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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风雨兼程 自考生杨珍从印刷工到高级记者
采访耗时三小时，杨珍的谈兴一直很高，但坐姿泄露了秘密——如果不用胳膊撑住身体，他在椅子上就坐不住，让人敬佩，更让人揪心。
杨珍，男，生于1946年，18岁起当印刷工，年近35岁时参加自考，38岁考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当记者。病休前为编辑部主任、高级记者。当年坎坷的岁月里，是自考点亮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也以身为自考生而自豪。
35岁开始自考
参加自考时，杨珍已年近35岁，在外文印刷厂当印刷工，是技术骨干，可他多么想上大学，当作家啊！
杨珍从小爱读书，爱思考，作文常得老师赞赏。高中毕业考大学，语文老师为他填报了北大中文系，老师也希望他能通过上大学实现作家梦。可高考结束后，他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命运安排他当了印刷工人。他的梦想，被那场浩劫断送了。
此后的十几年间，杨珍一直为自己上不了大学而遗憾。如果没有自考，他就只能抱憾终身了。自考出现后，他报考了中文专业，心里那个高兴哇，虽然像诗里写的，“青春被冻结了十年”，可他想：“减去冻结的十年，我还是年轻人！”
自考需要乐观的精神，更需要苦功夫。杨珍第一次考写作没过，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为啥？复刊不久的晚报组织了一次小小说征文，1.5万篇来稿中，评出了10篇获奖作品，他杨珍的文章位居其中，写作考试却没过？考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他又没过，这次杨珍意识到，“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回头苦学，学习笔记都记满两大本。文学史第二次考了82分。有人请教学习经验，杨珍抛出一句，什么时候觉得能给别人讲课，就可以了。
学得进去，又讲得出来，知识经过消化、吸收，成了真正的养分。学习到这种程度，毕业和文凭就像滋养充足的果实，压弯了枝头……
本科毕业论文，杨珍写的是《猪八戒与福斯塔夫形象之比较》。指导论文的刘景贤老师劝他：“你现在毕业拿学位要紧，求稳吧。”杨珍却是思潮翻涌，跃跃欲试。论文写好后，刘老师一读之下放心了。答辩前，一位老师说：“比较文学有美国派和法国派，我是法国派，我最反对你们美国派两个作品毫无关联却放在一起比较。”杨珍当时心头一紧。老师一笑：“不过，你写得真好！”
答辩时，4位老师提了二十几个问题，让他准备20分钟。杨珍说：“不必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这二十几个问题可以合并为十一个问题回答……”几句开场白，听得答辩老师们眼睛一亮。答辩很顺利，组长陈老师说：“这个选题很难写，你写得很成功。”市自考办的两位老师听完答辩，懊悔得连连跺脚：中央电视台来采访，没安排拍这场。文章后来发表在文艺理论刊物《艺术界》上。
论文成绩得优，杨珍顺利毕业，取得了学位。通过自考，杨珍悟出一个道理，干什么都得踏踏实实。
38岁开当记者
1984年，杨珍自考中文大专毕业，38岁的他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参加考试。这是一家对外宣传刊物，又是面向单一国家的单一语文版本，主张文章从生活入手，以小见大，喜闻乐见。社领导说：“你写一篇街头见闻吧。”
无题作文，看似可以随意发挥，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谋篇立意的思考，行文用语的表达，这些当记者应有的素质，都包含在里面了。杨珍用一小时又十五分钟的时间，写成一篇2200字的文章《亮点》交了上去。社领导一边读，一边乐，坐在对面的杨珍心里想：“看来差不多了。”
可笔试结束后，杨珍迟迟没接到面试通知。他后来才知道，对能否录用他，社里有不同意见。没有人说他的文章不好，可有人不看好他的年龄。38岁学当记者，还有提升空间吗？还有培养潜质吗？
社长和总编都很同情杨珍的经历，更赞叹他自强不息的劲头。面试过后，大家对杨珍的机智幽默又有了几分喜爱。全社大会上，社长拍板：不要再争他能不能来了，就是他了。
杨珍从此改行当记者，但心里绷了一根弦：“这里不少人是名牌大学毕业，我可不能给自考生丢脸抹黑。”
编辑部选题会上，杨珍提出了写写中国自学青年的精神，介绍自考制度的想法。自考数年，谁不是工作、家事、学习三不误，天天熬到深夜，生活没规律，饮食从简，睡眠严重不足？苦行僧式的“修行”，让自考文凭带有了几分悲壮色彩。杨珍想，把我们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让人们了解一点我们的悲壮吧。
这篇文章是杨珍进社后放的第一炮，别人说，挺响。负责翻译的外国专家找总编理论，为什么不多给版面，这样的文章再长也没关系。国外反馈的读者意见卡中，有219封把这篇文章列为最喜欢读的文章。有的读者“对这些超越苦难，……，进行了带血的苦斗的中国青年，表示深深的敬意。”
38岁的记者新兵打响了第一炮，杨珍心里有了底儿：别人能做到的，自考生也一样能行。
60岁笔耕不辍
“没上过大学，但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获得本科学历，并颇以此自豪。”这是杨珍的一篇文章入选外文局《对外传播文选》后，写在作者简介中的一段。自考，让他取得文凭，学到知识，也提升了他的能力，这种能力更让他得到了别人的尊重！但自考，也让他养成了拼命三郎的作风，长期超负荷工作，疾病开始向他袭来。
《人民中国》作为对外宣传刊物，文章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要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要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杨珍跑图书馆查资料，采访相关人士，写出了一批背景清楚，材料扎实，读起来又很轻松的文章。翻译部的外国专家常对新来的记者说，学写文章，就多读杨珍的，信息量大，用词幽默，读者爱看。
“特辑”是杂志的重头，着力报道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取得的成果、社会生活等。针对性强，受到读者普遍重视，“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年的12次“特辑”，杨珍每年要写三四次。有时总编甚至说，下个月“特辑”是你的，选题内容自定。
对外宣传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体育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杨珍要求自己做杂家。他和同事合作写《中国文化探源》，全面介绍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得到好评，最后结集出版。每年正月他写的生肖趣话也得到不少读者的赞赏，在网上发表后，常被十多家网站转贴。
杨珍被提拔为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后，时逢一批老编辑退休，年轻人还没有补充上来。杨珍只好一边当“运动员”跑采编一线，一边当“教练”带新人，白天搞日常管理，晚上写稿子，还要筹划杂志每年的改版、创新，心力损耗很大。出国考察，一些老朋友说他：“杨先生瘦了，杂志好看了，你耗的心力我们看到了。”
在这种情形下，杨珍仍写成6000多字的《中国的微笑》，这篇文章获外文局年度对外宣传一等奖。
1999年，杨珍所在编辑部业务成绩喜人，在外文局对外宣传表彰会上，社里十几个编辑，几乎人人获奖，数量等级均居前列。编辑部还获先进集体称号。杨珍却累成了稻草人，吃不下饭，浑身无力，体重从136斤直降到120斤，上班不敢挤公交车，骑车十几分钟的路程要走二十多分钟，他甚至连三楼的家也爬不上去，2000年确诊为尿毒症。他坚持工作到2001年12月5日，突然发现自己只能看清二号字大的标题。社领导当即下令：回家休养，不准再看稿了。后来，杨珍做了肾移植手术，两年后又患膀胱癌、肾盂癌。仅去年一年，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6次。
身体状况稍有好转，杨珍就又闲不住了。杂志社要编辑创刊50周年纪念刊，需要一篇关于庄则栋的文章，谁去写呢？编辑部精于体育报道的还属他，于是又请杨珍出山。好在只是千把字的文章，杨珍如期交稿。庄则栋看了文章后称赞说：你真懂行。这篇《繁华落尽归于平淡》的文章署名绿杨。
绿杨，自考出身的杨珍多像一棵郁郁葱葱的绿杨——坚忍不拔，傲然挺立，扎深根于泥土，汲取大地之精华；舒枝叶于人间，焕发生命之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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