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是一面镜子

周厉王是一面镜子

国人暴动

公元前841年，秋凉时节的一个夜晚，国都镐京城里出大事了。

黑暗中，一群手持棍棒、农具的国人秘密集结，并扑向王宫——他们要向周厉王讨还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和他欠下的血债。

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周厉王下令调兵镇压。臣下两手一摊：我们周朝，寓兵于农，现在农人暴动，您能调谁来呢？

厉王这才明白大祸临头，急急带着宫眷潜逃出城，到彘地（今山西霍州市东北）隐居起来。一代君王，下场狼狈。

国人在王宫中遍寻厉王不着，混乱中有人说太子静在少召公家里躲藏，便云集至召公家门前，火光如昼。召公无奈，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充作太子静交出，国人杀之，令人叹息的悲剧，止住了混乱的进一步扩大。

事变只持续了一天，算是历史上最短暂的革命，却威力非凡——赶走了不可一世的国王。这以后的十几年，国家没有了国王，由贵族大臣会议代行王政，史称“共和行政”时期。

前828年，厉王死，谁继承王位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这时，召公把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并把在自己家中隐藏了十四年的太子静带到人们面前，告诉人们这个年轻人是谁，并提出由他来继承王位。

当年太子静年幼无知，暴政与他无关，经召公十四年的培养，静成长为学识颇丰的翩翩少年，于是贵族举手表决，拥立他做了国王，是为周宣王。

宣王励精图治，恢复先王传统，广开言路，下情上达，并要求官吏在征收赋税时不得中饱私囊，鱼肉百姓，史称“宣王中兴”。这些律令被郑重其事地刻在“毛公鼎”上。如今，这座“镇国之宝”安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这个因财税争端引起的政治事变，史称“国人暴动”。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商周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是“邑”。邑，国也，国人，就是邑内之人的统称。周王分封诸侯，新贵领同族人和分配的商族人同居领地。周人居邑中，称“国人”，商人居野，称“野人”，就是居住在国都城内或近郊的士农工商人等的统称。

国人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对邑共同体的事务有举足轻重影响，源于族群内部久远的民主习俗。

《左传》里有不少“朝国人”的记载，即征询国人的意见。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曾朝国人议立新君，国人不同意，国也就让不成。宋景公时，六卿贵族和大尹争权，双方诉之国人。因得罪国人而亡国的事例，此前也发生过，如闵公二年的“卫懿公好鹤”。

国君和贵族了解国人的力量，对其惧让三分，并争取国人站在自己一方。晋惠公为得到国人的支持而“作爰田”；郑子产不毁乡校，也是为听取国人的舆论。

尧舜禹时代，赋税已经产生，但并未像周厉王那样搞得民不聊生，而是用在社会的公共服务上。当时最大的“国事”是治水、祭祀、御敌，都可属于“公共产品”。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因为农业对于人来说是救命的需要。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相当平静而宽和的。《尚书》首篇即称，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那是一个让后人向往的太平世界，所以孔子才极力推崇那个时代。可惜，这种古代民主制未能延续，随着王权壮大，国人地盘日见缩小。成康以后，对国人的掠夺有加重的趋势。《诗经》里“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之语，反映了下层国人生活困顿的情景。

镐京附近的自然资源——山林川泽原属公有，任由国人开采享用，君主不得独占。这个世代绵延的传统，限制着君主的权力过分扩张，也补充了国人的生活来源。可是周天子却偏要把事情做绝，连国人的最后的一点依靠也要剥夺。

面对王室衰微的局面，周厉王不是设法革除弊政，而是取消传统习俗，行“国有垄断”，与民争利，至不许民得利，也就犯了“大忌”——国人不仅经济利益受损，政治权力亦同时被削弱。国人权利被侵犯，一时间，宗庙广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要求国王取消专利政策。国人的批评激怒了厉王，找来卫国的巫师做“便衣警察”——谁背后谤王，格杀勿论。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听不到批评声音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惊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然而，“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厉王忘了，国人是不能这样毫无顾忌得罪的。

周王既是国君，又是族长，遇事可以商量，也应该商量。像专利这类断别人生路的大事，如能听进异见，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国王铁了心，一意孤行。国人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本文开头一幕便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兴替镜鉴

国人权利，体现为一种基层社会的活力，它的存在形成了对王权的制衡。只要这种机制还在，王权的过分膨胀就能得到抑制，而这种权利机制被消弭时，专制就在眼前。

“国人暴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下层民众的武装暴动。当年召公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丰碑上的一句名言，它昭示后人，统治者不管掌握了多大的权力，也不能堵住别人的嘴巴。

任何成功的文明，都含有健康的基层社会基因。当一个社会的基层是自治的，邻居们能够为增加福利而彼此友善合作，社会就充满了活力；若一个社会的基层是虚弱的，人们无权管理自己的事务，而由远在天边的政府来代替自己作出决定，这个社会早晚会失去活力和动力。

国人走上街头，本不是为了推翻国王，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后却闹到人仰马翻的地步，证明财税本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权力的政治问题。在这场斗争中，国人终是胜利了，却也是最后一次胜利。秦以后显示力量的不再是国人，而是皇帝。民间维权的大幕被拉上，再无戏可演。

共同体一旦丧失了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彼此之间的纽带和信赖也就跟着丧失了，冷漠与麻木，便充斥了国民的大脑。周厉王的恶劣之处就在这里，他是恶魔，更招引来更多的恶魔。

潘恩把政府与社会分开来，告诉人们：权力必须分割，只有在民间保留有相当的权力，才有可能堵死政府向极权方向蜕变的可能性：“有权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是那些出钱的人，而不是那些花钱的人。”这里所说的“出钱的人”，就是纳税者，而“花钱的人”指的就是政府。

早期国家，其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财政就是为公共服务提供资源的，领导者无私利可言。今亦如是——国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市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财税的本质就是它的鲜明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如今人们苦心求索的，不过是回到两千八百年前而已。

而把财税这等天大的事往小里说，把它们当成单纯的技术或工具来理解，却是如今一些专家、学者的本事。所谓财税本质之类的理论大问题，在他们的视野内，也就永远找不到北在哪里。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周厉王就是一面镜子。可是，古往今来的统治者，有谁会愿意走到镜子前照照自己呢？

（摘自《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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