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不老家山情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然而画坛上却是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相继涌现出“松江派”“新安派”“四王吴恽”“四大画僧”“金陵八家”等一批彪炳史册的名家高手。江宁（今江苏南京）画家樊沂（生卒年不详，明末万历年间至清初康熙年间在世），作为“金陵八家”之一樊圻（1616年生，卒年不详）的胞兄，在当时亦名享一时。
一、画家樊沂的生平事迹
樊沂字浴沂，明代灭亡后遁居金陵城南的东园（今白鹭洲公园）回光寺一带，过着十分简朴的隐逸生活。樊氏兄弟性情简淡，特立独行，不愿仕服满清王朝，平日主要依靠鬻画卖艺为生，身份属于布衣画家，故而与当朝推崇的“四王”等名家的影响力无法相比，因此史上关于其生平事迹记载很少。
明末清初文人、书画鉴藏家周亮工（1612-1672年）寓居金陵期间，与樊沂、樊圻兄弟有过一些交往。他在《读画录》卷三《樊会公（圻）》中记有一些简略介绍，对其评价较高：樊氏兄弟传统笔墨功底深厚，在当时“有双丁、二陆之名”，堪与三国魏时的文学家丁仪、丁廙兄弟，以及晋代名书家陆机、陆云兄弟相媲美。关于樊氏兄弟的生活状况，周亮工尝有诗云：“兄弟东园户自封，不教世人见全龙。疏灯梦稳长桥雨，破砚鼓磨近寺钟。白堕荒唐胸五岳，青来迢递笔三峰。北山云树萧条尽，老去朝朝拜废松。”字里行间透析出樊沂兄弟生活于东园一带的疏篱、板屋之间，平日寡交他人，寒暑朝夕与寺庙山林相伴，闭门笔耕不辍，表达自己的心灵逸气，诗尾则反映了他们心中强烈的遗民气节。清初文学大家孔尚任在樊圻的题画诗中，深情吟道：“内府收藏君总在，标题半是（天）启（崇）祯年。”（参见清人杜瑞联《古芬阁书画记》）这或许也能从另一侧面，想见其兄樊沂的当时心境。由于樊氏兄弟刻苦研艺，画名日渐隆起。
樊沂的丹青艺术及思想情操等，皆与堪称画坛“多面手”的胞弟樊圻相近。他广涉南北诸家的笔墨意蕴，绍承宋元以降大师的绘画精髓，山水、花鸟、人物画皆能，所作技法多变，水墨、浅绛、青绿等画法不拘一格。由于社会动荡、时代变迁等多种缘故，樊沂的许多画作都已散佚，主要代表作有《雪景溪山图》（现藏于安徽博物院）、《山阁读书图》（现藏甘肃省博物馆）、《松泉对酌图》（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高松峭壁图》（现藏于北京市文物商店）等。关于樊沂的艺术风格，我们尚可从其存世的画作中得以窥见一斑。
二、图像背景与画艺品览
樊沂与樊圻一样，十分眷爱六朝古都南京。雄奇秀美的金陵山水、底蕴丰厚的人文历史，皆给其带来不少创作上的滋润与蒙养。樊沂笔下的实景山水画《金陵五景图》（绢本设色页装，每幅画面纵30.1厘米、横6喱米不等，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就是一件纵情讴歌家乡山川形胜的心仪佳作。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金陵五景图》，第一幅画面上的题款名为“燕矶晓望”（图1）。三面临水的燕子矶，巍然屹立在南京城北郊的长江之滨，是万里长江上的著名“三矶”之一。远眺江畔突兀而起的嶙峋巨岩，宛若飞燕临空展翅。画面中燕子矶临江而立，形势险要，气象不凡，苍松傲立，绿荫丛丛，数条渔舟或乘风起航或落帆泊岸。人们登高望远，大江空寂辽阔，风光秀美宜人。樊沂以饱蘸深情的生花妙笔，由衷地再现了古都金陵的这一胜境。
画面左侧所对应的行书，系时人樊新（生卒年不详，有日为樊沂兄弟）题写同乡画家张风（？-1662年）的诗咏：“海燕何年化石矶，等闲犹是意飞飞。新愁对水话难尽，旧事营莫星欲稀。春社再成吾已老，秋风才入子先归。独怜卧向空江里，镇日关河送落晖。张风诗。”随后钤有樊新的两枚印鉴。
第二幅画面款名为“钟阜晴云”（图2）。钟山位于南京东郊，昔称金陵山、蒋山、神烈山等，因为山上有紫色页岩层，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故亦名紫金山。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流连南京，观览当地险要地势后，曾经发出“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由衷喟叹。唐时的钟山曾与衡山、茅山、庐山并称为“江南四大名山”（参见唐代《地理志》），明初昆山（今属江苏）文人史谨还将“钟阜晴云”列为“金陵八景”之一。该山自然风光优美，人文遗迹较多，尤以明太祖孝陵最负盛名。
樊沂以身居东园之畔、眺览东北方的钟山视野，精心构图布局，近景绘有明代南京城墙及朝阳门，城外山野幽寂，溪水静流，民居散落。中景乃明孝陵入口城门及红垣，陵区内的方城、明楼等建筑，皆掩映于苍松翠柏的环抱之中。远处的巍巍钟山，大气磅礴，悠悠白云，缥缈起伏，不禁让人心生思古幽情。
画面左侧所对应的楷书，为樊新挥笔题写元末明初文人杨维桢（1296-1370年）的诗咏：“钟山突兀楚天西，玉柱曾经御笔题。日照金陵龙虎踞，月明珠树凤凰栖。气吞江海三山小，势压乾坤五岳低。百世升平人乐业，万年帝寿与天齐。杨维桢诗。秣陵（今南京别称）樊新书。”随后钤有樊新二枚印鉴，因此堪称诗画合璧。
第三幅画面款名为“秦淮渔唱”（图3）。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也是孕育金陵古老文明的摇篮。千百年来，历代先民就在秦淮河流域繁衍生息、种植捕捞。画家截取的是“十里秦淮”河畔景色，两岸河房河厅鳞次栉比，古朴典雅的文德桥横跨淮水，几条画舫黯然停泊在泮池旁。北岸就是闻名遐迩的夫子庙与学宫，广场上的文庙正门以及东西牌坊，一一耸立其间，侧旁还有墨香飘逸的聚星亭……
与画面相对应的左侧篆书，乃樊新书写晚明文人杨希淳（生卒年不详）的诗咏：“楼阁谁家隐修篁，门对清溪一水长。细雨卷帘还日暮，数声款乃送渔郎。杨希淳诗。”随后钤有樊新二枚印鉴。
第四幅画面款名为“乌衣夕照”（图4）。乌衣巷是驰名华夏的千古名巷，早在三国东吴开都金陵时期，就是吴军乌衣营的驻地。东晋名相王导、谢安等高门大族，后来寓居于此。隋军踏平江南后，金陵的都城地位一落千丈。伴随着时光流转，六朝金粉繁华不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刘禹锡的一曲《乌衣巷》让此地蜚声天下。后世文人骚客寻踪怀古，咏叹不绝，然而“到如今，惟有蒋山青、秦淮碧”。画面中所现的古塔、民居等，沉浸在一片清寂落寞中，惟有淮水尚在流淌不息……人们不禁要问：昔日的乌衣巷在哪里？画家樊沂所表现的就是这一幽迷情景。 画面左侧所对应的草书，为樊新题写昔人罗元（生卒年不详）的诗咏：“乌衣池馆一时新，晋宋齐梁旧主人。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深。罗元诗。”随后钤有樊新二枚印鉴。
第五幅画面为“清凉环翠”（图5）。清凉山位于金陵城西，东吴时期称为石头山，“虎踞石城”也成了金陵雄险要势的代名词。南唐时期因为山间有清凉大道场，故易今名。但见该画面中，山寂水静，苍树遍野，鸟迹人踪，杳然难觅。庄重典雅的清凉寺，默默地伫立在山坳中……画家在该画面右上侧行笔题款“清凉环翠。戊申（即清代康熙七年、1668年）春月写成，樊沂”。随后另钤二枚白文印鉴。若按其弟樊圻出生于1616年推算，那么樊沂此时肯定已逾53岁了。
与画面相对应的左侧隶书，乃樊新执笔题写晚明文士王思任（1574-1646年）的诗咏：“古寺白门边，寒风逗石烟。松篁无俗迳，钟磬有诸蓖。岁晚难为客，官闲易入禅。灯残僧别去，清梦草相怜。王思任诗。”随后钤有樊新二枚印鉴。
另外，该画卷引首的“秣陵烟树”（图6），乃清末民国书法家张伯英（1871-1949年）在壬午九秋即1942年深秋题写的.行笔书法。卷尾另有明末清初卞时紭（生卒年不详）等文人题跋（图7、图8）。其中卞时紭在戊午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书写的尾跋中感叹：此图“烘染生动”，颇得元代名画家钱选、盛懋之笔意，“毋谓今人不及古人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焉尔独是”，读来意味深长。
三、创作特点及文化意涵
樊沂在《金陵五景图》的创作中，主要以“三远”法构图，远近虚实得当，繁简疏密有致，水墨勾勒皴擦，笔法自然流畅，墨色清润秀雅，细腻写实又不拘泥于真境，可谓得心应手。画面中的山峦丘壑描绘，既有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等前贤的雄壮气派，也不乏赵孟頫、黄公望等名家的秀雅韵致，斧劈、披麻、雨点等皴法巧妙运用，复以水墨、浅绛、青绿、朱砂等叠加晕染。画家貌写家山，寓情于景，竭力营造出魅力诱人的生动气韵。该画作不仅艺术地展现出恬淡清秀的逸品格调、遐思翩然的审美意蕴，而且也客观地反映了画家对不同流派的技法掌握及娴熟运用程度，堪称具有比较成熟的实景山水画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京师与留都、后来一度又成为南明小朝廷的南京，入清后寓居着不少遗老遗少和文人遗民，由于朝代更迭所带来的痛楚、感伤、忧虑、惆怅、彷徨、避世等诸多复杂矛盾心绪，一起都交织于他们的心中。樊沂作为一位典型的遗民画家，尽管在创作《金陵五景图》的时候，明清易帜已经20多年了，不过内心深处的那份怀恋故国情缘，依然存在。“睇观五景，宛身在秣陵山水间矣”。这五幅画面所对应的昔人诗词五体书法，似乎仍在重新唤起人们的怀旧感思。
现以《金陵五景图》中的“钟阜晴云”为例，樊沂竟然将明孝陵构置于画面的突出位置，莫非就是昔日金陵王气的一个图像诠释？这一具有视觉张力的象外之象，确实较易引起观者的心灵感旧。而在另一幅“清凉环翠”中，清凉寺门、围垣、钟鼓楼乃至宝殿墙壁，都被敷染成红色（通常佛寺墙壁多为黄色）。笔者也有必要提及一下，一些明代遗民画家往往在个人的作品中，通过施以红（朱）色的图像符号来深沉地暗喻朱明江山，藉以表达恋恋不忘的故国情愫。其弟樊圻《清凉僧舍》册页（图9，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清凉寺门墙以及同代画家龚贤《摄山栖霞图》画卷（图10，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的屋宇墙壁等，皆被染为朱砂色，便可略知一二了。若从明代遗民画家的一些心绪变化来看，此举恐怕也就是不难理解的。
再审视一下他的“秦淮渔唱”画面，初看起来同样存有令人不解之处：
“十里秦淮”河畔原先颇为繁盛，现在画家的笔下却变得如此冷寂凄迷，河畔弥漫着阴沉的烟水气，两岸青柳独自低垂，咋不见人踪呢？其实樊沂对朝夕相处的秦淮河实在太熟悉不过了，这一带曾经是多么热闹、风流、迷人，但在画家的眸中似乎都已成为了往昔。尽管其中可能还与满清南下血洗金陵、问鼎后严施暴政等客观原因不无关系。然而再仔细品览《金陵五景图》中，几乎都鲜有人迹，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另一位年岁稍长的遗民画家邹典（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初康熙年间）亦隐居于南京东园一带，他在明亡前的崇祯七年（1634年）创作的将近13米的长卷《金陵胜景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同样也是这样表现的。因此对比分析推测来看，这或许与作者遁世隐逸的人生状态有着比较大的关系。
《金陵五景图》从精神和情感层面传递出了画家心中一些比较含蓄、隐晦的缅怀故国思绪。樊沂在创作此画时，康熙皇帝登基后尚未来过江南，直至1684年才浩浩荡荡地首次南巡。在清初文字狱盛行的酷政专制年代，不少秉持节操的文人墨客，只能采取类似的仅可意会而难以言表的倾诉方式，委婉蕴藉地表达自己面对沧桑变迁的肺腑情感与文化人格。面对南方民众的不断反抗，清初统治者也开始认识到，光靠以暴制暴手段难以平息汉人心中的愤懑和不满，于是在巩固政权后便逐渐地推行一些不断发展生产、缓和民族矛盾的积极举措。随着岁月的不断流逝，江南经济开始重新繁荣发展，民众生活不断好转，萦绕在汉族知识分子（包括明代遗民画家及其追随者）心头上的故国家山情怀，也就渐行渐淡、渐远了。然而尽管这样，怀古慨叹之风还是弥漫清代文坛长达百年之久，由此也构成了积淀于中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文化景象。这也是人们在读史赏画时值得注意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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