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企业家都成为“公知”
柳传志的“在商言商”引发了舆论对“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辩论。像当年捐款一样，多数人认为企业家有义务关心政治。而在商言商者被贴上了犬儒主义的标签。企业家的首要责任是做好企业。多创造就业和税收，谈不谈政治都是个人权利，而非企业家的义务。
参与政治是企业家的权利，而非义务
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一时竟然引发争议。事情起因于柳传志在一个内部论坛上的发言，这个发言被概括为“在商言商”而引起剧烈争论。柳传志是这样说的：“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柳传志的这番话，虽如一颗小石头投入水潭。激起水下压抑的波澜。他的发言在明星企业家云集的“正和岛”上立刻引起争议，甚至引发同为“岛民”的企业家王瑛“退岛”。
王瑛在之后的采访中也表示。自己并不反对柳传志个人，而是反对柳的话语里制造了恐怖假象。但最终，事件演变成了一场“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辩论，企业家像当年捐款一样，被迫站队。
在某网站关于“柳传志呼吁企业家不要谈政治”的千人民调中：2%的人认为企业家的天职是赚钱，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社会的贡献；9%的认为中国的政治太复杂，企业家应该远离政治，否则容易身败名裂；而39%的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关心政治。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与柳传志的呼吁恰恰相反，人们对企业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政治的领域发声，特别是在社会失范的领域为民请命，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于是，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论也被贴上了犬儒主义的标签。一些人也拉开了架势，打算对“为富不仁”的犬儒商人开展“政治斗争”。
作为个人来讲，一个企业家是否“在商言商”“不谈政治”，本质上是他的个人权利，外人无缘置喙。企业家的责任首先是做好企业，多创造就业和税收，以自己有别于政治家和舆论领袖的方式报效社会。主张企业家应该发声的王瑛也承认。“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推动社会进步，这当然不是企业家责任范围之内的事”。“参与政治仅仅是企业家的权利，而非义务”。
更坦率地说，柳传志的“在商言商”“不谈政治”，在这样的转型社会中，也是情非得已的自我保护。正所谓你不谈政治，政治却要谈你。出于企业现实利益考量，企业家尤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企业家，必须谨慎言行，以免因自己出言不慎而对企业和个人带来无法预计的冲击。在缺乏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的制度下，曾成杰这样的小商人和柳传志这样的大企业家，或许并无本质区别。在面对强大而无约束的权力时，他们都会噤若寒蝉、殚精竭虑。
柳传志们正以行动推动着政治的向前
在经济改革的中国，我们无法忽略企业家对于政治的推动作用。柳传志们扮演了时代最期待他们扮演的角色，中国最缺能闯过现实环境做大做强的企业家，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形成了强有力的示范，鼓舞了后来者。
1995年，联想公司在香港市场亏损1.95亿港币。对此，柳传志表示，“北京联想的业绩是可以支持香港联想继续成长的。”而他的目的是“国家鼓励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是一个好政策。尤其是对于缺少资金技术的国企更重要。而且上市之后可以提高管理水平。我不希望因为联想在香港遇到一点困难，影响到国家这个政策！”
媒体人段钢对于柳传志有着这样一段评价：“我所认识的柳传志，目光远大，勇于担当。不轻言许诺，但言出必践。他的责任感表现在，绝不推卸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会承担无法承担的责任。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只考虑联想的利益。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解决问题注重操作性。”
周其仁教授也认为，“他不是没有是非观念的人，不是对当下热议问题没看法，一个没有看法的人怎么会这么有主见，但是他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实现这个看法，要谨慎地选择。这不是犬儒主义，因为企业家身上还背负着一些其他人没有的重要职责。”
专注商业的马云在近日被香港媒体从他的专访中淘出一句“敏感词”，也被站队在柳传志们的一边。然而阿里巴巴对于金融制度的冲击，倒逼垄断行业做出改革，这样贡献难以和政治划清界限。
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不是舆论场的`主角。他们影响政治一般都会选择自己社会里的传统途径。而避免在社会尖锐争议的领域举旗。柳传志们在政治发言上的克制契合了世界大多数成功企业家的做法。
企业家不能做公知，也不宜与政治走得过近
所谓企业家的发声，会有人片面地理解为在微博上发一条与民主相关的言论，对于社会时事做一番评价。柳传志、马云和长期参与NGO事业的王瑛都是推动政治进步的亲力亲为者，而在网络上发发牢骚就以“公知”自居的商人们，实在廉价了许多。
在冯仑看来，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企业家谈政治。首要目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意环境，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思想信念。而一些更低级的舆论炒作者，他们的影响力是将商业名声到舆论场上做了放大，有一定“娱乐化”，他们这样做可以反过来帮助进一步实现商业利益。
一直与民营企业家们保持着密切关注和沟通的董明教授说，“十多年前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心态的4种类型里，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者是最多的，到现在为止，这个分类和结论还是适用的，没有过时。”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另一种方式，是亲近政治，与政治发生着暧昧的关系。“与政府和官员结成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且必须经营这个关系网，以赢得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确定性。”企业家与政治走得太近，则有可能成为专制的帮凶。
有评论写道，“企业家们不敢谈论政治的社会，一定是扭曲的、不健康的、让人感到恐惧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同样，一个想把企业家都变成公知的社会，一定是惯于人治、程序意识淡薄的社会，也是一个缺乏诉求渠道、正义无处伸张的社会。
摘自新浪《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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