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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的空地与时间
安藤忠雄在《建筑家安藤忠雄》一书中，在“为了孩子的建筑”的一章里写道： “孩子玩耍时撞到玻璃，大人不会督促孩子‘自己要小心’，只是一味追究‘玻璃’的加害责任。为了避免承担这种责任，建筑者开始消极地倾向使用撞了也不会破的玻璃，甚至干脆不用玻璃。 “街头巷尾常常听得到让孩子发挥自己个性的教育改革等讨论，但是培养儿童个性与独立的想法，和将所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危险的事物完全摒弃，在受到彻底管理的环境中保护儿童的思维，是相互矛盾的。小孩在连撞到玻璃有危险都不懂的环境里长大，真能学会自我管理吗？在这种过度保护的状况下'到底能不能萌生‘活在当下’的紧张感？又怎能培育出自己想办法克服问题的创造力呢？现代儿童最大的不幸，就是日常生活中，无法拥有‘照着自己想法做些什么’的时间。 “我小的时候，城市里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土地。放学后，理所当然的就是自由时间。在没有犬人制定规则的空地上，孩子们尝到自己动脑筋玩要的乐趣，与同龄人一起成长。学会与自然相处之道，也体验了进入危险的地方就会尝到苦头的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歌颂经济至上的日本社会，从孩子身上夺走了空地和放学后的自由。将孩子封闭在‘过度保护’的世界里，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系统，阻碍了孩子的独立自主。” 在注重培养孩子独立性并且以不怕孩子吃苦受伤而闻名于世的日本，能有如此反思，几年前读到此处时，很有些诧异与感动。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尖锐反思与质疑，能够激发人们正视徘的问题，是一种可贵的追问。 回想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身，我们对于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可能与日本社会尚有差距，在有意无意中，在爱的名义下，孩子们的独立性总是遭到侵占与控制，以至于贻误了孩子的独立发展，等到问题出现、木已成舟才追悔莫及，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和社会，遮盖自己并未尽到的责任，成为鲁迅笔下可悲的“恨人”之流。 对于教育方式是否合适的追问，应该贯穿为人父母者的终生。有人将教育比作是一门艺术，认为要用一生去探究。而教育艺术之路是一条让父母充满了挫折与坎坷的重新成长之路。“孩子们提供了各种机会激励我不断地学习，而且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明白了，只有在我有孩子之前，我才觉得自己是专家。”《正面管教》一书的作者简?尼尔森在此书的序言里真实勇敢地写道。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一文中说道：“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父母很不易做，是因为好的父母，为了给孩子做出榜样，要使自己做出改变甚至是很大程度上的推倒重来，孩子很大程度上是父母的翻版，假如有―天我们真的教育好了孩子，我们也必然成功地重塑了自身。正如《正面管教》里生动而深刻的教育逻辑：“让父母和老师们感到沮丧的很多行为难题，是能够改变的，关键是大人要首先改变自己。坦率地说，我已经听腻了大人对孩子们行为的喋喋不休的抱怨。” 《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中提及的教育家巴尔博士写道：我认识很多这样的父母，他们妄自尊大，对孩子缺乏应有的尊重。虽然婴儿、幼儿不明白什么叫自尊，但他们能够十分敏锐地感受到父母的情绪。对于抚爱和夸奖，他们以微笑和撒娇加以回报；对于嘲弄和漠视，他们以发怒和任性来加以回应。巴尔博士非常注意这一点，他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他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随时调整自己对孩子的态度和做法，孩子的任性就很容易被克服。 家庭教育是父母自孩子出生以来就开始的系统实践与探究，一刻不得松懈，环环相扣，才得以不断导被剥夺的空地与时间向孩子充满希望的未来。那些“孩子不听话，你只需要这样做”的鸡汤文章所道出的生硬管教方法与片面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教育妙招，永远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一个家庭的教育问题。像老卡尔?威特，像斯托夫人，每一个伟大的父母，都是一个自成一派的教育家。他们在不停息的实践中不畏权威，创新着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书写着尊重与守护的美好成长故事。 按照蒙台梭利的观点，今天的大人并没有资格去说教未来的大人，也即今天的孩子，应给与他们最大限度的自由活动的环境，以支撑他们的自由探索与发展，而成年人要尤其注意退回到尊重与守护者的位置上。在父母之路上，不断对自身进行追问与反思，远离发号施令者的简单粗暴人设，在恪守尊重孩子独立人格的底线之上，真正了解孩子，引导孩子，是为人父母者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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