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摆的百余万字的巨著《悲惨世界》。读上百万字的书是需要些耐心的，写百万字书的人则需要那种让读者不忍释卷的才能。
雨果有。他甚至还能让不能忍耐他唠叨的读者终于在他的唠里唠叨里为他的冉阿让流一滴圣洁的泪。
他靠的是情节和情感。尚奇与情感热烈是法兰西民族的天性，因此也造就了《基度山伯爵》的奇巧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奔放。而雨果的叙事无疑同时具备这两种品格。雨果全心全意地爱着巴黎，爱着法国，爱着自由与进步，爱着他的上帝。他的笔势不懂节制，但他构造情节网络时却有条不紊，极具匠心。
雨果经历过多次法国社会大动荡，故而他带着强烈的历史感敷衍巨制。他是最会铺垫的。一段历史，一场战役，一个酒店，甚至一次下水道里的地陷，费铺满垫足不可。阅读过程中最不能忍受的往往就是这些铺垫——它们牵扯情节，延宕事件的进程。可只要耐心读下去，你就会觉得，那些铺垫中，冗笔并不多。雨果在写史，不是写冉阿让一个人，他显然不满足于情节离奇、但仅以满足读者好奇心为满足的记述。他要写出他所有了解的，和所有自认为必须发表的议论。他为民族、进步、正义、上帝而写。
读完《悲惨世界》，不由得会感到上帝不但存在，而且无处不在。这上帝，换种叫法，便是道义。这道义包容一切，原宥一切。它主要经由两个人物传达：卞福汝主教和冉阿让。写主教那一卷可以说是纯粹的铺染，但没有卞福汝便没有冉阿让，这一卷笔墨是完完全全必要的。类似地，不批评修道院怎能显出冉阿让从修道院带出珂赛特的必要呢?如果不尽全力描写滑铁卢，大如后文的党派之争，细如德纳第与马吕斯的恩怨又怎能说清呢?
但事总有两面，过分强烈的写史意识确实使小说拖沓了。议论破坏小说是古往今来大小作家的通病。雨果和托尔斯泰都未能幸免。小说靠人物说话，离开此轨，便无所谓小说。议论时政、议论黑话、议论污水处理问题，诸如此类，也务求通与全，结果得不偿失。并且，这些太长的议论几乎也都是自成一卷，这时，小说家履行了额外的义务，小说的空间因而被填充得过满了。
此外太满的还有一些追击前因后果的补叙。作者似乎对读者的想象力不太放心，一定要在写到某些关节的时候停下来，源源本本交代清楚。
毕竟是法兰西的儿子，懂恣肆而不懂含蓄，不知中国人所谓的“留白天地宽”。
但恣肆也有恣肆的美，并且我们必须承认，《悲惨世界》的精彩首先得自于这种恣肆。全书最震动人心的叙述在商马第案中冉阿让的心理活动，具体地说，是一夜人与上帝的搏斗，进或退的抉择，善与恶的较量。这几页文字显示了雨果渲染功夫的极致。这时只需恣肆与坦白，必须恣肆与坦白。在这样的时刻用这种笔法才可谓如鱼得水，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