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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让人欢喜让人忧
一本书即将付梓。这本书在计划中是献给父亲的，我不由想起已经逝去五年的父亲，想起父亲与我过去的种种。最为难忘的一个画面是，小学二年级，一次放学后，我没有及时回家写作业，而在半道上看玩伴们打纸牌，被担水回家的父亲抓个正着。父亲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回家，罚我跪在地上反省，他问我一句话：“你是想端国家的铁饭碗，还是想一辈子当牛板儿？”（“牛板儿”在我家乡是靠喂牛、出租牛来谋生活的人）。
每当我泪流满面地想到这个场景，我就会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一个山里娃，上大学，读博士，当了大学老师，还成了中央媒体的时事观察员？
是父亲直白的“励志”吗？
不多是。小时候，这样的励志甚至让我有些反感，我理解父亲的苦口婆心，但并不赞成其中的逻辑，也不接受他描画给我的未来。
思来想去，答案应该是读书。
小时候，我的阅读经历应该算是很悲催的——家住不通汽车的小山村， 六个孩子，靠借粮度日，不可能有闲钱买书。除了从小伙伴那里蹭着看过一些连环画，多年后，我还记得自己的一次“窃书”行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做小学民办教师的二姐那里，“窃”到一本已经翻得卷毛的“书”（孔乙己说得好，窃书不能算偷，哈哈）。里边有一篇小说，叫《绿化树》：就此，我认识了马缨花，一个脸上长着细碎的雀斑、泼辣忠贞的女子；认识了章永磷，一个为了能填饱肚子，把学来的知识都用在怎么营造视觉误差让饭缸子里多出半勺面糊、怎么用交换原理把三斤土豆变成五斤黄萝卜的劳改释放人员。一本《资本论》是他得以活下去的精神支柱，高贵的灵魂与饥饿的身体痛苦纠结，让他在苦难中锤炼了自己的意志。从此，我知道了有一种人叫读书人；从此，我也喜欢上了读书。十余年后，我选择读中文系，这本书比“铁饭碗”的说服力可大多了。
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着很多人的命运。福楼拜的一句话道出了真谛：“阅读是为了活着”。
是啊，阅读无处不在。神农遍尝百草是在阅读世界，古人夜观天象也是在阅读世界，仓颉更是在阅读世界之后造出文字来对世界进行描摹和记录。我们每个人通过阅读自身和我们周遭的世界，来了解自身的处境。“阅读，几乎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通过阅读，人类获得了生存的可能，实现了生存的升级。
相对于时刻向外散布信息的自然与生活，书籍汇集了他人阅读的经验，成为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便捷且高效的通道。通过读书，苦难中的“章永磷们”顽强地活了下来，穷困的“张政法们”幸运地走出了大山。读书让人获得了生活的知识、生产的技能、工作的资格、创造的基础、提升的空间，也让自己成为别人阅读的对象或者阅读的通道，获得社会价值和生存价值。有阅读就有表达，有读者就有作者。生活中，我们也往往会从阅读者变成“被阅读者”。
大学还没毕业，我就已确定将从中文专业转行教播音主持。面对厚厚的一本《中国播音学》，我对编写者们充满了仰慕之情，想象着这些在书籍中存活的“大人物”是何等的“英明神武”！等到我自己数年后也成为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的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时候，已经能够发现这些书中的不足，笼罩在书籍和作者身上的光环在新的视域中褪去了。再到后来，自己也一步一步地成为表达者、变成书本上打著名字印着照片的作者的时候，才切实感受到被人阅读很难，让人放心地阅读更难！
捷克诗人里尔克在他的《柏列格的随笔》里论诗的创作时有一段非常精妙的话，他说：“……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的姿势。得要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气的父母……海滨的清晨和海的自身，和那与星斗齐飞的高声呼号的夜间的旅行——而单是这些犹未足，还要享受过许多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坠地便暝目的婴儿轻微的哭声，还要曾经坐在临终人的床头和死者的身边……然后可以希望在极难得的顷刻，在它们当中伸出一句诗的头一个字来。”喜欢这段话，不只是因为它关注生活中最细微的触碰和感动，更因它所表露出来的对于创作的认真和负责。里尔克对诗的态度也成了我对自己、对其他作品的一种理想要求。
“让人放心”是件很难让人放心的事。
我不写诗而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阅读经历决定了他的知识库，进而决定了他的思想框架、建构了他的想象空间。现代学术，一个好的研究不可能是由单一的经验构成的，而往往是多种研究的复合体。越是读书，越是发现自己的知识匮乏，越是发现书中存在着偏见和漏洞。而只有具备宽阔的视野、高远的格局、广博的阅读，才会让研究者少犯错误并更具创造力。
于是，我更加热衷于购书，曾经有几年，我至少一个月一次去到蓝旗营的万圣书园购书，站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来回就是一整天，但我乐此不疲。
直到有一天，我的几位朋友成了出版社的编辑。
分属不同出版单位的他们，常常会向我抱怨稿件质量有多差。对于学术质量，我不是缺乏判断的“菜鸟”，但以往由己推人，对作者都怀着一种单纯自然的信任。在了解了出版过程和出版现状后，我突然坠入极大的恐慌之中。想到小学时，我的语文老师把富饶的“饶”读成了“náo”，以致到现在我还经常有口误。而这样的现象如果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更加严重的程度、在更大范围蔓延的话，我都忍不住汗涔涔而泪潸潸了！
我庆幸并要感谢张贤亮，他的《绿化树》当年给我的是正能量。
这是一个表达的时代。然而，众声喧哗却“让人欢喜让人忧”。
知识的普及、技术的进步，让人们有了表达的能力和表达的渠道。而“计划式科研”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则赋予表达以畸形的内在的驱动。出书的门槛儿低了，把关的力度弱了，一时间，好像什么人都能把所思所想变成铅字、摆在图书城的书架上。出书更多地演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而弱化了智力和学理的本质。
于是，从前俯拾皆是精品，每每“开卷有益”的景象，让位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状。开窗通风可以有效杀灭病菌，但窗外若雾霾重重的话，开窗还一如既往地好么？如此状况之下，出版物不见得都是优秀的精神食粮，开卷不一定有益，反而可能有害。虽然，没有什么论著是完美的，作者在书中只是提供他个人的思路而已，但作为公开的出版物，还是要讲求真实与科学，至少要提供你的逻辑和道理。错讹与蒙骗，对于初涉阅读或初涉该领域的人来说，不是“荼毒”是什么？如果说，以往给学生开书单，是为了提供专业知识框架，现在则又多了几分甄别和“防伪”的意味！
希望，也能影响当下，塑造未来。
作为一名读者，我一度感到苦恼；作为一名作者，我也曾觉得痛苦；作为一名教育者，我甚至出离愤怒。
冷静下来，用历史的眼光看，表达的愿望与满足、出版的“井喷”与普及，在知识传播的历史中也是一种进步；而问题的存在与激化，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文化环境的现状，一定会有能担当的出版人、有理想的作者、负责任的管理者，发现并利用新技术、新思维、新制度对其加以校正。毕竟，当知识不再神秘时，文明已然进步。当知识不被垄断时，文化必然普及。对芜杂的知识进行鉴别和筛选，与先贤们面对莽荒的万千世界从中发现规律和方法，实质相同，不过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罢了。
一念通达，豁然开朗。
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以行动之精神处理问题，未来也将趋好向善。没有这样的信念，书又读到哪里去了？
（张政法，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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