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不了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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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对德语文学有一定了解和爱好的读者们，对弗兰茨·卡夫卡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这位生于19世纪末的“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在他短暂的人生创作了无数至今仍在学术界里被孜孜不倦地探寻和阐释的作品。他独特怪诞的视角和简洁调侃的写作风格对20世纪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卡夫卡众多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那三部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即《审判》，《美国》和《城堡》中《城堡》是最具有代表性，最能体现其创作风格和特色的作品。而小说里 “城堡”的象征意义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争执不休的焦点。在当初出版小说时，卡夫卡的生前挚友马克思.布罗德就已然为城堡的象征意义定了调子，他认为城堡象征着神的恩典，K追求的是对绝对的对自我的救赎。以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派认为城堡表现的是荒诞世界的一种形式，主人公K也正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现代人的代表。他徒劳的努力正好反映了当代人孤独的生存现状。在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雅明的眼里，城堡是“父权”的同位语，是权力和官僚的象征。对于城堡的象征意义一个世纪来一直是众口不一的，然而不管它到底代表着什么，通过对文章的阅读，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从始至终K都竭尽脑汁想要靠近它。换一句讲，它对K必然具有超常的吸引力。但是令人惋惜的是直到生命的终点K都没能够进入到这个他心之向往的地方。而小说全篇所描述的仅仅是他在村子里兜兜转转和不同人群打交道并不断受挫和被排挤的在六天里发生的事情。在叙事速度上作者将一个精度浓缩的事情极力拉伸，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绝望，崩溃，压抑的感觉，似乎这六天时间比一个世纪都还要长。有人说，卡夫卡的小说就是他的自传，小说中的人物则是实践性的自我。对于这点是不置可否的，至少作者生前对此从未有过明确的表态。但是不管是从主人公名字戏谑性的设定以及K和作者在人生经历上一些惊人的契合，都不难让我们联想到，K就是卡夫卡的影子或者换句话说作者在其创作时投射了大量的个人情感。而在这种创作的立意上，卡夫卡是矛盾的，是令人费解的。因为不光是在《城堡》里，在他的另一长篇小说《美国》里我们也读到了相似的故事情节。（在《美国》里主人公卡尔，一个同样迷茫无措，被周遭排挤的“异乡人”在不见尽头的路途上追寻美国梦。和K一样，卡尔最后也未能成功实现梦想，到达美国。）因为众所周知，这个羞怯，寡言，畏惧异性，生活在父亲巨大阴影下的男人用尽他一生的时间都在寻找摆脱这个对他而言纷杂，沉重和压抑的社会的镣铐。在给奥斯卡的信中，他说自己好像成了穴居人。他写道：“这样一种生活天衣无缝地不断向上高耸，高得用望远镜几乎都看不到顶”。在这个陌生疏离的世界里是写作给他活下去的动力和理由。是写作给他带来了日常生活无法满足的象征性补偿。对他而言，“写作是一种祈祷形式”。日记里他写道：“只有通过我的写作我才停留在生命里”。对其而言，写作是一种对社会进行反抗的方式，是作为在这个社会里弱小势单，无枝可依的个体的庇护所，是逃离尘世的精神家园。然而正是在这个令他徜徉与世隔绝的小世界里，他却一再选择了走进人群，和社会对话这个他在现实社会里避之不及的话题。这样重复的故事立意让我们不由得审视这看似是在分裂人格中创作出来的作品所蕴含的真正用意。是怎样的心理促使了这种矛盾的创作动机？而通过这样的立意他又在告诉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告诉自己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让我们一同走进《城堡》寻找答案。 　　在小说的开始主人公K是以一个自称是受聘于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的陌生人身份出现，他抛妻弃子经历种种来到这个村庄。为了随后的和城堡的所谓斗争，K准备先在属于城堡管辖范围内的村子里工作，他认为一份在村子里的工作可以了解到同样隶属城堡管辖的村民的所思所想并和他们打成一片以此来确保自己在村子里的地位。 　　“只有作为乡村工作人员，尽可能远离城堡的老爷们，他才能够在城堡里有所收货。村里的那些人，他们还这样对他疑神疑鬼，他们就会开始讲话，如果他，虽没成为他们的朋友，但已成为他们的同村人，而一旦他同盖尔斯泰克或拉泽曼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必须很快做到，一切全取决于这 —— 那么条条道路一下子都会向他敞开。”然而与此同时K也深刻意识到要成为这个村子的一员，就会像其他村民一样在城堡的管辖之下慢慢变得冷漠，顺从，被奴隶化。“这周遭令人沮丧的气氛，对于失望的习惯性接受，[......]然而这些都是他所惧怕的。” “他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强烈冲动，要结识一些人，可是每结识一个新人就会增添一分倦意。”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人会最终失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于现状，即城堡对他们所谓的残暴的统治，也只有惟命是从。在K看来这种僵化被动的意识在这场战斗中对他很不利的。所以他必须远离这种关系，时刻保持独立和自由。所以当他被他人拒绝时，他的反应居然是：“[……] 听到这些直率的话很高兴，他行动更自在。”而相反当他受到热情好客的巴纳巴斯的邀请时，却表现得出奇的抗拒，“他宁愿在那儿过夜，也不远在这里哪怕最舒适的床上睡觉，”在他眼里巴纳巴斯家的热情是一种计谋的变相的伪装：“这些表面上帮助他的人，他们不带他进城堡，却用骗人的小把戏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来，有意无意得转移他的注意力，做消耗他的精力的事”。 　　当然如何界定这种自由K认为也是很关键的，当自由被极端化了也同样是危险的。例如当城堡作为一个权力机构从未正面回应过K的宣战，而是给予了他充分的自由任由他四处游荡时，在K看来这种放任就会使他放松戒备并削弱他的斗志：“它们让K，当人只是在村子内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用这种方法娇惯他，削弱他，在这里根本就排除任何斗争，并从而把他置入非官方的，完全毫无头绪的，阴暗的，异样的生活中。” 　　纯粹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和尘世里的凡俗而复杂的人情交往作为两个背道而驰的概念都是K向往的，他想要像其他人一样融入进社会里过平凡的生活，却为这种生活所带来的磨灭个性和独立判断的影响所扰，但当他能够真正意义上无拘无束地享受到自由时。“这是K觉得仿佛人们已经切断了和他的一切联系，仿佛如今他的确比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可以在这平时不准他的地方等候，愿等多久就等多久 [……] 他同时也觉得仿佛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候，这种不可侵犯更没有意义，更没有希望的了。” 　　全篇小说K一直深受自由和束缚这两个全然背道而驰却盘根错节的概念的困扰，这也正是阻碍他靠近城堡的真正原因，因为对K而言只有平衡好了两者关系他才能够真正开始他的斗争，才能真正像其他村民一样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他一直致力于对这种关系的梳理和对梳理背后的所谓真相的定义由此出发，城堡作于一个被追逐的欲望的符号似乎又获得了一种新的被阐释的可能性。在这里它脱下了宗教的光环，卸去了象征父权的桎梏。在这里它是对束缚和自由这两者关系的完美实践，是对真相的成功探寻和定义。然而显而易见这种先定义再生活的先后顺序是不符合逻辑的，而这种脱离实践，超验的对真相的探寻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在K眼中村民们所谓麻木，消极，不具思辨的心态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他们无需了解所谓的“真相”，无需对事事都刨根问底追究原由，他们即出生起就心安理地接受社会的“馈赠”，对他们而言抑或根本就没有真相，或者真相打出生时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真相即在生活中。而这种能力是K不具备的。 　　和K一样，卡夫卡作为一个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穴居人”无法获得存在感和认同感。卡夫卡的一生都在父子关系，职业和婚姻问题所扰。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我。”然而和K不一样的，一直以来卡夫卡都清楚地意识到，先真相再生活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行不通。在专制的父亲面前，他孤立无助，“在您面前，我失去了自信，而代之以无穷尽的罪恶感”。然而面对这面庞大的不断细噬和挫伤他的阴影，他并未选择过逃避，甚至是到最后的岁月，他仍然在期望着父亲的认可。在保险公司的任职的日子里，让他近距离地对世间的疾苦，穷人的无奈，官场的冷漠和虚伪。然而在这个浓缩了世间五味杂陈的方寸空间，他却一呆就是十五年，且和同事们都相处愉快，并获得了不错的评价。而在情感的境遇里，对一个对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都有病态恐惧的孤独的殉道者来说，爱上一个人是近乎不可能的，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纯公式化的事情令人悚惧”。然而数次情感经历伴随的订婚虽都未能圆满收场，但是卡夫卡似乎并未因此而绝望并止步于情感的世界。所以不管是作为儿子，公司职员，还是情感的伴侣，卡夫卡都深谙自己和世俗社会的契约关系以及自己在里面所需要扮演的角色。而伴随在现实社会艰难前行唯一的安慰和补偿便是写作。同样也正是这种带着清醒痛楚，苦行僧似的社会参与也为他在文学创作中带来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在充满束缚和痛苦的社会里寻找自由，在自由的天地里和社会对话；用痛苦的现实为梦想的实现添砖加瓦，用对梦想的热爱支撑在现实的艰难前行。尽管卡夫卡笔下的K最终倒在了寻找梦想的路上，而作为K的塑造者的卡夫卡却通过这只笔抵达了他心中的“城堡”。 　　参考文献： 　　[1]安德烈.阿尔特，《卡夫卡传》，张荣昌（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 　　[2]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书信选》，叶廷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3]弗朗茨.卡夫卡《城堡》，张荣昌（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4]弗兰茨·卡夫卡《致父亲—天才卡夫卡成长的怕与爱》，张荣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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