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后感范文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史记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史记读后感范文1
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二，认识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
史记读后感范文2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可怕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史记读后感范文3
关于西方文学的来源，好像有种说法是脱胎于吟游诗人的说唱故事。而中国史官的来源却很明确，是探查宿命的星官。我觉得严谨的说来，《史记》还是不太好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分析的。虽然她在文笔上有文学性，也可能确有作者个人主观意图的表露，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既成事实的收集与记载（不管获得的历史资料是否真的是“事实”，至少史家总是努力寻求的）。
一方面，大型通史的史料来源是数代人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即使整理者是史家个人，但其读者主要针对的也并不是大众，而是当时的政府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目的是以史为鉴。所以史书必须把“果”的详尽展示放在首要位置，并予以最大尊重，至于“因”，以及“因”与“果”的联系，那可以由读者来分析推测，史家有参与探讨的自由，但并不是他的责任。而除历史小说外的文学作品正相反，即先有创作动机的“因”，后有内容的充实“果”。正是本着这个实际的出发点，正史书还是不能当作一种发自个人的心灵诉求的“创作”来看待的。
和《左传》《资治通鉴》等可信度较高的编年体史书相比，《史记》之所以显得更有文学性，因其开创了纪传体形式，对历史人物的描述方式是跨时间维度的单独列传。所以司马迁不得不对人物的人生历程有一个线性的展示，凡在当时得到公认的重要事件以及结局，他要设法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连接起来，并把当时别人对该人物的说法填充进去。即使在这个“连接”过程中有所发挥，那也是要参考一下是否符合当时的普遍看法。从《太史公自序》里对自己年轻时四处游历的描述，以及对继承史官父亲遗志的强调，就可以联想到司马迁所秉承的著书态度。
那《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刺客列传》等名篇里，怎么看待司马迁对部分事件的大篇幅化以及对私人对话的详细描写呢？我觉得司马迁是有一定发挥，但依然是有具体依据的。首先，作为史官能够查阅到的史料在当时肯定是全国最丰富的了，其次，当时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只一两位，而是文人卿士阶层普遍的知识储备，民间对感兴趣的历史人物还会有各种传说，所以对一个事件的描述往往可以有很多种途径获得，而且在司马迁接手前应该已经开始文学化了。而司马迁要做的就是，拣选出其中比较能贯通人物的宿命感，并符合当时人们的思考逻辑的那些史料与说法。
譬如，司马迁对项羽，陈胜，刺客，游侠的部分肯定，对当朝的高祖刘邦的缺点展示，似乎在二十四史里后无来者，实际与当时儒家还未成为统治性的社会观念有关。当时的社会本来就还残留着重义好侠的风气，况且武帝时期距离秦汉之际也就百年上下，是司马迁上三代至四代的人所亲历过的。所以，刘邦的阡陌出身与大大咧咧，项羽的赫赫战功与威慑力，还在当时老一辈人里记忆犹新，这就像我们对建国初期乃至民国时期的回顾依然是一种集体记忆，即使是传说故事，仍然是一种“集体传说”，而司马迁便是这一“集体传说”的汇总与记述者。如果有很多细节是他虚构而与“集体传说”不符的话，当下就会引起广泛质疑，不可能得到长期的认同。只不过西汉对社会的思想禁锢还不算严酷，《史记》也还是半官史，半私史性质，所以“官方善恶史观”的味道还不浓。
又譬如，《刺客列传》作为对社会下层人物的事迹描述，照理除了刺杀过程外，其他细节尤其是人物间隐秘的'对话应该是不容易流传下来的，可司马迁依然对每个刺客都有比较清晰的人格展示，这似乎有点传奇的味道。但要考虑到他们的刺杀对象都是当时处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因此社会影响大，各个阶层的人都会有所震动。尤其是民间底层的弱势群体更是会对他们的勇气倾慕有加，从而使他们的事迹能够长期经口头流传，并让其性格描述越发完善，英雄色彩越发丰富。而荆轲刺秦（前227年）虽是战国末期，却离武帝时期（前141~87年）才百年左右，刺杀的又是未来一统天下的始皇帝，这就像西安事变一般是妇孺皆知，太脍炙人口了。各种正史、野史乃至传说性质的史料来源自然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完全足够司马迁拣选整理出一套相当完整的线索了，此即典型的较有可信度的“集体传说”。
因此《史记》中绝大多数的篇章依然是对人物事件的记录，除开修辞造句方面的文学形式外，其叙事上的文学性则多是历史的结晶，而非纯粹个人的文学创作。对于战国末期到武帝时期，由于史料较丰富且口耳相传，则人物故事既详细生动又比较前后一贯。一些人物的名言与慷慨悲歌不管真实与否，应该也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的了。而越往远的年代推，如果史料与传说已残缺破碎到无法把人物描述前后贯通了，则司马迁就会提醒读者是否为传说故事，并会把不同说法罗列出来。只是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这一最容易把传说与史实混搅的尴尬时期里，可能司马迁自己也把一些传说故事当作信史来看待了，才会难得出现像“赵氏孤儿”这样的在过程上有相当虚构性的“完整故事”。
当然，司马迁毕竟是人，而且是史家中少有的经过了极残酷的肉体打击后继续挣扎着活下去的精神破缺者。由于时代与个人条件所限，他没有为抒发内心的悲愤而专门去创作一套完整的文学作品（当时承担这一任务的文学形式主要是诗歌）。但在对大量史料的编篡整理中，当遇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具体细节与他的人生经历与心理挣扎有强烈的共鸣之处时，他确实会进行偶尔的大肆发挥。
譬如，在《伯夷列传》里，对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事迹叙述只占了小部分，却罕见的用更大篇幅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无德者多安享富贵，有德者多遭遇灾祸这一“不可胜数”的现实的感叹，乃至发出了“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强烈的质疑。这显然是对自己和李陵的遭遇的映照。
而“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段更是一副与古人同病相怜的心理写照！并隐含表明了自己要为“同道人”著书立传而扬其名于后世，由此，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而为自己对现实的悲愤给予一定的慰藉。
含有个人情绪流露的最典型例子则莫过于《淮阴侯列传》里蒯通对韩信一而再，再而三的游说细节了。这段两人间屏开左右后私下里游说“反汉”的文字详尽地竟然达到千字以上，在《史记》里显的尤为醒目！显然有着司马迁特殊的寓意。
蒯通先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天下大势进行分析，提醒韩信拥有鼎足天下的良机。韩信表示感怀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信弃义。
于是蒯通又举出大量的实例对君臣关系进行分析，警示韩信功高盖主必遭猜忌，过去再有君臣之恩、亲友之情、朋友之义，都难免在利益面前彻底翻脸，化友为仇。终于发出了“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这一名言。这段游说对读者而言针对的已不只是韩信与刘邦两人间的关系，而是借蒯通之口大胆揭示整个君臣体系的本质所在，明显带有司马迁对个人际遇的强烈感悟了。
而韩信依然犹豫不决。于是，蒯通干脆从主观的角度把他对事成者的观点和盘托出。“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什么仁义道德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说到底，有野心，敢行动，抢占实际利益才能成大事。这无疑把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与成功秘诀彻底的揭露在读者面前。
由此观之，司马迁之所以用这么多篇幅详述了蒯通的游说内容，一方面对韩信有着相当的同情，为他错失良机而可惜，另一方面更是用春秋笔法对统治者的阴暗面进行了一次愤懑不已的揭露。
作为一个史官，更由于在人生后期作为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宫人，司马迁实际是没有进行个人文学创作的自由的。所以他唯一留下的私人文字《报任安书》才如此珍贵，其中的肺腑之言才最具文学味道。而后来的正史著者，尤其从唐朝开始，要么是吃官饭的，要么直接就是当朝上层官员，从内容的灵魂上讲，与文学精神可说是两不相干了。
传奇，戏曲，历史演义故事乃至汇合而成的小说作品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士大夫与统治阶层，而是包括了平民在内的各阶层人群，很多作品也先是以手抄的方式私下流传，这才开始了作者的个性化和针对读者的商业化，其故事性才更值得研究，也更容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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