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读书笔记范文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很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题目，这对当代人具有鉴戒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以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早晚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题目上夸大最多的题目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进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以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气力。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回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 (《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欺侮，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论语读书笔记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轻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看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天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夸大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夸大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夸大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熟悉，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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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
学而优则仕。
儒学对学习非常重视，《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荀子》则用大段大段的理论去阐述学习的目的、方法、对象，《朱子语类》也有整卷内容关于学习的心态、内容。至于以后的科举制度，夸张地阐释着“学而优则仕”的理论，如此大张旗鼓地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古今中外，莫有甚者。
孔子时代的学习，想来还是很全面的，作为学生，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职业技能”，其中文化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当时孔子的教育是全面的素质教育，孔子的学生对于这六艺各有所长，并非腐儒、书生、书呆子，他们平时能传播礼乐、文化，谨守礼仪，战争的时候又能上阵拼杀，符合着先秦时期士人的传统。孔子自己对于这些技能也很在行，在《论语》中，孔子自己能操琴、善御、善射，至于礼、书自然掌握更多，只是“数”基本没有论述，不过，孔子的学生中，子贡做生意很在行，也许他在数的方面有所专长吧。但是，在孔子之后，儒家却没有继续把这六艺坚持下来，子思、荀子、孟子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谈及这六艺，而是把儒家的基本
理念反复论证，更多地是作为纯粹的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君王、重臣面前，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当代的儒哲学，无不是以文化作为重点，无不是以理论发扬为目的。其原因应还是在于知识的增多以及职业化，个人的能力、精力有限，要想在社会上有所成就，则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择其一而专。论语读书笔记学，前提是人的不完善，必要条件是有先知先觉者。要完善自身，必须不断地向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的学习，先生，也就是先于自己而知、悟者，职业化的先生，就是教师。基于此，师生关系在儒家体系中成为重要的一环，隆师亲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虽有夸大，但对于老师的尊重和敬仰可见一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者也”，其对象自然是学生，那么，传授些什么呢?笼统地方面是“道”，具体的方面是“德”，传授的方法通常通过解读古代的文化典籍入手，这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出的私塾学生诵经读书的场面，水平更高的学生，则就典籍中的疑难问题或自身疑问请教于老师，如宋代以来的书院教育。至于学生的年龄和毕业、文凭等现当代的条条框框，在古代并没有限定，似乎入仕倒是可以作为一个离开书院的标准。
学与习是息息相关的，其中的“习”对于古代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学属于“传”，老师可以面对众多学生传授知识、技艺以及为人师表，但个人的领悟与否则在“习”中体现出来，例如孔子对于颜渊的溢美之词毫不吝惜，特别是关于好学方面，其缘由是颜渊能够自
己揣摩，并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或一语中的。而习，当作温习、思考解，如果扩大一些，习还应该包括践行，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曾子说，每天都要反省自己 “传不习乎?”至于之后儒学的“知行”范畴，也该包含着学习这一内容。孔子时代的学与其之后的学不同，习，自然也不相同。流传到如今，学习更多地体现在理论知识方面，以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学习的评价标准，考试制度则是这一标尺的具体体现，但这一标尺并没有涉及到做人、做事，也就导致着知与行的分离。
学与习的分离，知与行的分离在西方哲学中并不在意，如西方哲学对哲学家的评价不在于其人品如何，而在于其著作、成就如何，为师不一定要成为学生的表率，为人不一定要符合道德规范，做事不一定要符合社会规范，哲学家的论述可以与其行为无关，如此等等，儒家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引导出“内圣”与“外王”的两个方面出来，两者虽不是各擅胜场，但都属于社会的各取所需，都具备合理性。儒学更注重于内圣，因而体现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来，对于先生、典籍的理解，尽力去为之寻找出合理性，如果自己的理解和老师所说、典籍所述有所不同，则首先把责任归之于自我的愚钝，如是而为可以达至内圣获得区域性地声望，不过在怀疑、创造方面则有所缺失;西方哲学的内圣并不在理论视野，即使专门的伦理学也只是属于“元伦理学”，在善、正义、美德等几个范畴的根本来源上打转，没有对人的基本和终极要求，根本上仍然属于哲学的范围，宗教的道德规范相对来说框得过细，“原罪”的前提并没有把人的完善放在其
中。儒学与西方哲学各有缺失，但是否会互补?我认为难度很大，毕竟儒学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西方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大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同，除非儒学能根据现代社会的需求，开出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西方能认同儒学的责任与义务。全球化的局面下，兴许有可能性，但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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