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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的历史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看到过对联吧，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你所见过的对联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对联的历史，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对联的历史
它始于五代，盛于明清，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3000年前，中国先民就已使用对偶句了。商周两汉以来诗人的对偶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辞赋中的骈俪句，为后来对联的产生在文字上做了原始积累。汉语词义和汉字字形的特点决定了使用汉语、书写汉字的文人对于“对偶”的修辞手法情有独钟。盛唐以后形成的格律诗、律赋，对偶严格精密，对偶句已经是诗文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独立性在渐渐加强。
对联就是由格律诗的对偶句和骈赋的俪句发展而来的，它保留着律诗的某些特点。因此古人把吟诗作对相提并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早在秦汉以前，中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开始把联语写在桃木板上。跟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宋代以后，中国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北宋诗人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过年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人们才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我们今天所见的春联。据《簪云楼杂话》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前，曾命公卿士庶家门须加春联一副，并亲自微服出巡，挨门观赏取乐。从此，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
进入清代，对联曾鼎盛一时，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 发展，对联还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衷情母女巧对联历史典故
传说：苏小妹的女儿是个很有志气的女孩子在婚姻问题上她也很有主见。父亲的包办，母亲的“参谋”，媒婆的牵线搭挢，都没有起作用。后来，还是自己作主，嫁给了一个家境很不好却十分有才气的穷秀才。女儿嫁出之后，苏小妹很不放心，总担心闺女在夫家受不了那份罪，有一天，风雨交加，苏小妹忽然想起女儿住的那两间房也不知漏雨不漏雨，便带了丫环，撑上雨伞，顶着风雨到女儿家去了。
一进女儿家小院便听到女儿在房内与丈夫在一起的念书声。苏小妹未急于进屋，先打量了一下女儿的房子，只见是两间顶上半瓦半草的房子，窗子已经因年久失修而坏了。大概是为了遮风雨吧，窗台上一盆挨一盆地摆满了海棠花，海棠花的枝叶把大半个窗户都遮住了。苏小妹走上前去，刚到窗下，便听到室内的读书声骤然停止了。一会儿，女儿欢笑着冲出屋来，把母亲让进了屋。苏小妹坐定之后，环顾室内，见室内摆设虽然简陋但却有条不紊，她指着摆满窗台的海棠问女儿：
“半窗红花为防风雨？”
女儿刚要点头说“是”，一想不对，母亲这不是说了半副对联叫我对吗？“便马上改口说：
“一阵乳香便知母来”。
苏小妹一听，想自己在上联中故意用了“红花”“防风”两位中药名，没想到女儿也真机灵，不但巧妙地用“乳香”、“知母”两味中药对上了，而且还说明了刚才读书骤停的原因，看来女儿出嫁后才学确是长进了。
这时，女儿端上茶来，一边请母亲饮用，一边问母亲冒雨而来有何急事，苏小妹说：“哪有什么急事，就是为了来跟你对对子的，”说罢，她又道出了一个上联：高阳台上酷相思，为娘心念天仙子。
女儿听出了母亲是说因想念儿放心不下才来的，但也知道母亲这上联中用了《高阳台》、《酷相思》、《天仙子》三个词牌，对起来不易，她便故意扑上去在母亲怀中撒了一会儿娇，然后又很亲切地为母亲梳理被风吹乱了的头发。这样拖了一段时间后，下联也构思了出耿了，她这才对娘说：满庭芳中诉衷情，小女难得相见欢。她在下联中也用了三个词牌名；《满庭芳》、《诉衷情》、《相见欢》。苏小妹见女儿生活得虽然清苦，但夫妻相亲相爱，志同道合，便放心了。临走时，她还给女儿留一些钱，女儿再三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对联的历史渊源
对联形式短小，文辞精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是一种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一种高度概括和集中的文艺形式，它讲究对仗工整，遣词典雅，寓意深刻，规格严谨。
对称及平衡，是先民美学观点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在生产工具（打制石器）时便已显示；在文字创造方面，同样显示着这一审美观。从已发现的公元前四千年的半坡遗址出土垢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来观察，这些符号也经常成左右对称。八卦是我国最早的极为规则的、非常讲究对称的刻画符号。卦象的外形到内涵（从形到质）都体现着“对称”的审美观。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上，这种审美观便表现为对偶句。《文心雕龙》有言：“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对偶这一修辞手段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运用的修辞手段，它和象声是孪生兄弟。
对偶不只是简单的字面、词义相配成偶，还要求分量相当，不能畸轻畸重。其例，不胜枚举：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风雅逸篇》）；
“清庙穆兮承余宗，百僚肃兮于寝堂”（《神人畅操》）；
“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古今谚》）；
“争鱼者濡，逐兽者趋”（《列子》）；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
属于诗者则有：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汝无家，何以速我狱？”（《诗经》）；
“名余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楚辞》）；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文字甚至口头语，都很自然在运用了对偶句。但在形式上尚无有意雕琢，刘勰说：“唐虞之世，辞未及文”。此后形成骈体赋。进入南北朝后期，对偶句的运用便已经精雕细琢了。
与刘勰同时的沈约提出“四声八病”的主张之后，诗歌创作渐趋严谨的格律化，诗歌有了格律要求并越趋严密精细。在诗中，律诗的对偶句用上了“对仗”一词。
在格律诗形成的同时，词已萌芽、发展，自然而然地引进了格律，又向着长短句发展。到北宋，词的创作格律已经十分精熟，只是仍较短小。到柳永和苏轼手中，词牌陡增，题材面大扩展，表现方式大为丰富多样。词到盛时，曲已兴起，造语选词，较贴近民众。诗词曲都给对联以极大的影响。随后的杂言又大量用入对联，除竭力讲究典雅这外，成为主流的，则是以浅近的文言文或以口语入联，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得于在民间扎根，在深入民间的同时，又从俗语、俚语、谚语、谜语等处汲取营养。
假如说对偶句是对联的原质，那么它是在诗歌、骈赋中孕育而成的，是不断经吮吸诗、词、曲、赋的乳汁而成长。特别是深入民间后，融合谜、谚、俚、俗语等，成为一种上至宗庙、朝庭、下达至卑、至秽处所都能使用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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