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汉风吹西域散文

远古汉风吹西域散文

　　说西域“始通于张骞”，显然需要商榷的。不要说现在，就是古代就有人提出了质疑。在没有国家形成之前，西域与中原，中原与西域应该就有了来往。没有国家、民族的“羁绊”，人们可以自由“行走”，两地间就不可避免地来来往往。考古认为，西域原始文化极具地域特色，但在许多方面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疆众多地区发现过不少细石器遗址，经研究认为，它们的造型特征明显与我国华北地区相同。特别是在石器的选料、制造、加工、合成的一系列过程中，在西域和中原汉地不同地区显示出相类似的共同点。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只能是同一种文化、技术影响下的产物，是西域地区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即与黄河流域存在文化交流的明证。

　　一万年前的事，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足于说服他人的。然而这种证据就有，在西域地区就发现了大量的环刃石器，有了它，学者们就有了更深一步的推测。这种环刃器通常由石料制成，故而又称之为“环刃石器”。在考古学术语中，其别名甚多，诸如“环状石器”“环状石斧”“石环”“盘状器”“穿孔锄形石器”等等，是一种简易的劳动工具。其形制为圆盘状，中央穿一圆孔，孔一般较小，周缘打磨成刃，十分锋利。考古工作者研究认为，环刃石器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起源于辽东半岛。这种环刃石器在西域境内共发现九件，分别出自五个文化遗址，即伊吾卡尔桑遗址、奇台半截沟遗址、和硕曲惠遗址、和硕新塔拉遗址、疏附阿克塔拉遗址。

　　显然不是偶然巧合。若把西域出土的环刃石器与东北等地的环刃石器略事比较，不难发现，西域境内的环刃石器与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流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环刃石器不仅形制相似。而且大小、厚薄、穿孔、磨制技术都极为相同。西域出土的环刃石器表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西域东疆原始文化圈的居民就已经与东北地区的临海居民发生过密切联系。东北与西域遥遥相对，直线距离约五千公里，在交通阻绝与信息闭塞的古代社会，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相隔千山万水的两地居民几乎同时期使用同种类型的生产工具，这不能不使我们追想到民族迁徙运动。接下来就是考古工作者的联想：

　　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四百年至两千年左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分别为几个大的部落联盟所控制。黄帝部族据黄河流域北部地区，黄河流域南部则是炎帝部落的势力范围。东方靠海的是九黎部族；靠近南方的是三苗部族；靠近黄河东河曲的是共工氏部族。诸部中以炎帝、九黎两部为强，并且炎帝部落首领控制着炎帝、黄帝、共工氏三大部落集团，统有现今陕西、河南、山西大部地区。九黎部族控制着太吴、少吴、三苗四大部落，领有今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湖北诸地，从而双方形成了东西对抗、南北对峙的局面。

　　炎帝部族为占有土地肥沃的河北地区，率先兴师动众地向九黎部族发难，一心想做中原霸主。九黎部族共举蚩尤为尊，由他领兵迎战，双方在今河北省官厅水库一带展开殊死的争夺战。然而，炎帝部落远非九黎部的对手，几次交手，炎帝部族败阵，士气锐减。蚩尤也没有客气，乘胜追击，扩充地盘，数年问兼并二十一个诸侯国，由是声威大震。蚩尤的扩张引起中原炎黄部族的恐慌，黄帝部族借口炎帝“德衰”，废炎帝而立黄帝。炎帝没有得到同情，是他打破了平静，挑起的战端。战端一开，要么打败敌人，要么打败自己。

　　黄帝新立，“内行刀锯，外用甲兵”，遂决意先兼并不服从其领导的炎帝部众。“虎老余威在”，炎帝身边还有一帮“跟班”兄弟，自然不肯乖乖伏降，二人便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结果黄帝大胜，尔后又将兵锋指向蚩尤。蚩尤是久经沙场的悍将，所领导的九黎部众势力殷实，黄帝九战不胜，“军人皆惑”。黄帝被迫起用“应龙”“女魃”这些声名狼藉武士，再次与蚩尤战于“冀州之野”。结果蚩尤战败被杀，黄帝遂有冀州之地。为保境安民、长治久安，黄帝乃移炎、黄之遗民居此并于此地建都。面对国破家亡，部分九黎人被迫远离故乡，南迁太吴之地，被收纳为附庸。黄帝并不罢休，继续沿途追击，九黎部众无法继续留居，往奔西南，投奔三苗。

　　与历史上许多英武的帝王一样，黄帝的一生也是在征战中度过的。尽管这样，他至死也没有完成统一大业。真实的黄帝可能跟人们想象中的大相径庭，他应该是位能征善战的“将军”，而不是文质彬彬的“书生”。至尧、舜时，三苗与九黎“数为乱”，对尧、舜政权构成威胁。为此，尧舜发兵南下，进攻三苗。三苗、九黎部众在“丹水之浦”迎战，却以失败告终。舜乃将三苗、九黎余部析分为二，一部分投之于“崇山”（即两汉时期的西南一带），一部分“窜之于三危（现今敦煌一带）”。后因敦煌地狭沙广，九黎部众继续西迁，遂定居于伊吾、奇台、木垒等地，成为西域“土著”之一。

　　这样一来，西域文化便与中原文化有了首度的“遭遇”。由于九黎人原在东北旧地即已制造和使用环刃石器、半月形石刀，移居西域后仍依旧法重制，自属可能，故而在伊吾、奇台等地出现了公元前一千六百年的环刃石器遗物，不然，又作何解释？据现有资料，我们有理由推知：九黎人是西域古代史上有稽可考的最早的一批蒙古利亚人种居民，其后，约在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前后，北亚先后有两支古欧罗巴人种的居民由北而南进入东疆地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与西迁九黎人杂居、融合，同时也有一部分九黎人南迁塔里木盆地北沿，故使罗布泊人、五堡人的颅首有着强烈的古欧罗巴人种特征，又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此外，西域地区的彩陶遗址遍及西域东部、中部、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北麓四个区域，并且以东部地区分布密集，其他三个区，越往西进，彩陶分布点越少，迨邻近帕米尔地区时，彩陶竞杳无踪影了。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内地彩陶由东至西传入西域。据考古学家由此推定，西域地区出现彩陶的时间距今约三千五百年至两千年年间，明显晚于东边的甘青地区及中原河南等地的彩陶文化的年代。早在公元前五千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地区就产生了彩陶文化，它不可能不对西域地区产生影响。由于缺乏文字材料，我们无法确考彩陶传入西域的时间，但内地彩陶文化对西域的影响，考古发掘能够提供颇为令人信服的依据。

　　首先，西域彩陶的器形一般都是带耳器，不见小陶妇女像伴出，这一特点与我国甘青地区的彩陶是一致的。就西域彩陶的制法、陶衣和彩绘颜色与甘、青地区加以比较，不仅二者都有内彩，就连饰彩部位与纹饰也基本相同；西域彩陶的花纹一般比较简单，主要有三角纹、网格纹、曲线纹、棋格纹、涡纹、S形纹、树枝纹、折线纹、竖条纹等，其中尤以实体倒三角、内填网格或平行短斜线的大倒三角，以及由倒三角变形而成的涡纹和竖线纹最为常见，这与我国甘、青地区的彩陶风格颇为相似。从而表明，西域彩陶源于甘青，并是祖国西北彩陶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此外，考古学家在西域境内还发现不少随葬物，当产于中原汉地，借此也可以透视早期汉地文化对西域之影响。

　　漆器在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阿拉沟十八号、三十号墓葬中，曾出土一件漆盘和多件漆器。仔细端详就会发现，这些漆器的木胎已经朽烂，但朱红色的漆皮，鲜艳如新，其上绘有流利的云纹、鱼纹图案，清晰可辨。这种图案，正是战国至汉代时期，在中原内地十分风行的形象。此类漆器应来自黄河流域，说明这一文化的主人与内地之间确已存在着密切的物资交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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