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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成熟”的教育者的“自白”
早就想动笔写这篇文字，但却一直静不下心来。这两个多月对我来说，经历了阵阵狂风暴雨，品尝了道道酸甜苦辣，对人世的复杂与人心的叵测有了切身之感，我忽然有些“活明白”了，我敲打着心门一个劲儿地问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有必要走下理想的空中楼阁，回归地俗世实实在在的土地上呢？
7月22日我接到了去师大参加新课程培训的通知。我颇有些纳闷，新课程从高一开始实施，而我该教高三了，这么早参加培训有必要吗？但转念一想，也许是骨干教师的培训，以我在区里、市里的影响，参加骨干教师培训班是再正常不过、很顺理成章的事。自负的我不知道在此前一两天，我已经光荣地从准高三教师的岗位下“退下来”了，去承担“更为重要”的新课程教学的探索实践工作，因为新课程需要我这样的“有经验有能力”的教师来担纲挑重担。这个理由是教务主任一脸郑重其事地说给我的；在他说的那一刻，我还真的就信以为真了，甚至产生了多少有点强度的使命感。
很快我就醒过闷儿来了。几个星期后的一次酒会上，还算得上哥儿门的教务主任说了实话，他说他怕我的心理承受太小，故意编了瞎话骗我。其实我当天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我是中了某些人的暗箭了。如果真如这哥儿门的“瞎话”所言，起码儿应该有个够级别的领导与我有个正式的谈话。毕竟我是在中途被换的将，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话，是需要有人“给个说法”的；既然没有人找我“做工作”，既然把我像个物件一样随便找个地方一扔就无人搭理，只能说明我被“打入冷宫”了。
以后零星传出些小道消息，我入“冷宫”的原因渐渐有了好多大同小异的版本。但官方的说法还是在我几次“逼宫”之后，或者说是在我有了“真心改过”的姿态后才从副校长口中惠赐于我。副校长的意见疏理如下：
1.我的团队意识较差。具体体现在我执行年级组决定时的“消极怠工”，比如对学生的课外辅导(每天下午4点到5点)，别的老师身边都围着一大群学生，只有我的身边“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影响其他教师的工作热情。如果上了高三，辅导的时间与强度要加长加大，我这样的人能适应得了这“火红的年代”吗？
2.我的合作意识不强，尤其与备课组其他老师的关系不够和谐，常常使集体备课难以“正常进行”。有时备课组定下来的事，我居然敢自作主张更改，更表现出极强的“自由主义倾向”，谁还敢和你在一个组？
3.新课程也确实需要我这样的有科研能力有钻研意识的老师。(估计是客套话)
我知道，学校里颇有一些人对我是有些微词的。因为我时常对学校及年级组的一些做法发表“赤裸裸”的批评。比如，我曾批评学校并不真正关心教师的专业成长，尽管某些领导常把这几个词语挂在嘴边；因为学校从没引领教师向真正的专业化靠近，没有政策导向，也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读书、思考始终没有成为这个学校教师的主流风气，教育、教学的专业化含量始终不高。比如，我曾不止一次地批评学校机械地抓分数的高耗低效的做法，而且以实际行动抵制过。尽管我最终的教学效果并不差，我的学生的高考成绩并不低，但我的“与众不同”让相关人员很不舒服，很有些人以为我的头不好剃，我是个“刺儿头”，我不好管理，颇有几个年级组长怵头于我(或曰讨厌我)，所以把我“组合”下来是很正常的事。好在校长有“好生之德”，否则我即便不下岗也得转岗。
说起在备课组内的表现，我一向以为无愧于心。我参加备课的次数不是很多，因为我很不喜欢那种“先碰进度后聊天儿”式的“集体备课”，我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有时参加了，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要提些“建设性意见”让有些老师很不自在。而高二最后一次考试阅卷时我的又一次“冲动”便成了让我提前“轮回”的最直接的借口。
由于命题者的疏忽，有一道语言知识运用题(句子排序)有问题，答案不具有唯一性，而命题者给出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我当时提出，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此题应该慎重。但习惯了按“标答”阅卷的老师似乎已经丧失了起码儿的独立意识；而且还有一层原因是如果改答案的话，于出题人的面子上不好看。所以，我只能在分数登统完之后，把我那两个班的试卷上的这道题重判，但分数没有改。因为我知道如果改了分数，我对自己的做法无论如何是解释不清的，因为这个学校的很多老师把分数尤其是同轨班的分数排位看成命根子，我如果改了分数会把天捅漏，而且也会让人误认我是一个多么下三滥的教师。我唯一的想法是，我必须很真实地出现在学生面前，我是很少考虑分数的“横向比较”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改判根本算不了什么事，没想到被某些人一渲染，被某些人渲染到某些领导的耳边，这就成了“重大事故”，成了我没有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的铁证！呜呼！
在和年轻的气可干云的校长交换意见时，他给我下了个“没活明白”的定语，而我的这次“冲动”无疑是个很好的例证。教书挣钱，养家糊口而已，凡事较真，自认为只有你自己真正懂“理想教育”，其实你单纯得很！用校长的话说，学术争论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在形成决议后擅作主张，否则，这个学校还不乱了套？但他就没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学校没能形成良好的学术讨论风气？为什么很多老师在搞人际关系上煞费苦心？为什么有些人专门爱搞小动作打小报告？为什么光明正大的人反倒受排挤？我对校长说，这件事最应该追查的是打小报告的人，这样的人心理太阴暗，如果任这样的人猖獗的话，学校里必将歪风盛行正气萎靡。
校长说，他曾经让人搜集了我发表的一些文章，目的就要要真正走进我的“内心世界”以“了解”我。据此他给我的评价是，第一，我是个“不成熟”的教育者；第二，我的心理有些“扭曲变形”。又说因为我是老哥哥，所以他才直言；可能我一时会接受不了，但他想，如果我“想明白”了，对我以后的“成熟”是大有好处的。
我还真没想到，居然有人这样评价我。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一个虔诚的教育行者自居，我苦苦追寻着我的教育理想，我孜孜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我一次次地把剑刺向了阳光下的黑影，我的很多文章对现行教育的弊端也做了大胆的批评，其终极指向就是想让我的教育现实与教育理想之间的差距尽可能地小些。尽管我知道，几篇小文章是不可能扭转乾坤的，而我的努力或“冲动”可能会让我的处境愈发局促，但我仍像堂·吉诃德那样不停地挥动着长矛，甚至被某些人视为“怪物”。我想这也许就是校长所谓的“不成熟”吧？
“不止如此，作为一个个体，你有你的话语权，但一旦你站在学生面前，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要让学生们心中阳光灿烂，可是你的学生的习作中经常有不阳光的地方，是不是与你的影响有关呢？教师应该按党的教育方针施教……”
我简直要笑出声来。我曾多次在文章中呼吁教师要有“角色意识”，而且我自认为在学生面前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角色”的，没想到如今居然有人批评我没有“角色意识”了。真是天大的笑话！多年来，我一直把培养“真人”作为自己的教育宗旨，一直提倡学生的习作写真实生活抒真情实感，一直引导学生思考生活追求真理，而这一下子怎么就成了我“不成熟”的证据了呢？我想，根子还出在我的学生在习作中对现实生活包括学校的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而已。
我曾经很自豪我的学生会独立思考，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们并不因为生活的不理想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然而这样的文字上了报纸，校长当然会认为有损于学校的颜面，当然会认为是我在其中的“引诱”起了作用。按照他的标准，我的学生的心理当然就不够阳光，我当然就是个“不成熟”的教育者。
我为这样的“不成熟”而自豪！
关于“心理扭曲”问题，校长说他读了我的一些有“自传”性质的文章，理出了我的心理轨迹，即由于自卑而产生的自傲，年青时的自卑曾激励我奋斗，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了成绩后便傲视他人，成了可怕的自负；这种自负体现在听不得批评意见，容不得别人的失误。
我还真没想到他从我的文章中居然读出了如此“变形”的我。其实，一个人敢于在文章中袒露自己，说明他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某种心理或情绪。如果说我在十几年前曾有过“自卑”的话，这“自卑”源于我的中师出身；但也正是这“自卑”让我取得了很多正式大学毕业的老师都要钦佩的成绩。而如果说这就是“自负”的话，我应该承认我很“自负”。但若认为我因此而容不得人，很难与人相处，我的心理“扭曲”了，别说我不接受，我的学生也不会接受，我的那些志同道合的老师们也不会接受。
校长的武断，真的很出人意料；细细想想，也正常。当一个集体过于强调“团结”(其实是变异了的专制)强调和谐强调没有“杂音”时，其实就是堵塞了批评的渠道，剥夺了个体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成熟”的人们于是学会了缄默，或者顺着领导的意图高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而一旦谁说了真话实话，谁就是“另类”，就是“不成熟”的教育者。这样的环境，当然不允许教师的个性存在，而个性较强的教师往往会首先成为祭坛上的牲醴或示众的材料。
从这样的视角观察我，我绝对是个“不成熟”甚至“不合格”的教育者。近乎功利化了的评价体系和扭曲了的畸形的教育现实是一个庞大的“场”，我的任何努力根本不可能对这样的“场”有多大的撼动。我只是一个自认为还有些个性、甚至有些迂腐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我曾用“文人天性”(用校长的话说是“小文人天性”)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不成熟”的我绝对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追求以取悦于俗世，尽管我可能因此会失去许多物质上的或功利上的好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我想，这辈子恐怕我真的“活不明白”了。但我会在自己所选定的轨道上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一直坚实地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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