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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商隐《重有感》
正视淋漓的鲜血
——读李商隐《重有感》
徐畅
提到李商隐，除了迷离悱恻的风格，细腻难解的感情之外，你还能想到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看玉溪生的另一面——一个勇于正视淋漓鲜血的有志青年。
李商隐《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一、末日的阴谋与流血
这一天是唐文宗大和九年（826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晨曦中的大明宫肃穆中透着一丝祥和之气，清晨唐天子驾临紫宸殿，百官列班站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昨晚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祥瑞，并向文宗道贺。宰相李训、舒元舆劝唐文宗亲自前往观看，亲承祥瑞。辰时刚过，唐文宗到含元殿升朝，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到左金吾后院察看甘露，良久才回，这时宰相李训却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甘露，文宗自然很是惊异，又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诸位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仇士良等宦官不疑有他，欣然而往，殊不知这甘露祥瑞正是宰相李训在天子授意下设计将他们诛杀殆尽的圈套。
原来，安史之乱不仅给唐王朝带来了因藩镇割据而日渐分崩离析的危险，更埋下了宦官专政的祸根。从肃宗宠幸的"老奴"李辅国，到程元振、俱文珍，宦官的权力日渐扩大，渐渐到了一手操纵废立甚至谋杀皇帝的地步。一度营造"元和中兴"局面的唐宪宗晚年被宦官王守澄谋杀，后来的敬宗也被害于宦官刘克明，经过一番争斗，王守澄又拥立文宗即位。
唐文宗很不齿于自己被宦官拥立的事实，更是痛恨宦官专权篡弑。他秘密培养自己的羽翼，用李训、郑注的计谋，利用宦官之间的斗争，成功扳倒并杀死了权阉王守澄，这一次他决心对将擅权的宦官斩草除根，矛头对准了另一个权阉仇士良。唐文宗与李训、郑注的密谋原本是趁王守澄下葬之机，令宦官前往水边送葬，出任凤翔节度使的郑注挑选精兵前来将他们一网打尽，不料李、郑二人亦有嫌隙，李训为争功，并在成功后铲除郑注，决心提前在京城动手。
宦官受命观看甘露去后，李训连忙召集自己的党羽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和太原节度使王璠，让他们带领军队支持自己政变，但最后王璠的人马没有来。仇士良来到甘露之所在，却见身边的韩约变色流汗，便察觉有异，这时一阵风吹过，掀起罗幕，仇士良恰见帘外甲兵无数，顿知处境危急，连忙奔回含元殿，强行挟持文宗回到內宫。宦官重新掌控大局，宰相李训和赶来相助的郑注都相继被杀。接着宦官对士大夫大开杀戒，没有参与密谋的宰相王涯、贾餗等也横罹灭族之祸，千余人被株连，"流血千门，僵尸万计",史称"甘露之变".
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牢固地掌握了军政大权，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是听任宦官，"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焰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
"甘露之变"不仅在晚唐政治结构上影响深远，更是极大地摧残了晚唐士人的政治信心，对晚唐诗坛造成了强烈影响。白居易庆幸于自己"早退先知",以诗歌抒写自己在退居洛阳的闲适惬意，"吏隐"的思想愈来愈浓重。正值青年的李商隐却密切地关注着朝局时事，当时就对这场政治惨剧做了剖析，"甘露之变"发生的第二年他就写下五言诗《有感二首》，"前一首恨李训、郑注之浅谋，后一首咎文宗之误任非人也。"（《唐诗别裁》）
同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力辨王涯等无辜被杀，揭露宦官罪恶，表示要"誓以死清君侧".这样的宣言让青年诗人李商隐看到挽救朝政的希望，他有感于此事，又创作了这首七律《重有感》。如果说《有感二首》还有诗人的分析议论在其中，那么这首诗则体现了更为浓厚的抒情色彩，是诗人在对现实的绝望中的大声疾呼。
二、诗人的悲愤与希望
诗的开篇就极力写刘从谏军事实力、指挥权和有利形势。"玉帐"是主帅之帐，"牙旗"为号令之旗，刘从谏身为一方节度，是军中主帅有号令之权，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非常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形势也非常有利，因此诗人认为刘从谏有实力达到清君侧的目标，所以说"得上游".于是，诗人紧跟着说出他对刘从谏的期许："安危须共主君忧","安危"实乃偏重于"危",本诗做于"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长安血流成河，诗人认为当前正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而一方雄镇正当与君主同甘苦共患难。
这一句中特地用了一个虚词"须"字，"须"就是应该，不是请求，不是鼓励，年轻的诗人对于兵威权重的节度大将是一副居高临下，殷殷敦责的口吻，"责以主忧臣辱之义",正与颔联的"宜"、"岂有"、"更无"口气一致。李商隐律诗善于运用虚词来增强开合顿错之感，如《随师东》："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马嵬》："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咏史》："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春日寄怀》："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更无人。"都是驱使虚词的佳句。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这里是明用典故，直接点出典故的主人公是东汉的窦融和东晋的陶侃。东汉初年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讨伐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两个典故分别出自汉与六朝两个时代，一个是唐人明镜，一个是唐人梦魂。如果说在李商隐深婉的爱情诗中典故只是起到一种背景音乐式渲染氛围的作用，那么这句诗中的两个典故则具有相当质实的指称。
窦融和陶侃的行为，与刘从谏的上表和诗人所期待的发兵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内，诗人借典故一方面赞扬了刘从谏上表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殷切地期盼着刘从谏能像陶侃一样进军平乱。"已"和"宜"两个虚词相连，一个已然，一个未然，诗人对刘从谏激赏、属望、焦灼、失望的复杂心态被生动地表现出来。事实上，刘从谏根本没有打算立即出兵平乱，他的上表只是自恃军威，与中央（当时中央权利的代表是宦官）相抗衡，以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谋求成为世袭藩镇，他排斥宦官不假，但效忠天子则未必是真，诗人的期望最终必定是以失望告终。李义山所期待的是一支神兵，剪除宦官，匡扶宇内，让天子再度振作，让唐帝国恢复荣光，让千万黎民能够安稳度日，但是这样的理想绝不是一个藩镇所能完成的，在日渐衰糜的晚唐社会中更是没有可能实现。
颈联中的两个比喻将这种失望放大到悲愤的状态。"蛟龙失水"的比喻出自《管子》："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可见"蛟龙"即指唐文宗，"失水"则谓文宗失去权利，受到宦官摆布。《礼记·月令》："孟秋，鹰乃祭鸟，用始刑戮。"《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诗人希望刘从谏成为搏击宦官的"鹰隼",但刘从谏只是说大话而不行动。"蛟龙失水"和"鹰隼与高秋"依然是一个已然，一个未然，而"岂有""更无"两个虚词则更是添加了顿错之意：本来不应该发生的祸事却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人臣应该履行的义务却没有被履行。纪昀说："‘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也。揭出大义，压伏一切，此等处是真力量。"（《玉溪生诗说》）于开合顿错之中，见诗人沉郁悲愤之情。
尾联更是将这种悲愤渲染到极致，"举向时被祸之家及目前诛蔓犹未绝者，激烈言之"（贺裳《载酒园诗话》），在悲愤之中诗人是看不到希望的。初唐时武则天女主临朝，挟制天子，在一些士大夫眼中也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乱象，李唐王室和旧臣揭竿而起，骆宾王为起义的徐敬业作《讨武氏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同样是悲愤，悲愤之外却有"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这样的信心和气魄，认为依靠徐敬业的起义可以挽救乾坤颠倒的现实。
然而李商隐面对的晚唐政局，"甘露之变"前前后后形形色色的人们，一方是气焰嚣张跋扈专权的阉宦，一方是腐败恣睢贪得无厌的军阀，即便是还未深涉政坛的李商隐也能感到，依靠一方打败另一方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缓解矛盾、安抚黎民的效果的，往后的世道只会更加混乱而黑暗。开成元年的京城依然是日以继夜的人号鬼哭，诗人感叹这样悲惨恐怖的气氛什么时候结束，内心期盼却看不到出路，奔走呼号却只听到绝望。开成二年十二月李商隐所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回顾唐朝二百二十年历史，第六、七段也写到甘露之变中文宗、郑注的不智，及其后社会的混乱和百姓的痛苦，依然是一腔对现实无能为力的忧愤与焦急。这种绝望是很多晚唐人所共有的绝望。
三、李商隐如何传承"诗史"?
李商隐近体七律对杜甫的效仿十分明显。这首《重有感》也不例外。从诗题来看，以"有感"为题作政治抒情诗就是创自杜甫。朱三锡说："昔杜工部以议论为诗，非具大经济大学问未易臻此境地，故为唐一代诗人之极。义山竭力模仿杜工部，集中如此等作，深得杜工部神髓。"（《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这里的"以议论为诗"是指在诗中对时事发表评论，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宋代江西诗派的"以议论为诗"在诗中讨论人生哲理是不同的，唐人的议论偏重于情，而宋人的议论偏重于理。
这首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严密精到的用典和比喻以及炼字等方面都明显效法杜甫律诗。《唐诗成法》中说："前半时事，后半致慨。此首即杜之《诸将》也。亦不能如杜之深厚曲折，而语气颇壮，用意正大，晚唐一人而已。诸选皆不录者，但采春花之艳丽，而忘秋实之正果也。"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沉郁悲壮，得老杜之神髓。"俞陛云《诗境浅说》："玉溪生平瓣香杜陵，其忠愤铁荡之气，溢于楮墨，雅近杜陵也。"
杜甫的诗歌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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