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岁月中的母亲散文
一
我对母亲的记忆，应该是从三岁开始的。
三岁那年，母亲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肚子里面长几个大疙瘩，像怀孕一样，渐渐鼓起了来，而母亲没有感觉到疼，更没有感觉到痒。用现在的医学术语讲，其实就是肿瘤病，不管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都可以做切除手术。但是，在四十多年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病县医院不接受，地区医院，再怎么说也是不肯接受。对于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老实巴交的父母来说，就等于给母亲判了死刑。
倔强的父亲，不会轻易放弃给母亲治疗的，俗话说：病急乱投医。父亲打听到，往西离家五十多里，有一个部队农场医院，给地方老百姓看病，并且医术很高，于是，父亲就带着母亲，过了村西边那条小河，去了农场。父母上午出的门，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回家了，说是医院接受了。经过医生们会诊后，决定做个实验，不管是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都需开刀动手术，以便掌握这类病人详细的临床资料。医生同时也把手术的危险性，告诉了我父母，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并且签下“生死状”。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一根救命稻草，也要被父亲紧紧抓住，父亲还能说什么呢？哪怕是千金散尽、顷其所有，也会竭尽所能地去救我的母亲。
父亲准备了一些住院用的换洗衣服，安排好家里面的事情，便带上三岁的我，匆匆忙忙地赶往农场医院。
为什么要带我去呢？是母亲一再要求的，母亲认为自己是绝症，命悬一线，说不定就此离开人世，非要让父亲把最小的我带去，想必是做好了最后的打算吧！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也许是老天爷看见我们兄妹六人，还有一个老奶奶的缘故，就没有要我母亲的命。医生切开母亲肚子，从肠子旁取出几斤重的“肉瘤子”，化验后，说是良性肿瘤。就这样，母亲躲过一劫。也因此，母亲住院恢复，我就在那里陪父母住院。
因为是大型的军垦农场，住有很多解放军，晚上有时就在医院东边的大麦场上放电影。有天晚上，医生小谢叔叔，就带我去看电影，那些解放军们，一队一队整齐地进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放什么电影，已经没有印象了，只是记得，似乎有钻地道的情景，看了没有多久，就在小谢叔叔的怀里睡着了，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我睡在病床上母亲的身边。母亲问我昨晚看的什么电影？我揉揉眼说不知道。
还有一次，是我一个人在医院前面一栋房子前瞎转悠，一位正在小饭桌旁吃饭的解放军叔叔就问我：“小朋友，你是哪里人？你爸爸在干嘛？”
我不记得前面是怎么回答的，只是记得我说了句：“我没有爸爸。”
叔叔接着问：“那经常抱你那个人是你什么呀？”
我大声地说：“是我伯！”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那位叔叔就笑得直不起腰来，他妻子刚好盛饭出来，听说后，也大声笑了起来。
其实这个叔叔，也是医院里面的一名医生，知道我父母在住院，也就是逗逗我玩而已。后来，我没有“爸爸”的笑话，传到我父母那里，他们也大笑了一场。
为什么我要说没有爸爸呢？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管父亲不叫爸爸，叫伯，一个村子里的小孩都这么叫，小孩子都不知道，原来，“伯”就是爸爸。
母亲病好后，部队找了一辆板车，母亲躺在板车上，让我坐在母亲的身边，还派两个解放军叔叔和父亲一起，用板车把我们送回了家。叔叔们把我们送到家后，简单地吃了顿饭，又返回了部队。我们一家和乡亲们，把他们一直送到河边，直到过河后，看不见身影，才依依不舍地回了家。
从那以后，母亲一提起在农场住院，就念叨解放军是她的救命恩人，眼里就蓄满了感激的泪花。
二
到了六七岁，正是淘气的年龄，那时，我家门前有条东西方向的大路，过了大路，有个大堰塘，堰塘边，有用麻条石垒成的台阶，一级一级直通到水底。女人们经常在台阶上洗衣服，孩子们经常在台阶上玩耍。
每晚睡觉前，母亲就让我拿着鞋，到堰塘边麻条石台阶上去洗脚，然后再上床睡觉。大人们在地里忙农活儿，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儿。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等到大人收工回来，就在自家门前睡着了。
那么大的一个堰塘，外面黑咕隆咚的，有时，会冷不丁地窜出一只小猫小狗来，会吓你一大跳。或许是因为害怕等原因，每次走到路边，我就把鞋放到地上，顺便就穿上，在路旁蹲一会儿，就转身往家里走。在灯下忙碌的母亲就问：“洗完脚了？”我就干脆地答道：“洗完了。”于是就上床睡觉了。
有天晚上，我不洗脚就上床睡觉的事情，终于被母亲发现了，我在睡梦中，被母亲给拉下床，叫比我大三岁的四姐，给打盆凉水来，直到母亲把我双脚按在水盆里面，我才从懵懵懂懂状态中清醒过来。记得母亲一边给我洗脚，还一边数落着三姐、四姐：“大人们在地里快忙死累死，你们只知道自己玩，就不知道帮弟弟洗洗脚？”
父亲一声不吭、笑眯眯地坐在凳子上抽烟，三姐噘着嘴，在一旁站着，四姐一脸怒气地瞪着眼瞅我。她们肯定是认为都是我的错，而母亲却把怨气撒在她们头上。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三姐和四姐就交替着打着手电筒，陪着我去堰塘洗脚，再也没有不洗脚就上床睡觉了。
三
八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在厨房揉面，准备蒸馍馍，或许是打算给孩子们蒸一些甜味馍馍吃，就让我去西边三合镇供销社买糖精。临出门的时候，母亲还交待说：“等着用，你快去快回，别又玩忘记了？”
供销社的阿姨，把用旧报纸包裹着的糖精小纸包递给我，我打开后，用手拿了一颗放在嘴里，尝一尝，甜得发苦，又按原样包好，放进了裤兜儿里。
刚走出供销社大门，就碰到了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他们便喊我去西边小河洗澡，因为天比较热，我想都没有想，就和他们一起去洗澡了，早把买糖精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我在沙滩上尽情地奔跑，在小河里面舒心地游玩，直到在回家的路上，才突然想起放在裤兜儿里，包有糖精的小纸包。我掏出纸包一看，纸包早让水给弄湿了，再打开一看，糟糕，哪里还有一粒糖精？早就溶解了。
我一回到家里，气势汹汹的母亲，就拧着我的耳朵，让我跪在院子里的一棵树荫下面，从厨房门后面，拿出一根树条，在我背上不紧不慢地抽几下，然后又进厨房做事。我三姐、四姐拿着馍馍在旁边吃，我嬉皮笑脸地问她们要馍馍吃，她们一边摆手，一边用手偷偷地指着厨房的方向。母亲看我还若无其事地问姐姐们要馍馍吃，就再次出来打我，疼得我一阵阵难受，最后，还是父亲出来给我解围，母亲还拧着我的耳朵愤愤地说：“下次我再交待你事情，看你还长不长记性？”
四
在我九岁的时候，记得我三伯家院子里，东南角有两棵石榴树，每年五月，石榴花就开了，像一束束高举着的火焰，火红火红地摇曳在风中。三伯家在我们北边，有青砖砌成的院墙，家里还养有一只大黑狗，黑狗不仅很机警，而且对主人也很忠诚，要想吃到石榴，非得先过黑狗这一关不可。
看着石榴一天天长大，石榴嘴已经裂开了，里面晶莹剔透的果粒，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我的心就更不安分了，整天都琢磨着，怎样才能偷吃到三伯家的石榴。
当然，嘴馋的还有邻居的水良，他比我大一岁，主意也比我多。我们就琢磨着，先把三伯家的黑狗给弄死，然后，就能吃到石榴了。
有一天，水良家的一只小鸡，偷吃了家里放的老鼠药死了，水良妈就叫水良把被毒死的小鸡，在野地里给掩埋了，这水良就多个心眼儿，暂且把死鸡埋了。等大人们都下地干活了，就和我一起，把毒死的小鸡挖出来，把鸡毛褪干净，用细绳子拴着鸡腿，从院墙外扔给三伯家大黑狗吃，我们就爬在墙头上看着。大黑狗很聪明，不是自己主人给的食物，它闻了闻，就走开了。水良把死鸡拽回来后，就说：“要不我们把鸡给煮熟，煮熟的鸡肉会更香，黑狗就经不住诱惑，肯定会吃的。”煮熟后，又在里面掺杂了些老鼠药，才再次丢给大黑狗吃，结果大黑狗就被毒死了。我们也如愿以偿地吃到了石榴，那宝石一般晶莹的果粒，让我们终身难忘。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伯很快就找到我和水良家了。三伯说：“要知道是这样，我早把那两棵石榴树给砍了，只可惜我家那只聪明的黑狗了！”
毒死黑狗，就不只是偷吃一两个石榴的问题，就变成行为品质问题了。偷石榴可以说是调皮捣蛋，毒死黑狗就变成道德败坏，甚至会走向违法犯罪的开始。
可以想象，我和水良都痛快淋漓地挨了顿打。
这件事，让我记住了父亲那张可怕的黑脸，也记住了母亲声泪俱下的劝导和教诲。对我日后的成长，绝对起到了教育和警示作用。
五
十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接近吃午饭的时候，因为肚子很饿，我就爬到一棵枣树上摘枣子吃，也是因为想多摘些枣子，脚就不断地往树枝前面移动，不成想，重量超过了树枝承受的极限，“咔嚓”一声，树枝就断了。就在一瞬间，我脚下踩着的树枝，和手里拽着的树枝一下子都断了，好在我的双手，还拽着上面的一根树枝，借着力，我就从几米高的树上摔了下来，记得先着地的是屁股，被摔得特别疼。
不知道是谁跑到我家，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想到要挨打了，我慌里慌张地摘了几个断枝上的枣子，就往东边村外跑去，母亲在后面飞快地追着，情急之下，我一头钻进村东头一大块玉米地里，没头没脑地往前窜了一段时间，才找了个比较荫凉隐秘的地方，就顺势躺着吃枣子。
“清娃儿、清娃儿……”母亲在外面急切地喊着，“出来吃饭，妈不打你。”三姐、四姐也和母亲一起，在玉米地外焦急地喊着我。
我心里想：你说得倒美，谁知道是真是假？说不定回家了又要下跪呢？兜里的枣子吃完了，我又啃了一个嫩玉米，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等我从地里出来，夜幕已经降临。我回到家时，母亲满脸着急，出人意料的`是，没有露出打人的凶相，而是拉着问我，腿疼吗？胳膊疼吗？肚子疼吗？见我只摇着头，最后好像如释重负地说：“快去吃饭，大稻场上有电影，吃完后，和我一起看电影去。”
那天晚上，看的是电影《小兵张嘎》，看完电影后，刚回家的父亲一见到我，就怒气冲冲地用左手食指，指到我鼻子说：“你个小王八蛋，我要打得让你长记性。”他高高地扬起了右手，在我闭上眼准备挨打的时候，却发现父亲的手，被母亲给挡住了。
母亲像是对父亲说，又像是对我说：“感谢老天爷有眼，娃子没有摔个咋样？要是摔个腿折胳膊断的，这辈子别说娶媳妇了，一切都完了！”然后，母亲让三姐端盆水，给我洗洗脸搽搽身子，还结合晚上看过的电影情节说：“今晚电影上放的是张嘎子，我看你就是个郝嘎子！”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父亲，见他笑了，我也笑了起来。
六
十二岁的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正是花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时节，麦苗正在拔节生长，夹杂着一畦畦油菜花，田野里，就像铺满了一张张黄绿相间的大地毯，美丽极了。天空碧蓝碧蓝，白云朵朵，春风挟裹着油浓浓的菜花香，弥漫在乡村田野里，人醉了，乡村也醉了。
我们几个小伙伴，手里拿着风筝，就往村外田野跑去，正所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从大队部的变压器上牵出两根高沿线，一直通到村外的机井旁的小屋里。小屋里有抽水用的三厢电机，旱情严重的时候，就日夜不停地抽水浇地。那一根根高压线杆，是用砍倒的树干做的，运过来栽在地上，在树干上面钉一个倒立的三角木架，上面横木两端，各安装了一个“瓷葫芦”，高压线就缠绕在“瓷葫芦”上。不知是风刮还是什么原因，有一根高压线杆就歪倒了下来，和地面大致成三十度的夹角，这样，高压线几乎贴着地面，我们要到田野里放风筝，就必须要越过这两根高压线。
我走在最前面，前脚已经跳过去了，后脚就碰到一根高压线，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瞬间把我推倒在一丈开外，倒在麦地里不省人事。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母亲的怀里，母亲还在稀里哗啦地哭着。
后来听说，伙伴们看我被电击倒后，就大声呼喊，村电工刚好路过这里，就把我平放在麦地上，用手掐我的人中，还进行了人工呼吸，才把我从死神手中救了过来。
也是命不该绝，因为村电工经常培训一些急救知识，加上那天我穿的是一双“半胶鞋”，和地面是绝缘的原因，才因此躲过了一劫。
更可笑的是，电工看我醒来后，还给我出了几道数学题，问我一加一等于几，他见我答了出来，又问我一加二乘以五等于几，最后见我都不假思索地答对了，他就开玩笑地说：“谢天谢地，还没有被电给击憨！”一席话，连在一旁哭泣的母亲，也破涕为笑了。
七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在我们村子西边两里远的地方，我们每天上下学，要经过三合镇这个小集镇，说是个集镇，其实是个冷热集，也就是逢单赶集。买卖东西的街道，也只有一百多米，农村人说得形象，老牛一泡尿，就能从这边撒到那头。
有天早晨下早自习，不知道哪个同学，就指着街边竹条筐里面的苹果问道：“苹果的英语单词怎么读？”见有人答对后，有人又指着一挂香蕉，问英语单词怎么读？于是，我们就四处寻找街上卖的瓜果蔬菜，看还有没有我们学过的英语单词。忽然，我看见一大筐洗得很干净的萝卜，急忙大声问道：“萝卜的英语单词怎么读？”几个同学转过头来，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开始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笑，其中一个用手指了指卖萝卜的妇女，我定眼一看，脸一下子就红到耳根。原来，是我母亲在卖萝卜。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就一哄而散了。
母亲那天回家后就告说我，我们走后，街上的人们就在议论，说这群孩子将来长大后，肯定会有出息。母亲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清娃儿，你好好读书，考出去了，像你小姨夫一样，天天吃大米干饭，不再和我们一样，天天啃红薯疙瘩了。”
八
我母亲出生在柳林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和我们村相距十多里。外公外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没有舅舅。大姨叫王桂喜，小姨叫王风喜。母亲是老二，叫王桂兰，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出生。姊妹三人，只有小姨读了几年私塾，大姨和母亲，就算是再挨外公的打，就是不愿意进私塾念书，所以，斗大的字母亲也不认识一个。我小姨夫是个大学生，在地区规划局上班，后来，把我小姨和两个表弟，都带进城里了。因此，他就成了我们羡慕的对象，也是这个家族中的骄傲。
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地方红薯比较多，也只有在外面工作的人，才能吃上细米白面。母亲就用这种朴素的观念，来教育激励我好好学习。后来，我终于考上了大学，也算是跳出了“龙门”，想必父母当时肯定很高兴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飞速地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地提高，原先被我们所追求的“细米白面”般的生活，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家常便饭。相反，红薯之类的所谓“粗粮”，有时候，不仅价格要比“细米白面”贵，而且还变成无公害食品中的稀缺食品。一些红薯制品，就像我们当年想吃的“细米白面”一样，反而变成孩子们爱吃的美味佳肴。
二十四岁那年，我准备结婚了，当我把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带回家时，母亲又是去菜园子摘瓜果，又是张罗着打枣子，高兴得合不拢嘴。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父母年事已高，条件拮据，捉襟见肘，家里只有两间土坯房，为了供我上学，早已经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了。这土坯房能当新房吗？结婚把新媳妇安置在哪里？我心中像是蒙上一层乌云。好在女朋友善解人意、没有提什么要求。婚事就在这简陋的土坯房中给办了。后来，我们也住进了单元房，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梦，却单单都发生在那两间简陋的土坯房中。看来，生活的幸福感，不仅仅是用物质条件来衡量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满足和愉悦！
第二年，我们的女儿便出生了，因为要帮助我们带孩子，父母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一起生活了十年的时间。时光也在清清淡淡的岁月中悄悄流走，也正是这十年，从一衣一饭，一言一行中做起，去关注父母平凡琐碎的生活，才让我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直到二〇〇一年，母亲感觉直肠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才知是直肠癌后期。这之后，母亲就一直和医院打交道，在床上躺了两年后，于二〇〇二年腊月二十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四岁。
像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母亲的一生，平凡而朴素，留给我的，没有很多的金钱和荣誉。而母亲对我的爱，却是伟大而无私的，那厚重的情感，足够我回味一生，咀嚼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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