消费令”按照目前通常的理解，是指：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对负有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公民或者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等)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并配合媒体曝光、社会监督、举报有奖等措施，在义务未履行前，限制其高消费行为，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的一项执行措施。在应对执行难的实践中，这并不是一个新鲜招数，广州早在三年前已有基层法院在民事强制执行中尝试过这一举措。最近，在湖南、湖北、上海等地法院又在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同时也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本文也就“限制高消费令”的利弊谈谈笔者的观点。

先谈谈“限制高消费令”积极的方面。如今确实存在这样的现实，逃债之风屡见不鲜，信用环境恶劣，一些人连法院的生效判决都可以置之不理。一方面拒绝履行法定偿债义务;另一方面又私下进行高消费活动，肆意挥霍。法院由于很难找到他们的财产，也就无法对他们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这些现象的深层危害是带来整个社会的信用恐慌和信-用-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法院创新地尝试用“限制高消费令”来对付那些“老赖”，希望通过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行为，迫使其履行偿债义务，让恶意逃债付出更高代价。这一举措丰富了民事强制执行的手段，弥补了法律的缺陷。实践中解决了部分难以执行的“骨头案”。据报道，今年2月初，湖南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开出湖南省首批“限制高消费令”，此举激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结果，被曝光的16件案件当事人中有9人主动找到法院或申请执行人，有的偿还了欠款，有的制定了还款计划。目前，首批“限制高消费令”公布的案件中已有160多万元案款执行到位。由此可见，确实也收到了一些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而为最终达到净化信用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目的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目前情况下，作为应对执行难的一个辅助性举措，“限制高消费令”的积极意义，正如某些法律专家认为的那样，更多的可能还在于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谁违背了社会公平，谁践踏诚信原则，谁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在看到“限制高消费令”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它还存在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要想让“限制高消费令”一路走好，我们就必须从法律层面上考虑。所谓的“限制高消费令”现在还没有法律依据。据了解，目前各地法院开出的“限制高消费令”一般都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222条、第223条所作的任意性解释(引申)。但是，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只能制定法律。“限制高消费令” 作为一项强制执行措施也好，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也好，无疑是对公民人身自由(行动自由)的一种限制和剥夺，而“老赖”在没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前，不管欠了权利人多少钱，其公民身份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变。此时，其人身权与原告的财产权相比，在法理上是上位权与下位权的关系。因此，原则上，在《自然人破产法》出台之前，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之前，任何法院无权炮制一项法律制度或者强制措施。如果现在非法用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通讯、出行、购物等等行为)，甚至恨不得在被执行人脸上烙上“老赖”两个字，以期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我们只能嘲笑法律的无能，只能说明法律文明的倒退。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执行法律制度，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就可以执行其财产;暂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就可以依法中止执行。被执行人藏匿可供执行财产，法院可以依法采取调查、搜查等措施;也可以由申请执行人举证或者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如果还无法查明，只能视为暂无可供执行财产。因为此时的被执行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绝大多数)确实无履行能力;另一种是(少数)还有藏匿财产。我们知道，法律是一把“双刃剑”。此时，法院依据什么判断其有藏匿财产而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呢?如果已经判断其有藏匿财产，为什么不设法追查呢?而对确实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又有什么意义呢?想来想去，有点牵强。在国外，确实也有类似做法，可一般是针对破产自然人的(譬如我国香港地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限制高消费令” 作为学术探讨未尝不可，可有些法院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或作为一项强制执行措施)施行，未免草率，甚至有违宪之嫌。解决“执行难”以及社会信用环境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在我国目前国情下，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旨在善意提醒法律人应该坚持法律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