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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空间：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作者：韩晗
东方论坛 2015年06期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4)06-0065-06
都市文明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它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精神与物质资源，并且已经构成了时下学界一个被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近代史学科，还是文学史、社会史、科技史领域，对于这一问题都有不同方面的关注与探讨。譬如王德威、程光炜、陈平原等学者对于这一问题早有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但笔者认为，先前学界的探索多半集中在单一学科内部，即讨论都市文明中的某个方面(如经济、文化、建筑与交通)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影响，而较少将“都市文明”容纳进一个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衡量，即将“都市文明”作为一个现代科技进程的整体产物予以考察，揭橥其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复杂关系。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肇始于晚清七十年，发展于民国前三十年，而这前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恰是都市文明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漫长历程。由是可知，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几乎同步，因此，从科学思潮的角度来剖析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关系，显然有着见微知著的意义。
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学科众多，远非一篇论文所能详述。因此，本论亦非企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景式的描摹，而是拟从“科学思潮”发展轨迹这一点切入，以“想象的空间”为出发点，对如下三个问题依次进行思考与梳理：一，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有哪些共同点？二，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进程之间构成何种相互影响？三，立足于科学思潮的角度，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何特别意义？
“都市文明”是一个相对而言较为复杂的概念，尤其是中国的都市文明因为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因素而更加复杂。因此学界对于中国“都市文明”的讨论就始终存在，但却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张爱玲曾如是评价以机械文明与商业文明为代表的都市文明：“现代文明无论有怎样的缺点，我还是从心底里喜欢它，因为它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东西。”[1](P160)也有专家从费孝通的“陌生人伦理”出发，认为中国都市文明必须要打破传统儒家的“熟人观念”进入到“陌生人伦理”的社会中，这才是“都市文明”在中国的形成标志。[2](P8)而早在八十多年前，日本学者弓家七郎就曾结合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得出过结论：都市的核心在于“社群”(community)而不在于“社会”(society)，进而认为“都市是文明的源泉”。[3](P2-3)种种说法结合到一起可以得出下述结论：都市文明是一种建构在机械文明、社会文明与商业文明之上的，完全有别于农耕文明的现代性文明形态。从这个角度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以现代性的方式与传统文化的割裂。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反传统，这一点与都市文明存在着共同点。只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所悖反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忠恕之道、孔孟之学，强调以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文主义代之。而都市文明则是完全来自于西方、以街道、社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文化表现，因此，两者都是“西学东渐”语境下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以“城市化”为核心的中国都市文明的进程，深层次地对传统农业文化进行了颠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封建时期均由完全的农业社会为主，而由于殖民入侵、开埠通商而发生的现代城市化，则以侵食农村土地、瓦解宗族关系、改变农村劳动力结构为手段。早期城市化进程的目的虽是满足殖民者对土地侵略与对物质的掠取，但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步伐，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由是可知，“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构成了共生的关系，两者共同推进着中国社会思潮的现代性进程。但是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两者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从属的一面。毕竟中国文化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含义逐渐广阔，既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哲学文化、政治文化与各种思潮，自然也与“都市文明”有着一定的从属关系。
从共生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一样，因“西学东渐”特别是科学思潮、科技文明的引入而勃发。建构在现代交通、建筑、工业、机械与日常生活方式之上的都市文明，实际上，这些因素也是开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进程的重要动力。
以科技思潮为主导的机械文明主导并推动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现代性的进程，中国也不例外。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为用”就逐渐拆解了“中学为体”原有的社会地位，一批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了科技思潮下机械文明与工业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孔孟之学”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更无益于抗敌御侮。在这样的语境下，科技思潮很快成为了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
这一切正如张灏所认为的那样，“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4]早期全球化借助着科学思潮的力量，为中国社会导入了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并为今后中国社会的变革蕴育了潜能。
因此，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两者共生的另一重历史证据。正如弓家七郎所言，都市文明的元素是“社群”，这是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以家庭为社会元素的颠覆。在科学思潮的引领下，在中国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中形成了以公寓街道、大众媒介、广场商店、学校影院与公共交通为载体的“公共伦理”，人与人之间相处逐步走向了“陌生人伦理”的交际范畴，原先依靠家庭、家族的人际交流逐步发展为从“个体”到“社会”的大众传播，在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启蒙发展，都市文明协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共同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层面上，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还存在着一个不谋而合的“合谋”，即催生了先进意识形态。都市文明不但带来了先进的器物之学，也带来了社会公约、法制规章与制度规范，推动整个社会朝着良性、有序的目标发展，而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所产生的现代戏剧、小说、电影与杂文等新兴文化形式，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
由是可知，由科学思潮所催生并推动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两者从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且都为早期全球化在中国的特殊发展结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备着共生性的关系，并共同发挥着为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助推的历史作用，因此，两者必然存在着推动相互共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科学思潮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传播渠道，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生产方式、生产观念与生产形态，同样，它也为中国的都市文明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与必备的前提，欧美国家通过对科学思潮的输入来推行其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上层建筑，进而使得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语境当中。
在这个共生的过程中，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表现出了两者密切的关联性。以白话小说、摄影、新诗、电影、广播、现代美术(包括工艺美术)、现代话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正是由都市文明所孕育并在这一土壤下获得发展与繁荣，它们共同营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结构与主要内容，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藉此笔者认为，从科学思潮的角度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存在着如下三重相互影响。一是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都市文明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二是科学思潮促使日常生活呈现出审美化的特质，导致都市文明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中获得发展与完善，三是两者共同丰富了科学思潮的人文内涵，使得科学思潮得以在人文精神的层面来影响社会的大多数。
首先，都市文明如何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按照城市文化学的概念，都市文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建筑、街道、商品、工业生产、公用设施与公寓等组成的物质文明，另一部分则是包括了法律、公约、制度、生活方式、艺术、文学等的精神文明，科学思潮对于这两部分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对于前者，科学思潮主要发挥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意义，而对于后者来说，科学思潮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一种社会思潮的方式介入，利用逻辑理性的思维特征与实验求证的研究方式来影响都市文明中精神文明的发展。
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在这两重影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科学思潮从器物、技术层面来促进都市文明的发展时，中国现代文化正是在这种动力下找到了自身的发展空间。譬如因为城市街区的出现，导致了电影院、现代戏院的落成，使得电影、话剧获得了展演的机会，再譬如因为工业生产与工艺美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致使中国的出版界在当时曾空前兴盛，杂志、画报的印刷质量与数量曾一度达到历史的峰点。
其中，现代建筑与文化现代性是反映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表征。学界一般认为，1935年是上海地区杂志业最为兴盛的“杂志年”，各类现代派装帧的杂志以上海为出版中心，流向全国各大口岸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装饰主义(ArtDeco)美学风格也发展到了极致，六大该风格的标志性建筑卡尔登公寓(1935)、上海市体育馆(1935)、上海卫生试验所(1935)、提篮桥监狱(1935)、百老汇大厦(1935)与建设大楼冶金局(1935)均在这一年落成完工。
这种巧合证明了建筑文化与出版文化(或现代文学)在现代性路径上的相通性，都市文明既为科学技术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如摩天大厦、现代建筑等等)，同时也在科学技术的主导下，促进了文化的现代性进程。[5]
因此，我们无法忽视都市文明给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带来的另一重空间，即从思维特征与研究方式的角度来带给中国文化现代进程以内在动力。科学思潮为都市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让科学思潮渗透到了日常生活方式当中，瓦解了先前保守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更为开阔、便捷的路径。藉此不难看出，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都市文明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宽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随着科学思潮逐渐普及化、大众化，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开始出现民间化的“俗化”趋势，而这恰与都市文明中的精神文明、消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集。
鸦战以降，百业待兴。随着租界开埠、口岸通商等“洋务”的发展，以及受新式教育人群的不断扩大，中国普罗大众开始逐渐感受到了“科学思潮”的力量与意义。西医、西装、西餐、西文与西式学堂等“西字头”的文化形态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选择。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是否“合乎科学”成为了当时许多人在衣食住行、求医问诊乃至日常消费时的前提。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现代文化不断“俗化”的一个过程，中国现代化文化从晚清少数“睁眼看世界”先驱者的专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十里洋场家家户户的日常消费，这个不断普及的“俗化”过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科技思潮的介入与影响使然。
在科学思潮助力的特殊语境下，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成果，很容易成为都市文明的重要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图像文化的出现。以摄影术、彩色石印术与电影技术为代表的图像文化技术，催生了新闻摄影、杂志画报、广告、月份牌与电影为代表的“摩登文化”，这既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标志性成果，也是都市文明的重要特征。
图像文化并非是两者交集中的唯一个案，但却是其中最具特点的研究对象。与图像有关的一切技术都是舶来的“西化”技术与西方文化——无论是摄影术、彩色石印术还是电影技术，都非中国本土发明，而是来自于西方，而现代工艺美术、繁盛的城市街区与庞大的都市人群又为图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消费性”是图像文化的主要特征，因此图像文化的经济学本质是科学技术与都市文明所共同营造出的一种消费文化，这与都市文明中的消费性因素有着密切的类似之处，因此，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重要标志的“图像文化”，构成了崇尚消费性、受科学思潮主导的都市文明的重要核心。
最后，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丰富了科学思潮的人文内涵，使其变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观念，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政治、社会的现代性进程。
中国的“科学思潮”发端于科学技术，最先乃是以具体的“器物之学”进入中国。如船政、电力、医学、铁路、邮政等等，直至晚清同光时期之后，“科学”才从“器物”上升到“观念”，构成具体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并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所吸纳、借鉴。在这个从“器物”向“观念”变迁的时期中，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从“科学技术”向“科学思潮”的渐进过程中，最关键的变化是人文思潮的注入，而这恰又拜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所赐。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从官方到民间的过程，最先接触到西方科技的是洋务运动的主导官僚与受过一定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直至租界繁盛、都市兴起之后，科学技术才真正惠及普通民众。在此之前，科学技术根本谈不上科学思潮，只能算是“救国”“自强”或“求富”的工具，甚至学堂里的教习、海关的负责人与出访使团的领队都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传统士大夫根本不屑于与科学技术这“奇技淫巧”的东西打交道。在这样的语境下，科学技术哪里有上升为“科学思潮”的可能？
学界一般认为，“科学技术”向“科学思潮”的演变，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晚清新式知识分子的译介与著述当为关键因素。但从技艺之学到社会思潮的转变，将人文主义融入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仅凭几位学者、几本著作是无法办到这一点的，必须依赖于广泛的民间土壤——即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接受与认可，而这正是都市文明发展的结果。
但是微观来看，包括城市日常生活在内的都市文明对于“科学思潮”的发展的影响，必须要依赖于具体的文化形态。以前文举例的画报来说，科学思潮之所以能因为人文思潮的注入，变成一种观念，与新兴媒体的传播亦密不可分。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所出现的时间，也正与中国都市文明兴起同步。《点石斋画报》曾集中推出了一批如铁路、摩天大楼等现代科技代表成果的图片与介绍，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众普及科学常识、打消对“西夷”的陌生恐惧并促使先进科技融入日常生活，起到了积极的助力作用。
如《点石斋画报》这样的期刊画报，曾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譬如随后的《玲珑》《东方》与《良友》，都因引领一时风气之新而闻名于世。它们在介绍无线电、飞机、交际舞时所起到的宣传作用，在当时很难有其他的公共媒体可以比肩。通过对这些画报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为科学思潮注入了人文内涵，并对中国政治、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论并非意图审理都市文明给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而是力图站在科学思潮的角度，来审理两者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历史联系。正如前文所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存在着共生性，又有着相互包容的特征，并互相为对方提供动力与空间，一起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进程。
重新从科学思潮的角度审理本论所指向的问题，有着如下两点意义。其一是有助于反思“科学思潮”在中国社会、文化与城市的现代性进程中的利与弊，为今后重新认识科学、推动科学发展与制定科学政策总结历史经验，其二可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之间的关系审理寻求新的研究路径，对于中国城市文化与文化现代性的研究探索跨学科的理路。
首先，前文已用较多的篇幅来论述科学思潮之于两者进程影响，但客观地说，科学思潮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积极地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与城市的现代性进程，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的“科学思潮”来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是纯粹的舶来品，与中国古代传统科技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远远早于中国，因此，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所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中国更加深入，所暴露的问题也更早、更多。
事实上，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给西方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早为西方社会所关注，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已经开始关注资本主义与工业文化带给整个社会的问题及其对策。譬如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批判、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立足对工业文化对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以及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建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人类主体精神层面的“无主体过程”，甚至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还尖锐地指出“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化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6](P1)除了理论探索之外，欧美的艺术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夸张的表现与艺术化的批评，其中以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中篇小说《变形记》(Die Verwandlung，1915)与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导演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1936)为个中代表。
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对于工业文化、早期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弊端的反思。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思，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正是这种人文主义启蒙精神才让欧洲人脱离了黑暗的经院时代，走向了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但是人类对于器物的过度依赖，又会使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失去自身特性的一面，因此在科学技术刚刚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时，西方社会便会如此敏锐地发现人类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相对于西方而言，在接触现代科技之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积累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反长期处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与清代高压文化政策之下，因此，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卡夫卡、劳伦斯(D.H Lawrence)等西方作家批评、反思科技思潮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弊端时，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与新诗诗人仍在充满感情地赞颂光怪陆离的以霓虹灯与狐步舞为代表的“海上风景线”之美。①陈平原曾归纳认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逐步从类比到推理、从直觉到逻辑、从模糊到精确，主要跟整个科学思潮有关。”[7](P16)
因此，工业文化、早期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为表现的现代科技思潮对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进程虽然影响深入，并促进了都市文明的发生，但同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同步性反思则显然缺位。之于中国社会而言，“技术中心主义”曾长期是政府制定社会发展的主旋律，②而对于科技的批判甚至反思，则被看作是逆潮流而动的思想。
在这样的语境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则不免同时打上了“以(西)洋为师，以赛(先生)为本”的烙印。城市建设效仿欧美现代城市的格局，加大对于科技成本的投入，而忽视城市文化长期建设，甚至对于传统的城市建筑与文化结构进行破坏或有意忽视，使其最终产生出“现代性”的表象；而在推动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当中，主张定量研究、强调严密逻辑的“技术中心主义”以及盲目崇拜西洋、师法欧美的“拿来主义”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审理科学思潮之于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的联系，或有着去蔽求真、见微知著的学术意义。
其次，科学思潮这一角度具备跨学科、跨领域的特质，可以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两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可以这样说，对于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都属于热门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当下也渐成热潮，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当下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依然以文化研究或思潮研究为主，较少涉及其他学科或领域，因此这一研究逐渐呈现出了视野狭窄与理论局限等客观问题。
我们无法僭越的是：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都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受“西学东渐”这一宏大历史思潮的影响，与科技思潮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同属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组成。通常学界在研究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时，关注的是都市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具体的建筑结构、艺术形态、历史事件等等)与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标志性产物(如具体的作家作品、文艺思潮等等)，在理论、视野上显示出了一定的狭窄与局限，而以科学思潮为视角，可以推动文化与科学的跨学科对话。
科学思潮这一视角建构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思潮的双重学科背景之上，反映了历史、社会语境的特定特征。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亦可反思科学思潮的利弊，对于科学思潮所带来的两面性进行客观的审理与评判。
事实上，以都市文明为载体，以工业文化、现代技术、机械文明为主体，以理性思维、强调实证与分类研究为方法论的科学思潮，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依然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热衷“科学思潮”文化现代性先行者又常以此为科学之圭臬，“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8](P99)甚至认为“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9](P2)及至“五四”前后，则更是强调“举凡一物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10]而这使得现代文化的实践者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创作立场，产生了唯技术化、功利化的倾向，尤其是对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强调、宣扬，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否定与压制，甚至茅盾就曾主张：“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11]
但与此同时，在欧美学界，对于科学的反思虽是出于科学技术的视角，但多半基于人文立场，重视人文关怀，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审思技术中心主义、工业文化对于人文发展的约束与戕害。“科学思潮”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有“科学技术”与“社会思潮”这一跨学科特质，立足人文立场，反思科学思潮的两面性，对于当时历史、社会语境的变迁，也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都市文明和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都是建构在“科学”基石上的人文因素，而它们又共同地受到人文思潮的制约，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中“想象的空间”。因此，“科学视角，人文立场”的研究法则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若干问题的探讨有着较为重要的启迪价值。
收稿日期：2014-09-26
注释：
①在这里笔者须作特别说明，“左翼文学”不能看做是对于现代科技思潮与工业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人文主义，而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们所批判的时象并不是工业文化而是社会体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当时中国的买办阶层与政府，这恰是中国“左翼文学”行之不远的根本原因。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一方面批判资本家的剥削，一方面赞扬工业文化所带来的社会进步，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在很重要的一方面促使中国“左翼文学”迅速消亡。
②从上个世纪初的“科学救国”开始，到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的“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为纲”等等口号，在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中，还有“国家科委”“全国科协”等派出机构与官方社团，这综合地反映了政府重科技、轻人文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民间，也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技之长赛过黄金万两”等观念，可见技术中心主义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影响深远。
作者介绍：韩晗，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73 韩晗(1985- )，男，河北衡水人，文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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