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文艺批评方法管窥

时间：2023-04-30 18:00:12 资料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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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文艺批评方法管窥

摘要：钱锺书朗悟笃学，博览群书且融会贯通，真正做到了融化百家而卓然自成一家；他擅长于中西文学以及各人文学科之间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强调打通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打通中西，打通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打通”和“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寻找中西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共同规律。　　关键词：酿蜜说比较说打通说　　钱锺书先生学问博大精深，汪洋恣肆，会通古今中外。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初治西方哲学的张申府先生就说钱锺书“乃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促膝谈心时，曾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诚然，钱锺书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笔者略有自知，探讨钱先生的文艺批评方法，是力不胜任，不够资格的。但笔者不揣简陋依然要谈，只能是管中窥豹，不敢求探骊得珠，笔者以为这是向钱先生致敬的一种方式。并且钱先生的文艺批评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酿蜜”说　　众所周知钱锺书天分高，记忆力强，他罕有的天赋几乎是难以企及和不可复现的。但恐怕少有人知道他勤苦用功到了何等程度，而他的勤奋，我们是可以学习的。举几个事例来看。锺书酷爱读书从小就四邻皆知，一位姓邹的街坊，这样督促他儿子：“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锺书书声琅琅……”[1]。钱锺书善于从辞书中汲取营养，读破过几部英文辞典。当年赴英求学途中，在轮船上他也总抱着一部英文字典在读念或背诵。杨绛在《我们仨》中说：“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锺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2]。在罗山县“五七干校”，钱锺书和吴晓铃负责烧锅炉，锅炉摆在当院，朔风一吹，水很难烧开。“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还是见钱先生在添满水，加足煤以后，利用水未烧开的这个空间读书。”[3]可以说，钱先生一辈子惜时如金，嗜书如命，将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了读书上。郑朝宗先生说：“前人有言：‘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我看这话用来形容钱锺书是最恰当不过的了。”[4]可谓精当。钱先生不仅自己手不释卷，还总是鼓励晚辈认真多读书，不要偷懒，薛鸿时说：“他在给我的信里教导我，读书、写字甚至交友，都要‘博观而约取，眼界广阔，不为一家所囿’。”[5]对晚辈的关注和扶掖，是钱先生学风上的一大特点，兹不赘言。　　钱锺书虽然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却能兼收并蓄、融萃众美而卓然自成一家。借用敏泽先生的话说，钱锺书“他胸中自有炉锤，善于熔冶，用宏取精，真正做到了‘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或正如他引用一个西方哲学家席尼察（Seneca）的话所说的：‘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家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6]这就是钱先生著名的“酿蜜说”！转益多师、融化百家而匠心独运、自成一家。钱先生还说：“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的整个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7]算是酿蜜说的一个很明确的注脚。读书恰如食鱼肉，不必贪多，重在消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我为主的对资料的真正占有。　　二、“比较”说　　钱先生在《谈艺录》开篇就说：“余雅喜谈艺”[8]，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9]。钱先生始终反对架空式的文艺批评，认为切中肯綮，鞭辟入里的具体阐释，比省事地授予空洞的理论头衔要有意义得多。钱锺书说：“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10]。因此他不尚空谈，不作高论，不凭主观创立学说，而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具体作品，试图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考辨和阐释中概括出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　　钱锺书灵心妙质，擅长于中西文学以及各人文学科之间因同而见异，即异而求同。其著作中经典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个案非常丰富。举几个例来说。　　譬如钱锺书在《谈中国诗》中谈到中国诗“笔力清淡，词气安和”时说：“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airyfairy），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brute force）和惊天动地的神威（divine rage），中国诗绝不是贵国威德门（Whitman）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11]同是狂，中西诗歌狂得各有本族性格。再如《围城》中比较中西方人的丑，说道：“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12] 　　又如钱锺书在《谈艺录》三一“说圆”条下，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大量联类古今中外的先哲、诗人、以及佛典中的相关论述，一气贯注，文气势如破竹，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西方都有此相通的“以圆为贵，以圆为形之至善极美者”的心理。　　当然，比较本身不是理由，不是生拉硬拽、纯属臆测的牵强比附，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在明辨异同的过程中，深入认识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寻找中西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共同规律。钱先生在《谈艺录》序言中明确表示：“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13]钱锺书在进行鉴赏和评判时，凭借深至的悟性、超常的鉴别力和敏锐精确的艺术感觉与语言感觉，大量的联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性质相同的例子，以说明天地间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文艺规律，共同的诗心文心。　　三、“打通”说　　钱锺书先生的几部主要著作虽然多采用传统著述体裁，如选本、札记、诗话等，但是我们仍能感受到其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交互映发、充满生机的体系。一言以蔽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精髓在于“打通”二字。其涵义主要有三个方面：打通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打通中西，打通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　　首先谈打通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钱先生在《诗可以怨》里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越来越窄，把专门学科分得越来越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14]因此钱先生穷尽气力，想使小说、戏曲、诗歌和哲学、历史、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融为一家。　　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为什么能够打通呢？钱先生说：“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15]“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16]。人文学科之间界限所以能够打通，关键就在这里，皆为“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为了说明这点，钱先生常拿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来解释经、史中的语言、意境或表现手法。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钱先生释云：“‘乃今然后’四字乍视尤若堆叠重复，实则曲传踌躇迟疑、非所愿而不获己之心思语气；《水浒》第一二回：‘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适堪连类。”[17]又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钱先生释云：“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18]先生不仅打通经史子集，打通各种文体，而且擅长以心理学解释古诗文小说中透露的心理状态。试举一例。《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记曹操出师不利，想班师回朝，“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淳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钱先生指出：这是“操不自觉而流露‘肺腑’之隐衷，心析学所谓‘失口’之佳例。”[19]钱先生提倡打通人文领域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学本位上来，用来解释和说明文学现象。　　其次，探讨关于打通中西文学与文化的问题。钱先生坚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幼承庭训，在钱基博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博览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雄厚。从他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旁征博引、互证互释互补，皆可见出钱锺书对西方文化思想的精深把握。可以说，钱先生既对中国传统典籍与文化思想通观周览，又对西方的文化思想和话语观念博观融通，加上世罕其匹的渊博和睿智，所以在感物联类方面，具有极大的自由空间，可以自由地穿行其间，一切仿佛信手拈来，浑似不经意，而头头是道，妙语连珠，启人神智。《通感》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都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最后，谈关于打通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问题。钱先生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从事文学创作，两者相得益彰。我们知道，没有文学创作经验的人，评论文艺作品时，不容易一下子抓住要害，易犯隔靴搔痒的毛病。而能创作诗歌，对于评论古人诗歌显然是很有助益的，因为能切身体会创作者之得失与甘苦。钱先生《谈艺录》《宋诗选注》和《容安馆札记》中的诗学诗话，不妨同《槐聚诗存》中的诗作参读合观，互文阐释。《谈艺录》《管锥编》中的文化意蕴和丰富深刻的理论创见，也不妨施之于《围城》《写在人生边上》等文学作品。将其捉置一处，合观圆照，益人神智。　　总而言之，钱先生的学问如长江大河，博大精深，汪洋闳肆，先生的治学方法固非笔者所能领悟把握，这里所标举的也只是一鳞一爪而已，但希望能做到让人“尝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　　注释：　　[1][4]杨联芬：《钱锺书评说七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2]杨绛：《我们仨》，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3][5]丁伟志：《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　　[6]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7][10][11]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8][13][16]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9]钱锺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2]钱锺书：《围城》，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　　[14]钱锺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15][17][18][19]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杨联芬.钱锺书评说七十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丁伟志.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北京：三联书店，2010. 　　[3]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J].文学评论，1999，（3）. 　　[4]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M].北京：三联书店，2008. 　　[5]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8. 　　[6]钱锺书.旧文四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J].文学评论，1980，（6）. 　　[8]钱锺书.围城.北京：三联书店，2009. 　　[9]钱锺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10]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7. 　　[11]杨绛.我们仨[M].北京：三联书店，2003. 　　（崔现芳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05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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