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不可及」与「愚不可及」

「智不可及」与「愚不可及」

“智不可及”与“愚不可及”这个典故，源于孔子与弟子的一次对话。孔子讲到，春秋时期有一个国的宰相名叫宁武子，曾经先后辅佐过两代君主。在第一代君主时期，因为政治清明，宁武子智不可及；在第二代君主时期，因为政治黑暗，其愚不可及。为什么宁武子这个人会“前智”而“后愚”呢?这既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智慧由个人掌控有关。这反映了政治黑暗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智慧，当一个人改变不了时局时，就会寻找一种可以自保的养晦之略。作为今人，作为现代的领导者，从这个故事中能借鉴到什么呢?我认为，从微观层面上说，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和防止下属这种“愚不可及”现象的发生，很值得我们深思。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对关系中，领导者居于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领导。

领导要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当领导的有没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这一点至关重要。现在讲领导德才的比较多，对领导度量的关注比较少。事实上，在领导行为中，度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领导心胸狭窄、恃才傲物，下面的人肯定不敢多言，说话从有所保留开始，到说好话、说套话、说恭维话，最后通过沉默来抗争。当沉默都不行时，他只有变得“愚不可及”了，因为谁都清楚领导手中的权力掌控着下属的政治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谁都得乖乖的，谁都会去向宁武子学习，在容人问题上，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齐桓公与管仲曾经有过一箭之仇，但齐桓公当上国君后，捐弃前仇相管仲。结果，管仲将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民富国强。如果当初齐桓公记住一箭之仇，没有容人的雅量，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管仲相齐，也不可能有他后来的霸主之位。所以，身为领导，一定要有容人的雅量，能容人不能容之言，能容人不能容之事，能容人不能容之物。尤其要容得下曾反对过自己的人，容得下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容得下与自己有过节的人。领导胸襟开阔，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下属的聪明才智才能源源不断地涌流。否则，大家就会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大臣们一样，谁也不说实话，都以好话套话恭维话来应付领导。更有甚者，领导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什么脑筋也不动了，最后也变成了“愚不可及”。

领导要善分权、用众智。项羽至死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输给刘邦。他在乌江边发出了“非战之罪也，天亡我也”的感叹，就是感觉自己的出身、人品、能力、功夫都在刘邦之上，军事力量也比刘邦强大许多，为什么最终却败给了刘邦。刘邦帮助项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并最终赢得天下，并不在于他本人比项羽的本领大多少，而在于他用好了三个人：张良、萧何、韩信。刘邦因用众智得天下，而项羽自恃“力大无比”，以力取天下，最终落了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并且还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现在，有的领导自认为水平高，凡事皆一人决断，而下面的人却毫无用武之地，渐渐地，本来很有智慧很有想法的下属也变成了传声筒。诸葛亮本人有很高的智慧与才能，但从现代用人观来看，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凡事喜欢独断，喜欢事必躬亲。所以，诸葛亮死后，蜀中无人，蜀国成了三国中最早被灭的一个国家。这不能说与诸葛亮长时期一人独掌大权、不善分权没有关系。

领导要努力创造民主、和谐的从政环境。在现代，和谐的从政环境更需要一种民主的机制来保证。抗战中大批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若论生活和工作条件，根据地无疑是最艰苦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学习工作，还要参加生产劳动，甚至要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条件如此艰苦，而根据地却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原因就在于根据地的民主氛围很好，有自由宽松的环境，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多么希望造就一个人人都能起来负责的和谐的从政环境，让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源源不断地发挥出来，开启一个其乐融融、“智不可及”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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