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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岁月中的母亲散文
一
我对母亲的记忆,应该是从三岁开始的。
三岁那年,母亲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肚子里面长几个大疙瘩,像怀孕一样,渐渐鼓起了来,而母亲没有感觉到疼,更没有感觉到痒。用现在的医学术语讲,其实就是肿瘤病,不管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都可以做切除手术。但是,在四十多年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病县医院不接受,地区医院,再怎么说也是不肯接受。对于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老实巴交的父母来说,就等于给母亲判了死刑。
倔强的父亲,不会轻易放弃给母亲治疗的,俗话说:病急乱投医。父亲打听到,往西离家五十多里,有一个部队农场医院,给地方老百姓看病,并且医术很高,于是,父亲就带着母亲,过了村西边那条小河,去了农场。父母上午出的门,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回家了,说是医院接受了。经过医生们会诊后,决定做个实验,不管是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都需开刀动手术,以便掌握这类病人详细的临床资料。医生同时也把手术的危险性,告诉了我父母,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并且签下“生死状”。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一根救命稻草,也要被父亲紧紧抓住,父亲还能说什么呢?哪怕是千金散尽、顷其所有,也会竭尽所能地去救我的母亲。
父亲准备了一些住院用的换洗衣服,安排好家里面的事情,便带上三岁的我,匆匆忙忙地赶往农场医院。
为什么要带我去呢?是母亲一再要求的,母亲认为自己是绝症,命悬一线,说不定就此离开人世,非要让父亲把最小的我带去,想必是做好了最后的打算吧!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也许是老天爷看见我们兄妹六人,还有一个老奶奶的缘故,就没有要我母亲的命。医生切开母亲肚子,从肠子旁取出几斤重的“肉瘤子”,化验后,说是良性肿瘤。就这样,母亲躲过一劫。也因此,母亲住院恢复,我就在那里陪父母住院。
因为是大型的军垦农场,住有很多解放军,晚上有时就在医院东边的大麦场上放电影。有天晚上,医生小谢叔叔,就带我去看电影,那些解放军们,一队一队整齐地进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放什么电影,已经没有印象了,只是记得,似乎有钻地道的情景,看了没有多久,就在小谢叔叔的怀里睡着了,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我睡在病床上母亲的身边。母亲问我昨晚看的什么电影?我揉揉眼说不知道。
还有一次,是我一个人在医院前面一栋房子前瞎转悠,一位正在小饭桌旁吃饭的解放军叔叔就问我:“小朋友,你是哪里人?你爸爸在干嘛?”
我不记得前面是怎么回答的,只是记得我说了句:“我没有爸爸。”
叔叔接着问:“那经常抱你那个人是你什么呀?”
我大声地说:“是我伯!”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那位叔叔就笑得直不起腰来,他妻子刚好盛饭出来,听说后,也大声笑了起来。
其实这个叔叔,也是医院里面的一名医生,知道我父母在住院,也就是逗逗我玩而已。后来,我没有“爸爸”的笑话,传到我父母那里,他们也大笑了一场。
为什么我要说没有爸爸呢?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管父亲不叫爸爸,叫伯,一个村子里的小孩都这么叫,小孩子都不知道,原来,“伯”就是爸爸。
母亲病好后,部队找了一辆板车,母亲躺在板车上,让我坐在母亲的身边,还派两个解放军叔叔和父亲一起,用板车把我们送回了家。叔叔们把我们送到家后,简单地吃了顿饭,又返回了部队。我们一家和乡亲们,把他们一直送到河边,直到过河后,看不见身影,才依依不舍地回了家。
从那以后,母亲一提起在农场住院,就念叨解放军是她的救命恩人,眼里就蓄满了感激的泪花。
二
到了六七岁,正是淘气的年龄,那时,我家门前有条东西方向的大路,过了大路,有个大堰塘,堰塘边,有用麻条石垒成的台阶,一级一级直通到水底。女人们经常在台阶上洗衣服,孩子们经常在台阶上玩耍。
每晚睡觉前,母亲就让我拿着鞋,到堰塘边麻条石台阶上去洗脚,然后再上床睡觉。大人们在地里忙农活儿,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儿。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等到大人收工回来,就在自家门前睡着了。
那么大的一个堰塘,外面黑咕隆咚的,有时,会冷不丁地窜出一只小猫小狗来,会吓你一大跳。或许是因为害怕等原因,每次走到路边,我就把鞋放到地上,顺便就穿上,在路旁蹲一会儿,就转身往家里走。在灯下忙碌的母亲就问:“洗完脚了?”我就干脆地答道:“洗完了。”于是就上床睡觉了。
有天晚上,我不洗脚就上床睡觉的事情,终于被母亲发现了,我在睡梦中,被母亲给拉下床,叫比我大三岁的四姐,给打盆凉水来,直到母亲把我双脚按在水盆里面,我才从懵懵懂懂状态中清醒过来。记得母亲一边给我洗脚,还一边数落着三姐、四姐:“大人们在地里快忙死累死,你们只知道自己玩,就不知道帮弟弟洗洗脚?”
父亲一声不吭、笑眯眯地坐在凳子上抽烟,三姐噘着嘴,在一旁站着,四姐一脸怒气地瞪着眼瞅我。她们肯定是认为都是我的错,而母亲却把怨气撒在她们头上。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三姐和四姐就交替着打着手电筒,陪着我去堰塘洗脚,再也没有不洗脚就上床睡觉了。
三
八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在厨房揉面,准备蒸馍馍,或许是打算给孩子们蒸一些甜味馍馍吃,就让我去西边三合镇供销社买糖精。临出门的时候,母亲还交待说:“等着用,你快去快回,别又玩忘记了?”
供销社的阿姨,把用旧报纸包裹着的糖精小纸包递给我,我打开后,用手拿了一颗放在嘴里,尝一尝,甜得发苦,又按原样包好,放进了裤兜儿里。
刚走出供销社大门,就碰到了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他们便喊我去西边小河洗澡,因为天比较热,我想都没有想,就和他们一起去洗澡了,早把买糖精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我在沙滩上尽情地奔跑,在小河里面舒心地游玩,直到在回家的路上,才突然想起放在裤兜儿里,包有糖精的小纸包。我掏出纸包一看,纸包早让水给弄湿了,再打开一看,糟糕,哪里还有一粒糖精?早就溶解了。
我一回到家里,气势汹汹的母亲,就拧着我的耳朵,让我跪在院子里的一棵树荫下面,从厨房门后面,拿出一根树条,在我背上不紧不慢地抽几下,然后又进厨房做事。我三姐、四姐拿着馍馍在旁边吃,我嬉皮笑脸地问她们要馍馍吃,她们一边摆手,一边用手偷偷地指着厨房的方向。母亲看我还若无其事地问姐姐们要馍馍吃,就再次出来打我,疼得我一阵阵难受,最后,还是父亲出来给我解围,母亲还拧着我的耳朵愤愤地说:“下次我再交待你事情,看你还长不长记性?”
四
在我九岁的时候,记得我三伯家院子里,东南角有两棵石榴树,每年五月,石榴花就开了,像一束束高举着的火焰,火红火红地摇曳在风中。三伯家在我们北边,有青砖砌成的院墙,家里还养有一只大黑狗,黑狗不仅很机警,而且对主人也很忠诚,要想吃到石榴,非得先过黑狗这一关不可。
看着石榴一天天长大,石榴嘴已经裂开了,里面晶莹剔透的果粒,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我的心就更不安分了,整天都琢磨着,怎样才能偷吃到三伯家的石榴。
当然,嘴馋的还有邻居的水良,他比我大一岁,主意也比我多。我们就琢磨着,先把三伯家的黑狗给弄死,然后,就能吃到石榴了。
有一天,水良家的一只小鸡,偷吃了家里放的老鼠药死了,水良妈就叫水良把被毒死的小鸡,在野地里给掩埋了,这水良就多个心眼儿,暂且把死鸡埋了。等大人们都下地干活了,就和我一起,把毒死的小鸡挖出来,把鸡毛褪干净,用细绳子拴着鸡腿,从院墙外扔给三伯家大黑狗吃,我们就爬在墙头上看着。大黑狗很聪明,不是自己主人给的食物,它闻了闻,就走开了。水良把死鸡拽回来后,就说:“要不我们把鸡给煮熟,煮熟的鸡肉会更香,黑狗就经不住诱惑,肯定会吃的。”煮熟后,又在里面掺杂了些老鼠药,才再次丢给大黑狗吃,结果大黑狗就被毒死了。我们也如愿以偿地吃到了石榴,那宝石一般晶莹的果粒,让我们终身难忘。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伯很快就找到我和水良家了。三伯说:“要知道是这样,我早把那两棵石榴树给砍了,只可惜我家那只聪明的黑狗了!”
毒死黑狗,就不只是偷吃一两个石榴的问题,就变成行为品质问题了。偷石榴可以说是调皮捣蛋,毒死黑狗就变成道德败坏,甚至会走向违法犯罪的开始。
可以想象,我和水良都痛快淋漓地挨了顿打。
这件事,让我记住了父亲那张可怕的黑脸,也记住了母亲声泪俱下的劝导和教诲。对我日后的成长,绝对起到了教育和警示作用。
五
十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接近吃午饭的时候,因为肚子很饿,我就爬到一棵枣树上摘枣子吃,也是因为想多摘些枣子,脚就不断地往树枝前面移动,不成想,重量超过了树枝承受的极限,“咔嚓”一声,树枝就断了。就在一瞬间,我脚下踩着的树枝,和手里拽着的树枝一下子都断了,好在我的双手,还拽着上面的一根树枝,借着力,我就从几米高的树上摔了下来,记得先着地的是屁股,被摔得特别疼。
不知道是谁跑到我家,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想到要挨打了,我慌里慌张地摘了几个断枝上的枣子,就往东边村外跑去,母亲在后面飞快地追着,情急之下,我一头钻进村东头一大块玉米地里,没头没脑地往前窜了一段时间,才找了个比较荫凉隐秘的地方,就顺势躺着吃枣子。
“清娃儿、清娃儿……”母亲在外面急切地喊着,“出来吃饭,妈不打你。”三姐、四姐也和母亲一起,在玉米地外焦急地喊着我。
我心里想:你说得倒美,谁知道是真是假?说不定回家了又要下跪呢?兜里的枣子吃完了,我又啃了一个嫩玉米,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等我从地里出来,夜幕已经降临。我回到家时,母亲满脸着急,出人意料的是,没有露出打人的凶相,而是拉着问我,腿疼吗?胳膊疼吗?肚子疼吗?见我只摇着头,最后好像如释重负地说:“快去吃饭,大稻场上有电影,吃完后,和我一起看电影去。”
那天晚上,看的是电影《小兵张嘎》,看完电影后,刚回家的父亲一见到我,就怒气冲冲地用左手食指,指到我鼻子说:“你个小王八蛋,我要打得让你长记性。”他高高地扬起了右手,在我闭上眼准备挨打的时候,却发现父亲的手,被母亲给挡住了。
母亲像是对父亲说,又像是对我说:“感谢老天爷有眼,娃子没有摔个咋样?要是摔个腿折胳膊断的,这辈子别说娶媳妇了,一切都完了!”然后,母亲让三姐端盆水,给我洗洗脸搽搽身子,还结合晚上看过的电影情节说:“今晚电影上放的是张嘎子,我看你就是个郝嘎子!”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父亲,见他笑了,我也笑了起来。
六
十二岁的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正是花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时节,麦苗正在拔节生长,夹杂着一畦畦油菜花,田野里,就像铺满了一张张黄绿相间的大地毯,美丽极了。天空碧蓝碧蓝,白云朵朵,春风挟裹着油浓浓的菜花香,弥漫在乡村田野里,人醉了,乡村也醉了。
我们几个小伙伴,手里拿着风筝,就往村外田野跑去,正所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从大队部的变压器上牵出两根高沿线,一直通到村外的机井旁的小屋里。小屋里有抽水用的三厢电机,旱情严重的时候,就日夜不停地抽水浇地。那一根根高压线杆,是用砍倒的树干做的,运过来栽在地上,在树干上面钉一个倒立的三角木架,上面横木两端,各安装了一个“瓷葫芦”,高压线就缠绕在“瓷葫芦”上。不知是风刮还是什么原因,有一根高压线杆就歪倒了下来,和地面大致成三十度的夹角,这样,高压线几乎贴着地面,我们要到田野里放风筝,就必须要越过这两根高压线。
我走在最前面,前脚已经跳过去了,后脚就碰到一根高压线,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瞬间把我推倒在一丈开外,倒在麦地里不省人事。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母亲的怀里,母亲还在稀里哗啦地哭着。
后来听说,伙伴们看我被电击倒后,就大声呼喊,村电工刚好路过这里,就把我平放在麦地上,用手掐我的人中,还进行了人工呼吸,才把我从死神手中救了过来。
也是命不该绝,因为村电工经常培训一些急救知识,加上那天我穿的是一双“半胶鞋”,和地面是绝缘的原因,才因此躲过了一劫。
更可笑的是,电工看我醒来后,还给我出了几道数学题,问我一加一等于几,他见我答了出来,又问我一加二乘以五等于几,最后见我都不假思索地答对了,他就开玩笑地说:“谢天谢地,还没有被电给击憨!”一席话,连在一旁哭泣的母亲,也破涕为笑了。
七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在我们村子西边两里远的地方,我们每天上下学,要经过三合镇这个小集镇,说是个集镇,其实是个冷热集,也就是逢单赶集。买卖东西的街道,也只有一百多米,农村人说得形象,老牛一泡尿,就能从这边撒到那头。
有天早晨下早自习,不知道哪个同学,就指着街边竹条筐里面的苹果问道:“苹果的英语单词怎么读?”见有人答对后,有人又指着一挂香蕉,问英语单词怎么读?于是,我们就四处寻找街上卖的瓜果蔬菜,看还有没有我们学过的英语单词。忽然,我看见一大筐洗得很干净的萝卜,急忙大声问道:“萝卜的英语单词怎么读?”几个同学转过头来,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开始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笑,其中一个用手指了指卖萝卜的妇女,我定眼一看,脸一下子就红到耳根。原来,是我母亲在卖萝卜。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就一哄而散了。
母亲那天回家后就告说我,我们走后,街上的人们就在议论,说这群孩子将来长大后,肯定会有出息。母亲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清娃儿,你好好读书,考出去了,像你小姨夫一样,天天吃大米干饭,不再和我们一样,天天啃红薯疙瘩了。”
八
我母亲出生在柳林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和我们村相距十多里。外公外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没有舅舅。大姨叫王桂喜,小姨叫王风喜。母亲是老二,叫王桂兰,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出生。姊妹三人,只有小姨读了几年私塾,大姨和母亲,就算是再挨外公的打,就是不愿意进私塾念书,所以,斗大的字母亲也不认识一个。我小姨夫是个大学生,在地区规划局上班,后来,把我小姨和两个表弟,都带进城里了。因此,他就成了我们羡慕的对象,也是这个家族中的骄傲。
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地方红薯比较多,也只有在外面工作的人,才能吃上细米白面。母亲就用这种朴素的观念,来教育激励我好好学习。后来,我终于考上了大学,也算是跳出了“龙门”,想必父母当时肯定很高兴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飞速地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地提高,原先被我们所追求的“细米白面”般的生活,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家常便饭。相反,红薯之类的所谓“粗粮”,有时候,不仅价格要比“细米白面”贵,而且还变成无公害食品中的稀缺食品。一些红薯制品,就像我们当年想吃的“细米白面”一样,反而变成孩子们爱吃的美味佳肴。
二十四岁那年,我准备结婚了,当我把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带回家时,母亲又是去菜园子摘瓜果,又是张罗着打枣子,高兴得合不拢嘴。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父母年事已高,条件拮据,捉襟见肘,家里只有两间土坯房,为了供我上学,早已经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了。这土坯房能当新房吗?结婚把新媳妇安置在哪里?我心中像是蒙上一层乌云。好在女朋友善解人意、没有提什么要求。婚事就在这简陋的土坯房中给办了。后来,我们也住进了单元房,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梦,却单单都发生在那两间简陋的土坯房中。看来,生活的幸福感,不仅仅是用物质条件来衡量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满足和愉悦!
第二年,我们的女儿便出生了,因为要帮助我们带孩子,父母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一起生活了十年的时间。时光也在清清淡淡的岁月中悄悄流走,也正是这十年,从一衣一饭,一言一行中做起,去关注父母平凡琐碎的生活,才让我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直到二〇〇一年,母亲感觉直肠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才知是直肠癌后期。这之后,母亲就一直和医院打交道,在床上躺了两年后,于二〇〇二年腊月二十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四岁。
像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母亲的一生,平凡而朴素,留给我的,没有很多的金钱和荣誉。而母亲对我的爱,却是伟大而无私的,那厚重的情感,足够我回味一生,咀嚼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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