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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远去的记忆散文
那些记忆,在光阴的变换中,似乎渐行渐远。还记得儿时那个年代,幸福的元素溶解了酸苦的期待,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历历在目。深藏在书包里的躁动和不安,楼板床上的幻想和失眠,正如从贫脊的地缝里长出来的小草,任凭牛羊的啃嗜野火的摧残……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其实,过去并不意味着丢失,生活留下的是一座金矿,那就让记忆去开采吧!
记得三岁左右的时候,爸妈上山干活去了,我在火塘边打瞌睡,不小心跌在了火坑里,妈妈因此又提起抱养的事,爸爸还是没吭声,只管背着我四处求医。爸爸说,他从老家到县城,天不亮就出门,爬山涉水,脚起泡,背流汗,腰酸背痛,忍饥挨饿,口干舌燥,天黑才到县城,找个小旅社随便住一宿,第二天去医院看看医生,开了药又得背着我回家。妈妈说,她有一次背我进县城看病,在回家的半路上天就黑了,很是害怕,肚子又饿,多想找个落脚的地方。无独有偶,幸好在半路遇到一位亲戚从山上干活回家,是我堂族里的一个舅舅,他家就在妈妈渴望的附近,于是,妈妈就去他家歇了歇脚,饱饱的吃了顿晚饭。这是妈妈记忆最深刻的一顿晚餐——白菜豆腐汤,那年头难得的美餐。饭后,那位舅舅又送妈妈回家,更是让妈妈感动难忘——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离不开妈妈,这叫妈妈无论如何都得当天回家的。这一晚餐,这一护送,妈妈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五十年了,妈妈还记忆犹新,常常提起。我这一烧伤,长达半年之久,三番五次往返县城,在爸妈的背上,反复重复昨天的故事。
那时候,由于家里穷,就算是冬天,也没裤子穿,总是光着个屁股,还赤着脚,在大人眼里,颇有些淘气。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爸妈都上山干活去了,我带着弟弟妹妹在家,把家里一个漏水的烂磁盆钻上三个洞,绑上三根铁丝,弄成升火的炉子。在院子升起了火,提在手里使劲的甩,人一转,盆底就与地面平行,火苗就旺。谁也没有想到,盆底毕竟是有洞的,一个烧红的柴头飞到了隔壁人家门口,正好就落到了堂族大伯家小姑娘的脖子上,这下惹祸了。大伯听到他姑娘在哭,一问原因,出门就骂“你,你这个小野人,不,不得了了,敢,敢欺负到,到我家头上来了,你,你是不想活,活了吗?”他是个结巴,讲话总是不连贯,尤其是心急的时候。嘴里骂着,眼睛四处搜寻,我和四弟都被吓了跑到楼上躲藏起来,他找不到我们,就不停地在我家门口大骂。不一会,爸妈也就从山上回来了。爸妈得知此事后,一个劲的给大伯道歉,陪不是。大伯还是不依,一个劲的继续骂着。妈妈气不过,把我从楼上拖下来当着大伯的面就是几巴掌,我是哭都不敢哭。爸爸呢,忙着找酒给大伯家小姑娘擦烙伤的脖子,好一阵子了,气氛才缓和下来。
后来上学了。我们的学校,远古是座庙,现在是学校,走进去一看,沿面是壁墙,两侧是耳房,爬上九级台阶见正堂。六间正堂改成了六间教室,正堂前面是长方形花坛,花坛右前方放个大水缸,学生轮流挑水,供全校师生饮用,一天要喝两大缸。左侧耳房一层用一间做教室,一间做保管室,一间专用养猪,二层专做学生宿舍;右侧耳房一层用一间做教室,一间做会议室,一间专做教师办公室,二层专做教师宿舍。全校共有8个教学班,一至五年级各一个班,初中一至三年级各一个班。学校有3个公办教师,他们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般都住在学校。学校坐落在一个半山腰上,围墙右侧修了一块蓝球场,山下有一条路通往村委会,是学生上学的主要通道。左侧和后山都是坟堂,还有很多古老的石碑。左后侧有一条通后山的路,左前方有一条通往水井的路,大约一两百米,延长线便是我们上学的路,大约有三、四公里。晚上住在学校,很清静,也很害怕。后来很多石碑被拆了,坟被挖了,变成了一大片校地,既是学生的劳动基地,也是住校老师的蔬菜基地。可以种植包谷(玉米)、洋芋、红薯、白菜、辣椒之类的,因此,学校每年要养一头猪供全校师生过新年时聚餐。
我们村的孩子,去这儿上学,隔河渡水,翻山越岭,风里来,雨里去,十分辛苦。秋季学期,我们每天都是吃早早饭(早上六点多钟)去上学的。进入枯水季节,天寒水冷,无论时间早晚,还是天阴下雪都得自己过河,腿部常常被冻得开裂,走路时就出血,唯一的防冻就是擦猪油。哪来的猪油呢?一年过年杀一头猪,还要上交半头,并且必须是带尾巴那一半头要交给公社食品小组,这是生猪任务,同时,还要交上3元钱的宰猪税。因此,我们用来擦脚的,只有杀猪时割了丢掉的那个猪脐,当时就要收捡好,千万别让狗吃了,要不就没有擦脚的油了。冬天到了,把猪脐放火上一烧就出油了,然后往腿上一擦,就可以防冻了。为了不把裤腿弄脏,就把裤筒高高卷起,要不寒风一吹,两腿沾满黄灰,于是便成了泥腿学生,也成了其他村的女生谈笑的对象。
曾记得,爸爸出差给妹妹买了一件拉链衣服,妹妹试衣服的时候,采取狗钻洞式的从上往下套,套不进去,我就无意中把拉链拉开了,本来这才是对的,要拉开拉链才可以穿。结果呢?被妈妈狠狠的打了几巴掌,说是我多手,闲不住,一下子就把好端端的一件衣服给弄坏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啊,怎么这衣服会是这样的,那么不经事。现在提起来,妈妈也觉得好笑。上小学三年级时,放学后就得上山或拔猪草或砍柴或割牛草,或者在家煮猪食喂猪,煮晚饭。由于我们家属于搬家人,也就是村人眼里的“野人”,这样的人家,属于自家的财产,除了居住的房屋和房屋里的东西就别无其他了。哪像大姓家庭,可以有满山的果树和其他用材林。上山砍柴割草都是有限制的。有一天,弟弟嘴馋,摘了田姓家的两个梨吃,就被主人家大儿子连骂带辇追到家门口。那家伙比我大两岁,看上去大处差不多。他们骂人的习惯,开口便是“你这个野人,敢偷我家的东西。”正好遇上我在家,人虽小,听到这话还是挺敏感的,提起木棍拦着就问,“你要是再骂,老子就不客气了。”嘴里说着,棍棒就高高举起来了,对方也被吓住了,他没有意识到我会那样大胆。他也就只敢边骂边回头就跑,我辇出去几步也就罢了,只是对骂了几声了事。晚上大人做山活回家来了,他家又找上门来,说我四弟偷他家的梨,只是在也没有像白天那样的骂了,可弟弟还是免不了妈妈的一顿咒骂和几巴掌。我呢?他也在我爸妈面前一并给告了,说我还想用棍棒打他。结果爸妈教训了我一顿,反复对我说,不经别人同意拿别人的东西总是不对的,做错了事,就得认错,不许强词夺理。爸爸说,做人要实在,一不拿,二不偷,三不抢,凡事要凭本事吃饭。
我看着爸爸那气急难堪的样子,连连点头,记住了,记住了。
有一天睡过了,早上没吃饭就去上学,中午饭就去亲戚家吃,他家养了一条狗,招待我的是腊排骨焖蚕豆饭,啃了的骨头就随便丢在地上,狗就在饭桌边转来转去的,我只是顺便用脚挡了一下,那狗回头就把我的小腿咬了一口,虽说只是当时疼了一阵子,可我往后的一段时间就下不了河水了。我二哥和本村的同学们就轮换着背我过河,一周后,伤口结盖,看着好了,我就大着胆子自己下河,不料伤口感染发炎,化脓,整个身体持续发热,走路走不了,实在想动,也只有坐在地上趖。连医带拖就是半个月才慢慢好了。当时,我们的校长李鹏清老师,十分注重礼仪教育,他天天如此,从不间断,每天早上都要站在学校大门口查岗,所有的学生到了学校门口都要向他敬礼问好,直到上课铃声响了,他才离开校门,去各教室清点人数。下午五点半钟放学,他也要站在校门口,送别所有的学生回家,同样的,我们学生要给他敬礼问好方可离开。我们一天到晚,只有下午放学回家了,才能吃上一顿相当于中午饭的或者是酸汤饭、或者是白酒水泡饭,有时甚至是烧几个马铃薯或红薯吃就不错了。吃好了还得上山或砍柴或割草,有时也在家做饭。说起在家做饭的事,也不是一件安逸轻松的事,包谷面常常是自己亲自端去石磨上现磨,白菜要去地里割,豆子要去地里摘。一般是先把猪食煮着,就去推磨,面磨好了,猪食也就煮熟了,然后再把饭蒸着,接着又得上山找菜,回到家饭也就熟了,煮菜也就正好合适。春季学期,雨季来临,大河涨水,我们就乘小木船渡河,一趟可以载三四个人,每人付费一角钱;要是河水太大,渡河不成,就得去学校寄宿。要是河水涨到平河两岸的时候,小船也划不成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背着粮食顺河往上游走,用将近一天的时间,途中经过大河边,青龙河,庄子山,新田冲,范家坝,老街上,大河街,小铺子,王二塘,茨托,河湾,菜地沟十二个村子才到学校,我们当时称作“绕水上学”。为了避免这一绕,当然就只有过上住校的日子了,学校没有床,只有在楼板上铺地铺,一床草席铺在楼板上就是睡觉的铺,一个漏水的磁盆就是升火用的炉子,一个锑锅里放一个用竹篾编的竹碟就是蒸饭的用具,下面还可以煮菜。中午或下午放学的钟声一响,我们住校生就忙着各自升火做饭,升火的燃料都是学校统一准备的干柴,每学期全校师生上山拾柴一次,就够全校住宿的师生烧一个学期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自己做的饭菜很简单,只有包谷饭,还是稀一餐干一餐的,菜的品种就更是单一了,反正只有一样蔬菜。先别说要吃好了,只要是能吃饱就不错了,何况我们大多时候都是饱一餐饿一餐的。要想吃好的,除非是过年的时候,全家人杀一只鸡,煮个猪脑壳,蒸一籈大米饭,炒几样蔬菜,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平常的日子,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哪还谈得上什么营养呢?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参加高中录取时的体检,身高只有一米四七,体重34公斤,属于严重偏瘦型,大概就是营养不良的原故吧!可是,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中午能饱饱的吃上一顿饭,就是一种幸福!
我很庆幸,没有从大河中冲走,没有从山坡上滑下,没有在丛林中迷路。在青春的旅程上,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村庄的山雾里升起了一轮稚嫩的太阳。我也将用一生去把这些珍贵的记忆,珍藏,细细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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