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冯梦龙的民歌观

时间：2021-11-04 18:46:32 资料我要投稿

略论冯梦龙的民歌观

文化遗产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略论冯梦龙的民歌观

赵玲玲

［摘要］明代是中国市民文学的繁荣时期，中后期民歌的盛行更成为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民歌的流行，文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冯梦龙在搜集、整理、选编、刻印民歌方面有显著的成就。他搜索、整理了几种民歌集，当中的《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山歌》（又名《童痴二弄》）是明代最优秀、最受欢迎的民歌集。这两本民歌集充分体现了冯梦龙的民歌观。概而言之，《挂枝儿》和《山歌》反映的冯梦龙的民歌观有三个方面：“情真”、“适俗”、“注重传播”。

［关键词］冯梦龙民歌情真适俗注重传播［中图分类号］Ｋ８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８９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９９—０５

《挂枝儿》和《山歌》④是冯梦龙在明代天启

年以后编纂的民歌集。《挂枝儿》共分十部——

私，欢，想，别，隙，怨，感，咏，谑，杂。主要描写男女的爱情和当时的社会风貌，后者所占比例不大，主要集中在谑部。《山歌》共十卷六类

一、情真

“真情”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的灵魂和核心，它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始终。许多具有感人魅力的作品正是以自然情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真诗在民间”理论对明代文坛的影响，更多是由于它强调用“真情”来激活僵化、停滞的文坛。这种对真情的追求，实质上就是对于心灵自由的追求，对不受压抑，平等自由生活的向往。冯梦龙在民歌集中所体现和强调的情真观，即为上述内容，主要强调感情的真挚。冯梦龙在《太霞新奏序》中这样提到：“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问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人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人于艰，宋人用以讲学，而诗人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都，不得不变而之词曲……今日之曲，又将为昔日之词，词调肤乱，而不足以达人之性情，势必再而之《粉红莲》《打枣竿》矣！”④冯梦龙以此强调，真正善达性情的文学，应该是发于中情的。《步雪初声序》中这样提到：“学者死于诗，

——私情四句，杂咏四句，私情旧体，私情长歌，

杂咏长歌，桐城时兴歌。内容以爱情题材为主。“挂枝儿”这种曲子的体裁流行于明代天启以后，一般多为七句。山歌则兴于明代中叶以后，单调四句，二十八字，可大量增加衬字。②一般认为这两种曲子都是民间俗曲或民歌，它们的最早创作者来自江南吴语地区的农村和市井阶层，但其中也夹杂着部分文人包括冯氏自己的拟作。如《山歌》私情四句旧体《笃痒》下注：“此歌，闻之松

江傅四。傅亦名姝也。”《捉奸》下注：“此余友苏

子忠新作。子忠笃士，乃作此异想，文人之心何所不有。”由于《挂枝儿》和《山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影响都极大，几乎每篇都有冯梦龙的评点，很能体现冯梦龙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冯氏的民歌观念。

［作者简介］赵玲玲（１９７０一），女，湖北郧阳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０）

①本文所引《挂枝儿》和《山歌》原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５年版。

②王起主：《元明清散曲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８—３６９页。③傅承洲：《冯梦龙与通俗文学》，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４页。

９９

而乍活于词，一时系之肉之，间熟其抑扬之趣，

于是增损而为曲，重叠而为套数，浸淫而为杂剧、传奇，固亦性情之所以必至也。”“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之于诗坛，于是别之日山歌。”①可见，冯梦龙认为文学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表达出人们的

涂牡丹”一样失去了本真之美。民歌作者在劳动、

生活中有感而发，出自肺腑，达到“最浅最俚亦最真”的效果，这种出自肺腑的本真之美，就是

李开先所说的“语意则直出肺腑，不加雕饰，俱

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朋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②

另外，冯梦龙还有直接否定“文人之气”的评注。如下例：

去年的芳草青青满地，去年的桃杏依旧满枝，去年的燕子双双来至。去年的杜鹃花又开了，去年的杨柳又垂丝。怎么去年去的人儿也，音书没半纸？

感情是十分重要的，要“认情而发，尚能同余人

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小修诗序》《锦帆集》卷二）而作品中所表达的感情又一定要是真挚的，因为只有用自己真挚的感情写出的生活中真实的心理、情感和事情，才能打动别人，对别人产生影响，达到文学感染教育的目的。冯梦龙自己也

一直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创作。他说：“北之《粉红莲》，南之《挂枝词》，其佳者语多真挚，政自

难得。”《太霞新奏》中，冯梦龙自评其曲日：“子犹（冯梦龙字）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日真。”

冯梦龙评点《挂枝儿》和《民歌》也常用“真”字，我们可以来看看《挂枝儿》中收录的曲子及冯氏的评语：

我两人要相交．不得不醋。

——《挂枝儿》卷七?感部《春》

冯评：又《暮春》一篇云：“恨．一宵

风雨催春去。梅子酸，荷钱小，绿暗红

稀，度帘栊一阵阵回风絮。昼长无个事，强步下庭除。又见枝上残花也，片片飞红雨。”亦通，未免有文人之气。

冯梦龙批注中强调的是“未免有文人之气”。书生之技、文人之气，不是民歌的正途，不值得提倡。冯梦龙认为，民歌出自“民间性情之响”，因而应该是不加粉饰的，而应具有“情真”的'特

——《挂枝儿》卷五?隙部《醋》

冯评：真实。

送情人，直送到门儿外。千叮咛，万嘱咐，早早回来。你晓得我家中并没个亲人在。我身子又有病，腹内又有了胎。就是要吃些成酸也，那一个与我买。

点。犹如他在《调情》篇后附的评语所说“毫无

奇思，然婉如口语，却是天地间自然之文，何必胭脂涂牡丹也。”将“天地间自然之文”和“何必胭脂涂牡丹”对举，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

冯梦龙还有“有假诗文，无假山歌”的观点。他认为诗文有真假，盖为情造文所致，情有真假

——《挂枝儿》卷四?别部《送别》

冯评：最浅最俚亦最真。

害相思，害得我伶仃瘦。半夜里爬

起来打丫头。为何我瘦你也瘦。我瘦是想情人，你瘦好没来由。莫不是我的情人也，你也和他有。

之分，诗文亦是。而山歌则无，均为真情的抒发。

这正是情真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冯梦龙之所以极力鼓吹并整理、刊刻民歌，是因为他对民歌有与

别人不太一样的认识，即真假诗文的观点论。和

其他人单纯地将民歌看作是假诗文的对立面不同，冯梦龙更进一步，认为民歌与文人的创作，本来

——《挂枝儿》卷三?想部《打丫

头》

冯评：揉枕打丫头。描写无聊极思。亦奇亦真。

从这些评注中可以看出，冯梦龙认为要使作品达到“真”的方法就是崇尚自然，而非刻意的雕琢，应当是胸中真情的自然涌露，是“至情破出”的结果。如果加以雕琢，结果就会像“胭脂

就没什么可比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民歌就是民歌。民歌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是最真实的。民歌出自人民之手，不加任何雕饰，是劳动、

生活中的感受和想法，读来最真切。因此他认为

最能表达真情的是民歌，他极力推崇《诗

经》——“诗三百篇，子句长短不一格，可弦可

①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０页。②傅承洲：《明代文人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１页。

１００

歌，皆词曲也”，同时，他对名人散曲颇为不满，提出“今日之曲，又昔日之诗，词肤调乱，而不足以达人之性情，势必再变而之粉红莲、打枣竿矣”。（Ｄ而对明代流行的民歌则极为赞赏，他在《叙山歌》中提到：

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耳。②

冯梦龙倡立“情真”说的根本目的是想以“情真”取代“礼教”的地位，创立一种全新的伦理纲常。他把“情”放到了与“理”相对立的位置上，把“情”看作是先于理、高于理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的天性。他在《情史》中明确指出：“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作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⑧这在统治阶级倡导以理学治天下，

思，《释名》所谓：“俗，欲也，俗人所欲也。”即此本义。④“俗”在明后期是一个尤值玩味的字眼，

就个体来讲，俗是个人的情感和行为；就社会而

言，它是社会整体的欲望和习惯。它既指向整个社会，表现为社会整体文不能通而俗可通的趋势；又指向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表现为个体内心“习”与“欲”的激战。从这两层意思来看，冯梦龙的“适俗”观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同时又具有两个向度：一个指向社会中下层民众（在明后期特指市民阶层）的整体习惯和审美趣味；另一个指向“俗人之欲”。

社会上的文人雅士只是少数，而“俗人”居多。文本创作如果要获取广泛的群众基础，便要

从大多数人着眼，则应符合“俗人”的审美趣味

和习惯。冯氏在《古今小说序》中提出：“大抵唐人选言，人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

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

资于通俗者多”。⑤唐人小说，作意好奇，深受文人的爱好；而宋代小说，通俗易懂，普通百姓非

常欢迎。冯梦龙通过唐宋两代小说特点及读者范

围的对比分析，明确指出了小说创作要依靠和凭

“存天理，去人欲”的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明

代，冯梦龙所倡导的“情真”说作为一种新的思想道德规范，无疑具有号召张扬人性，反对程朱理学，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革命性意义。

借多数人的道理。“里耳”和“文心”对比，显然

“里耳”居众。小说创作若为“里耳”着想，以“里耳”为出发点和归宿，那么，就获得了最广大的群众的肯定，也就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同理，

二、适俗

从文字学上来讲，“俗”在中国古代有两重含义。一是“习”，《说文解字》日：“俗，习也。”“习”原指鸟的飞行练习，在人则指仿效、传习，有延续、习染的含义，这种意义后来延伸为群体的习性、习惯；就文学观念而言，是指积淀着时

民歌的创作也必须为“里耳”着想，以“里耳”为出发点和归宿，方能获得最广大的群众的肯定，才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不适应大多数人的欣赏水平，民歌广泛深刻的社会作用，就不可能得到发挥。相对“雅文学”而言，通俗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读者文学”，或者可以说，读者是通俗文学的上帝。明后期社会经济、文学环境孕育下的通俗文学读者群只能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冯梦龙要做到与俗相“适”，就必须对市民阶级的阅读趣味和审美要求有深刻的了解。由此可见，冯梦龙强调，只有“适俗”，文本才能传之久远，文本精神才能千古不朽。

代意识的审美趣味，“通俗”就是审美意识和审美

趣味在时代制约下的和谐统一过程。二是“欲”，“俗”与“欲”在上古音义相通，

《礼记?缁衣

篇》说：“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这里“俗”就当作“欲”讲，有欲望的意

①傅承洲：《明代文人与文学》，第５８页。

②冯梦龙，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１７页。③冯梦龙：《情史》（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９９９年版，第３１页。

④许慎，段玉成：《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７６页。⑤冯梦龙：《喻世明言》，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ｌ页。

１０１

冯梦龙曾经说过：

“人言香令词佳，我不耐爱。真是“慢慢得想却是无穷受用。”

看。传奇曲志明白条畅，说却事情出便够，何必雕缕如是。”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冯梦龙对传奇曲

志的要求就是要适俗，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方面：

三、传播

冯梦龙积极编撰、收集民歌，除了整理以使

民歌得到更好的保存以外，也是为了民歌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播，使各层次的读者都能阅读到读本。冯梦龙不仅仅在民歌的整理过程中体现了这种注重传播的思想，在其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冯氏注重传播的思想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客观优势得以实践。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队伍的壮大，民歌也在城镇流行开来，尤其是到了万历年间，民歌达到极盛时期。冯氏编的民歌更是得到广泛的传播。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比年以来，又有《打枣

一方面要“明白条畅，说出事情便可”；另一方面

要具备教育意义。《古今小说序》中提到：“（可使）怯者勇，淫者贞，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文学要通过通俗易懂，来达到感人“捷且深”的目的，也是因为当时“文心少而里耳多”，所以，用通俗的语言才能够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也能感受到文学的价值和作用，从而感受文学的文本精神，享受文学的滋润。文学创作明白条畅，语言通俗易懂，市民阶层能够轻松地读懂文本的内容，明白其中的道理，文学本身的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当然也就达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达到了“导愚”的目的。

另外“香令词佳，我不耐看”，“何必雕缕如是”，又是反对盲目学习前朝文风，“不效颦于魏晋，不学步于盛唐。”（《小修诗序》）①而要发展适合于当代的文风。《挂枝儿》和《山歌》中的每首曲子基本上都符合这一标准。如：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

竿》、《挂枝儿》二曲，其强调约略相似，则不问

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贼，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②可见冯梦龙编撰民歌受欢迎程度。

传播虽是一个现代词汇，然而传播行为的实施，在中国文学发展长河中则具有悠久的历史，冯梦龙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警世通言》一二卷《苏揪儿双镜重圆》诗云：“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在冯梦龙看来，文艺作品要发挥社会教化的功能，首先要通过传播，为读者所接受。因此，他把作品的通俗化视为传播久远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冯梦龙主张文学要通俗易懂，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播，是市井人民才能够从广泛流传的文本中获取信息。而通俗

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

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挂枝儿》卷二?欢部《分离》

冯评：说得煞落。

这首曲子与汉乐府《上邪》和敦煌曲子词《枕前发尽千般愿》十分相似，然而语言风格却更

加贴近于明代口语。

俏冤家，你怎么去了一向．不由人心儿里想得慌。你到把砂糖儿抹在人的鼻尖上，舐又舐不着，闻着扑鼻香。你到丢下些甜头也，教人慢慢的想。

文学在当时也遇到了一个广泛传播的契机。通俗

实际上代表了市民阶层的读者需求。明后期市民阶层普遍受到一定的教育，他们对书籍的大量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客观上刺激了书坊、刊刻、印刷业的繁荣，为通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大批商业市民随着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文化的要求也更为直接和明显，他

——《挂枝儿》卷三?想部《痴想》

冯评：舐着时，一丢砂糖，有何好处。慢慢的想却是无穷受用。

这两首曲子，明白如话。俗，却俗得十分可

们交游广泛、好文喜客，或与文人相交，或干脆

自己刊刻文稿，当时的文坛名人王世贞就不无讽

刺地说：“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澶。”

①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②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０页。

１０２

他们虽不免有附庸风雅之嫌，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交流，使得市民与文人彼此的分子在流通，并由此促成了明后期文学中一个颇具特色现象的生成，即“市井文人化和文人市井化”，如福建的余象斗、苏州的袁无涯、江西的邓志谟等，都一身兼具文人和书商二职。市井文人能够及时触摸到市场脉搏，联系作者和读者两头，对民歌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中介”作用。

冯梦龙注重传播的思想在实践中取得十分可观的成果。《挂枝ＩＬ）和《山歌》在当时影响极大，据玉樵钮瑗《觚剩续编》载：

“梦龙文多游

灯佛下（《挂枝儿?小和尚》），还是在村野路旁（《挂枝儿?送别》），只要是真挚、热烈、大胆的爱情，都是为作者所接受并称道的，并且他在其作品的序言、范例和评点中，反复使用“情”、“真”等关键词。另外，强调语言的通俗，不一味法古，这些都是前人所没有过的。冯梦龙所生活的晚明工商业发达，国内外贸易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市民阶级急剧兴起。《山歌?偷》中唱道：“当初只当郎偷姐，如今新泛世界姐偷郎。”中的“新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由于政治，经济上这些新因素的出现，是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变化，李贽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公然以“异端”自居，在文学上反对复古、摹拟，提倡抒写己见，抒发真性情，重视小说和戏曲的地位，认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时事先后而论也。”

（李贽《童心

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①在范濂《云间据目钞》中《记风俗》里说：“歌谣词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辈谐谑，及府县士夫举措稍有乖张，即缀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而里中恶少，燕居必群唱‘银纽丝’、‘干荷叶’、‘打枣竿’，竞不知此风从何而

起也。”②顾启元《客座赘语》中的《俚曲》里也

说：“里弄童孺之所喜闻者，旧唯有：‘傍妆台’、‘驻云飞’

‘耍孩儿’……后又有：

‘桐城歌’、

说》）⑧将《西厢》、《水浒》一类的传奇和白话小说同《诗》、诸子一样看作“古今至文”。而冯梦龙则深受李贽的思想影响，“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耆蔡。”（徐自昌《樗斋漫录》），他在《叙山歌》序中提出：“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征名，故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滞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耳。故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ＩＬ）而次及《山歌》。”④便是对其民歌思想的的一个最佳的概括。

综上所述，冯梦龙所要求的民歌其实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性。他于晚明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在几百年后的今天重温起来依旧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挂枝儿’、‘干荷叶’、‘打枣竿’等。”对于这两本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末杭州贡生卓人月的看法最富代表性，他甚至认为明代民歌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最能代表本朝诗歌的特点和成

就，他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

《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之类，为我朝一绝耳。”

冯梦龙对民歌所要求的“情真”、“适俗”以及“注重传播”的理论，都是在一个大前提下进行的，这个大前提就是非理性的情感至上主义，是以情反理。在《挂枝儿》、《山歌》以及冯氏自己的作品中，不论从内容、语言，还是从思想上，都是离经叛道，与从宋代就开始的程朱理学的理念截然不同。他强调感情至上，无论其身份是有妇之夫（《挂枝儿?查问》），还是有夫之妇（《山歌?怕老公》）；不论是明媒正娶（《挂枝儿?书声》）还是偷情私奔（《山歌?偷》）；不论是在青

［责任编辑］蒋明智

①②③④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第１４０页。

冯梦龙、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００５年版，第３页。傅承洲：《明代丈人与文学》，第２９页。

冯梦龙、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１７页。

１０３

略论冯梦龙的民歌观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赵玲玲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0文化遗产

Cultural Heritage2011(4)

参考文献(1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