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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死的水渠
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中提过，每一个我经历过的城市都是我的故乡。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中，我下意识地认了这个不大的村子为故乡。但说实话，我不像母亲那样亲近这座村庄。尽管它也在我记忆里留下过许多个漫天星斗的愉快夏日。幼年时随母亲回乡探亲，村子里的人对我似乎从来都不友善。然而，这次暑期乡村调查时，我却收获了一场的盛情相待。此时我给了他们带来渺远的希望而彼时我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差距。
其实，希望与绝望之间隔着的不过是虚妄。这虚妄就像眼前干涸的水渠。十一、二岁的城市少年曾在这条水渠边和不熟悉的伙伴钓虾、捉泥鳅。它是我这次回去时最荒凉的景象。这是通达的水泥路和漂亮的楼房无法缓解的冲击。荒芜感甚至延伸到了人们的想法。他们去市场买菜招待我，一部分原因是想把我这个不常回去的自己人当做稀客款待，另一方面家里已经没有种田了，屋后那片土地荒置有段日子了。
宽敞的房子，热水器、有线电视、宽带上网，他们的生存空间在物质意义上比我这个所谓的城市人也要充裕很多。当然，这种情况只占有一定的比例，不具有典型性。但想起小时候找遍整个村子都不能觅到一个舒适的睡觉地点，最终只得疲惫得在母亲怀里睡去的情形，这种变化是令人欣喜的。本来担心采访时村民会有所避讳谈到自己的苦难。有趣的是，这些别致的楼房里都有一个喜欢诉说发家史的男人，他们毫不遮掩自己致富的喜悦。说开便停不下来。当我问起在外地打工的难处时，他们轻巧而无奈地说，不过是“想老婆，想孩子咯”！经历中参杂了许多羡慕、愤懑，更多是他们无法仔细言说的乡愁。调查进行到一半时，我终于坐进久违了的姨妈家。
姨妈家的楼房很气派，就像他们刚熬出头的日子。六十出头的两个老人特别精神，爱笑，但是粗重的农活让他们胖不出城里人的丰腴。倒是抱着孩子的表姐已经有了城里人的跋扈，和给自己孩子买来奶粉的亲戚不依不饶，要求换个牌子，亲戚又莫名其妙又好笑表姐穷讲究。聊着聊着中途内急，表姐打趣我，“不用再担心掉进深坑里了吧！”
姨妈和姨爹是村子里少有的勤恳的农民，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农田打理得仅仅有条，还承包了一些闲置的田地，有声有色地搞起了果园。表姐也顺着姨爹“走出去”的政策，做了外企的翻译。刚结婚的她银根紧缩，也还能时不时贴补家用。在姨妈家后院逗猪仔玩时，表姐一脸愁容地告诉我，今年姨妈家由于市场信息不灵通亏了些钱。感概姨妈和姨爹的豁达与隐忍时，也看到了农村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更及时的信息平台的需求。网络进入农户属于跨越式发展，却有些后继乏力。网络硬件基础设施和农民教育都落在了后边。
据说上任村长加入了姨妈的果园计划也跟着致富了，但是儿子的意外交通事故还是让家里难以为继。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种种限制令一心本想给儿子更好医治环境的老农，一狠心选择了最保守的治疗。现在这个跛脚的年轻小伙子已经不再是村里姑娘的心头好了，一直郁郁寡欢。最后也加入了外出务工的队伍。他的逃离虽然无奈，但和农民集体的“出逃”有着相似之处。村里已经没有了他们想要的物质和精神，他们为什么要守着或贫瘠或肥沃的土地？
盛夏高温，外出打工的村民放了高温假，待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他们的好心情也感染着我。聊起来，说得多都是村里的变化。村头有新婚的夫妇在办酒席，他们的小洋楼上用瓷砖拼写着“HappyEveryday！”同行的表嫂泼辣地拍我一下，说，“人家可是娶的大学生，羡慕死你哥了！”一个村子里没有真正的秘密。这是乡村的可爱之处。往返的公交上，我常一边整理着调查信息，一边感叹这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他们的叙述中总是夹杂别人家的“秘史”。外婆从前在村里当老师时，就深恶痛绝村民的好打听和包传播。幸好，他们对我这个外人还算客气。
坐表哥的摩托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数楼房，竟也数出了当初躺在竹床上数星星的心情。表哥感慨现在村里的天已经没多少星星了，河里的鱼也少了。我说怪不得今年表哥没有往我家送野生黑鱼。表哥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老婆生了孩子要补身子，顾不上。”他这般憨厚的样子在村子已属罕见。表哥家今年借钱盖了楼房，因为儿子、妻子、老子、面子。这个排序是表哥刻意告诉我的。他说这里边有他的人生观。村里许多男人、女人被躁动的经济情形拉扯成了农民工，他们种田、务工，最终还是体现在那一幢楼房里、一片土地上。村子里最年轻的一拨人选择了背井离乡、远嫁他乡，他们更向往城市。无奈的是，有些时髦的年轻人甚至瞧不起农村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背弃，着实让人看到城乡二元体制中人们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被逐渐砍掉道德感的行道树。
调查结束的那天，恰逢表姐孩子周岁在村里摆酒席。其实也就是搭个棚子，请个村里在大酒店干过的厨子，热热闹闹地请村里人和亲戚们吃上一顿。我和母亲欣然前往，她一再嘱咐我不要乱说话。确实，即便时至今日我也不太了解村里的风俗。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到时，碰到发红鸡蛋。据说红鸡蛋得先给孩子值得尊敬的长辈吃，然后再分发给亲朋好友。母亲为人亲和、乐于助人，每次这种仪式里都有她的身影。和母亲回家的路上，她让我说说这次调查的收获。我告诉她，“我可能会更理解你帮助同村人的热情，因为你有着这村子从前的气质。但也可能更不理解你，因为其他人变得面目全非。”
表哥把我和母亲送到公交车站时，从车的后备箱拿出自己种的葡萄、酿的葡萄酒，直往我们怀里塞。母亲推辞不过只得接受。坐上车，母亲冲我笑笑说，这次应该拿得比较心安理得了。她以为我的调查可以给村里带来一些实质上的改变。这种信任让我十分惭愧。这种信任背后有着村民对改变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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