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随笔散文
父亲是农民。中国的农民，哪一个不是风里来，雨里去，没日没夜的劳作，省吃俭用的过活。他们在艰难困苦中走完自己的一生后，能给子女留下的，除了几间破得不能再破的茅草屋之外，就是无数苦涩得不能再苦涩的记忆了。
刚刚从连续三年天灾中侥幸存活下来的我，又侥幸地考入了佳木斯师范。农村孩子能进城里读书，我当时只顾高兴得胡思乱想，可父亲却犯了难：打点行装，买火车票，至少也得１０块钱哪。在那种用鸡蛋换盐吃的日子里，上哪去弄这些钱呢。眼看报到的日子迫近了，父亲叹了口气，不得不慢腾腾地到邻居家求借。不知走了几家，看他回到屋里，一声不吭，吧嗒旱烟的样子，我断定他没借着。就垂头丧气地说：“借不着就算了，我不去念了！”
“什么，你想一辈子在地垅沟找豆包吃吗？”说完，爸爸敲了敲烟管，急冲冲地走了。两天后，我还是背着行李，踏上了北上进城的火车。从妈妈那里，我才知道，我有了去城里上学的路费，爸爸却没有了存在仓房里的的烟叶了。
在师范读书时，学校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年寒窗苦，三十一元五，难娶上媳妇，养不起父母。”毕业以后，娶妻生子。虽然妻子也和我一样地教书，虽然我们吃的是皇粮，不用和父辈一样“在地垅沟里找豆包吃”了，可是，过的也是入不敷出的紧日子。不用说供养父母，就是逢年过节想尽一点孝心，也都是十分犯难的事情。
那年夏天，父亲已是耳顺之年。生产队照顾他，让他做牛车老板，每天挣６分工，如果自己放牛，再外加２分。为了能多挣这２分工。秋后每天能多得那４角钱，爸爸得天天在拂晓前就把牛赶到野外吃草，两三个小时之后，才能回家吃饭，然后再套车开始一天的劳作。这一切，是在我回家探亲时才亲眼看到的。
那一天，我住在家里的老房子。后半夜起来解手，看见爸爸坐在灶台前，一只手摇着风轮，一只手在翻动火上烧烤的苞米面大饼子。锅台上放着酒壶、酒盅，一碟大酱、几棵大葱、几片酸菜叶子。看到如此寒酸的场面，我疑惑不解地问：
“爸，这深更半夜的，你起来干什么，饿了？”
爸爸咽下一口苞米面饼子，又呷下一口酒，说：“我一会儿放牛去，早晨天凉，不吃点喝点不行啊！”
“那您就吃这个？”
爸爸苦涩地笑了笑，十分满足地说：”庄稼人，吃饱饭还能喝上酒，这不挺好吗？”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就暗下决心，回去后，跟妻子说说，一定得给爸爸寄点钱回来。
可是，回到我的小家庭后，妻子看病要花钱，孩子零用要花钱，以前借人家的钱也该偿还了，还是没有能够给爸爸寄回一分钱。但是，爸爸坐在锅台边就着苞米面饼子喝酒的情景，却定格在我的`大脑中，永远也淡忘不掉了。
七年后，和爸爸生活在一起的弟弟突然来信说，爸爸得了胃癌，已经不久于人世了。我从五百里以外的农场急三火四地赶回家。一年不见，爸爸已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弱不禁风了。除了他自己，亲人们都知道他的不治之症。我服侍他下床，走到门前的菜园里。爸爸看了看后面的三间茅草房，又看了看房前的这片菜园，对我说：“等我把这场病躲过去后，再干几年，帮你弟弟两口子在前园盖一所砖瓦房，不能总让他们住这破破烂烂的茅草房啊。”
我嘴上说“行”，心里却在想：”爸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再干几年，您真的感觉不出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立刻地，爸爸坐在锅台前就着苞米面大饼子喝酒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爸爸如果不是没日没夜地劳作，如果不是就着那样粗劣的饭食喝酒，怎么能得胃癌这种不治之症呢？”
把父亲安葬在山坳里后，陪伴父亲与死神鏖战了好几个月败下阵来的儿女们，都精疲力尽，狼狈不堪了。我一头倒在火炕的角落里，带着丧父的悲痛，进入了远离现实的梦境：贪吃的我站在村口守望着爸爸。旷野的小路，爸爸骑着车子，从我身边走过，扔给我一个包子，又飞快地向远方驶去。我在后面边跑边喊：“爸爸……”几个小孩拦住了我；“别撵了，你爸爸已经死了！”
“胡说！你爸爸才死了呢。爸——”我嚎陶大哭起来。弟妹们把我从哭喊的梦境中推醒，我并没有向他们讲述梦境，只是在心里想，爸爸骑车远行，再也不必为供养儿女发愁，再也不必过那就着苞米面饼子喝酒的日子，再也不必在病魔的折磨中痛苦地呻吟了。这，也许是父亲，以及和父亲过着同样苦日子的中国农民最好的解脱方式了。
父亲永远地离去了，父亲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永远地离去了。但是，父亲与那个时代的苦涩，却永不磨灭地留在了儿女们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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