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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舌散文
大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省电台。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领域。常识告诉我，电台是重地，等同人的喉舌。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是什么？心脏？脑袋？固然没错；可喉舌同样要紧：喉咙一被割断，生命就完了；倘若没有舌头，你怎么说话？
电台是国家机器的部件，是一个功能特殊的地方。在世界各国，但凡政权变更的第一时间，所要首先占领的地方，不是银行，也不是机场，而就是电台。
据说以前电台招用新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审、筛选、考察，祖、父、己三代均不能有任何政治污点。我原先属于“可教育好子女”，要不是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是万万不可能进入这样的单位的。电台政治处主任亲自到大学挑人，不知咋就挑了我？
到电台报到的第一天，只见庄严的大门有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岗把守，我不禁肃然起敬，脑子里荡漾着永不消逝的电波。
我被安排在文艺部文艺科，一个科十几人，我所在的文学组有6人。科长是个转业军官，不苟言笑，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其他人莫不如此，都在埋头写稿、改稿、看材料，轻易不说一句话。室内简直鸦静雀默，气氛严肃得能捏出水来。
我当编辑，主要工作是写剧本，制作广播剧。也客串文艺记者，采访撰写通讯。
很快我就发现，这里工作的流程极为严谨，一丝不苟。我们科制作的节目，只是整个电台每天播出内容的小部分，稿子必须连同审稿意见表送到部里，经过严格审核通过后，转到录音科录制，配上音乐、声响，再仔细监听，合格则成为节目，然后列出节目表安排播出，节目的时间必须掐紧，精确到秒。
每个当天播出的节目，由编辑按节目安排表到磁带库去，领取磁盘；不管是新作或重播的节目，都要再次检查，叫做“监听”。节目内容从头到尾一字一词都必须仔细听，否则一旦出了事故那就“大单”了；听完一卷磁带后，还至少要保留一分钟的空白——因为磁盘是反复录制节目的，预防过时的政治内容在紧接的时候播出——这叫做“消磁”。编辑们习惯在磁盘最尾处夹一白纸条，表示“消磁到此为止”；若消磁不干净，造成误播，那就是“政治事故”。
“政治事故”可比一般的安全事故严重多了，足以令整个社会震骇。我听说过，有人工作不过细，让“交城山”的歌曲误播了出去，随即就有全国各地纷纷打来的电话，询问下台主席是否重新出山了？
恰逢我们文艺科有个同事，负责安排播出曲艺节目。他在监听时太粗心，那纸条被吹走，消磁不干净，竟然让一段“我们伟大的文艺旗手”的话撒到了天空，结果在不到10分钟内，从临近的本市到遥远的新疆、塔河以至域外，就打来了难以数计的责问电话，把值班室的座机都给打爆了——人们发出质疑：“旗手平反了么？”你说要命不要命？
结果，这个编辑立即被停职检查，通报处分，最后调离了电台。或许他这还是比较好的遭遇，过去有个北京籍的播音员，就因为类似的错误以“破坏”罪定为“现行”，被褫夺播音资格，“封喉”长达二十几年呢。
这样的事，我可听得多了。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接受了同科那个编辑的教训，工作起来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神经绷得紧紧的，一刻也不敢松弛。说老实话，那简直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啊。
这样过了一年。我被抽调到厅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协助省工作组进行调查。其实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这个过程相当艰难，嘿，我不能泄露机密，但有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是可以说的。调查中发现，“文革”时因“掺沙子，扔石头”而进入电台的“造反派”不少，光是县级以上的“造反派司令”就超过10人之多。
最后，文革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就选择离开电台，调到了出版社。文学组的6个人，有4人调走。
这段经历虽然不长，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告诉了我——
人生在世，小心保护你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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