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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读后感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读后感《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它的意义已经超出本学科之外。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此书为何里面的内容貌似已经陈旧，却仍为世人所读呢？笔者觉得作者的学术追求已超出内容之外，总是启人深思。社会虽已变化，但所揭露的问题仍然换着面孔重复出现。所谓新问题，也不过是“传统的发明”罢了。
单就此书来说，作者讲到了前些年的收提留款和查账过程中的问题，其中的冲突让人触目惊心，看《中国农民调查》就可知道。现在虽不收提留款，还给农民农业补贴了，但是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乡镇负债累累，一取消皇粮国税，这些债务都怎么样了？仍然背着还是转嫁到别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从农业补贴里面变相扣除？这些只有做过调查的才会知道，所以我也只是猜测。收提留款时期紧张的干群关系，到现在有了缓和。村民似乎和干部们少了更多的接触，也就无所谓矛盾了。领农业补贴也就是隔着银行的玻璃和业务员验卡收钱就行了，没事谁去找干部啊！其实不然，矛盾由普遍矛盾变成了个别矛盾而已。如经过多年的宣传和强制，超生多生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但是还是有的。这时候计生办的作战对象就不是整个乡村妇女，而是个别妇女。笔者的家乡打工的妇女定期要去计生办交孕检证明，这给她们带来相当的不便却无可奈何。
贺雪峰将荆门农村归结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村庄，认为因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导致缺少村庄精英，村庄社会关联较低等（贺雪峰，2003，22页）一个村庄是怎样的分层状态又有着什么样的记忆？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村庄精英的产生可能有宗族因素、个人性格原因及其关系网络、经济因素、村民的实际需要等原因；村庄社会关联性的相关因素有：个人与村庄的紧密度、生存方式、地理区位、生活预期、宗族文化、个人安全感、民俗传统、村落规模、官民互动、政策（如拆迁、移民）、村民自治等有关系。所以农村问题研究需要细化，这样才能发现本质性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者继续就缺乏记忆问题进行思考。他认为村落共同体由三种边界构成：一是自然边界，二是社会边界，三是文化边界（贺雪峰，2003,30页）。国家的行政设置对自然边界的划分是比较清晰的，社会边界就是农业户口，文化边界就是村民对村庄的心理认同，对农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村庄一般会有前两种种边界，但文化边界却不容乐观。当前中国在大学生中搞“农转非”，就被人认为是变相侵吞土地。据新华网报道，在义乌，如果本人户口在农村，可以在旧村改造中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还能盖起四层半的楼房，因此出现大批公务员将户口迁入农村的现象。村民在拥有第一种和第三种边界时，对于第二种社会边界的认同终究还是和自己的利益挂钩的，但国家政策时常不明朗，所以只有在脱离农村后的现状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他们才会离开农村。只有前两种边界，而缺乏文化边界的村庄，就是作者说的“原子化”村庄，村民离心离德，在此情况下，前两种边界也就无意义了。他们就如无根的人，至于转入城市以后如何建立新的文化边界，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作者在分析农民合作能力不足时指出：“对传统关系的破坏，尤其是诸如市场经济、现代传媒、自由流动等因素造成的村庄共同体的阶梯，使得村庄社区的合作能力大大衰退了。不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而是因为农村传统的被破坏和农村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法律下乡的不理想”（贺雪峰，2003,63页）。作者的分析很清楚，不过我的疑问是所谓的传统关系指什么？村庄共同体为什么那么容易就阶梯了？我们在判断农民合作能力不足时是依据的什么标准？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村庄共同体再次形成，如果能，它又需要什么契机？传统关系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有自身特有的形成机制和逻辑的。如果再建村庄共同体，这些已遭破坏的传统关系又被我们的建构者如果评价并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呢？
作者谈到的水利问题也让我很感兴趣。作者写道：“建国后大集体时代修建的大水利已被严重破坏，以前依托大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就必须修建小水利。小水利也是水利，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贺雪峰，2003，P133）我们是应该称赞大集体时代的水利建设的，它使中国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农业生产也得到较大发展。作者认为“1980年代是个吃老本的时代”(贺雪峰，2003，P133)，这个评价是精当的。笔者门前的水库在大集体时代能满足一个乡镇的水利需要，但现在水流量和覆盖面已大大缩小了，今年由国家拨款对水库进行修理，不知是不是国家的政策重新关注地方小水利建设了。国家近年对三农问题的强调，还有相关的宣传，如“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反哺农业”，如果真的是实干的话，那么对水利的重新关注那就可以理解了。这也是让人比较兴奋的现象，至少是除了组织农民之外的另一个有效措施。但是正如作者说的“水利并不是一个可以一朝得到即可朝朝享用的事业，而是一个需要人们不断维护建设的事业”(贺雪峰，2003，P133)。政府可以定期去维修水利，但是也只是假设而已，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维护的长期机制，国家作为辅助力量，进行必要的财力、政策支持。
我们翻开理论书，会发现每种理论投入实践后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在读者这里形成头脑风暴，而且貌似真的能提高对农村的认识。实践出真知，中国的国情还是需要用本土化的理论来解决。作者在谈到与西方对话问题时，认为“在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中建立起来的有时竟然获得西方社会科学承认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其问题来自西方，其关注的焦点来自西方。这些研究性的材料也许来自中国，但中国材料被分割了，中国材料本身是破碎的，而且是手段性的，这种研究......对于13亿人口却大多无用。”这是很发人深思的话语，无论是对学科理论建设还是对于田野实践。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清楚自己的焦点在哪里。我们所用的理论工具到底是否称手，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反思。作者同时说道：“对中国无用并不等于这种研究无用，社会科学研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结晶，对人类文明有用的研究当然有用......问题是，这种对人类文明有用的研究不应独占中国社会科学”（贺雪峰，2003,220页）。作者的这段话对于社会学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也是有着提醒意义的。作者指出“中国当前尤其缺少那些不试图与西方学术界对话，而是致力于中国农村本身研究的政策基础和政策研究。”我们既要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又要立足于扎实的研究，努力做出实绩，这样才会得到更多的认可，也是专业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者的书给人启发的地方很多，值得一读。这篇读后感只是一个社会学门外汉的一点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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