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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与文学散文
曾经有过“一本书主义”的说法，写一本书就可以名扬天下。那可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可能是写书的人少、读书的人多的原因。近些年来，说是文学被边缘化了，写过若干本书的有若干人，却仍默默无闻，是写的人多了，读的人少了。人们精神消费的方式多了，似乎比当下的文学可靠，文学成就斐然，也不可回避大多也就只能在体制圈内循环，自娱自乐而已。
不少文学写作的跋涉者，用他们的话说，多年来在行政岗位工作，坚持文学创作，是一个心结。这也可能属于眼下所说的官员作家之列，涉及仕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话题。
官员作家，非官员作家，作家官员，自古有之，见怪不怪。新时期以来，文艺体制在不断改革，在政府供养编制中已很少有专业作家的份额，文艺体制内大多是从政管理人员，一些因艺术成就冠以身份的作家艺术家，与文化行业之外的官员作家是有区分的。在当好官员的同时当好作家，无可厚非，谁也不能剥夺官员作为一个公民从事写作的权利。名声不好的是那些抱着文学之外的目的，当不好官员或者是借官员之便混迹于文坛的伪作家，更令人不齿的是那些贪污的官员作家群，如媒体上所说的文坛地沟油。官、商、文的横向联系，有的已演变为权、钱、名的循环利益链，妨碍或损害着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尊，是值得警醒的。
说到仕与中国文学传统，是个恒久的话题。学而优则仕，前面还有一句，即仕而优则学。优，是说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如果还有余力，就去做学问。学习学好了，如果还有余力，可以去做官，以便更好地推行仁道。这句话，并不是说学习好就能做官，做了官就一定有学问，而是说学无止境。仕，古同“事”。做官，仕途，是一种事业。朱光潜先生曾说，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王维出仕后，屡受各种打击，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辋川山水间修养身心，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后世称他为诗佛，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精通音律。王维亲和山水，绝不是远离仕途的选择，而是一种生命本真。他的文化贡献，超越了他的政绩。
中国文学传统，有其生存和言说方式，最重要的特征无非是关注现世。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儒家教人做个中庸顺民，在社会意识方面崇尚伦理，乐于安土。文学传统的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文学表达，如李白的把酒问月，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如龚自珍的此山不语望中原。怀乡，包括离别、贬官、充军，是文学表达的原由。其人生观是建功立业，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以延续生命的意义。《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最为重要，然后才是做事做学问。魏晋文学的个人意识觉醒，对名声不朽进行反思，对功名无热衷，又看开。独善其身与兼齐天下的平衡，如王维的身在官场，心存自然，如苏轼的外儒内道，随缘自述，及隐士如陶渊明超脱的存在，影响了文学传统的精神。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文学传统的价值标准历经百年演变，已经呈现出新的面孔。若站在仕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视角来看官员写作，可以读到仕与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特质，诸如关注现实、怀乡情结、做人做事做学问、看开功名、随缘自述等等，不失为一种人文关怀，有益于世道人心。至于所谓贪污的官员作家群，属于一小撮，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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