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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古诗鸟
鸟儿是人类的朋友，它们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世界因为有了鸟儿的存在显得生机勃勃，因为有了鸟儿的存在显得绚丽多彩。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的古诗鸟，你听过这首诗吗？一起来看看吧。
鸟
白居易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注释
①道：说。
②莫：不要。
③子：小鸟。望：盼望。
翻译
谁说这群小鸟的生命微小，与所有的生命一样都有血有肉。
劝你不要打枝头的鸟，幼鸟正在巢中等候着母鸟回来。
赏析
诗人白居易在这首诗中发出劝戒之声，劝导人们爱惜鸟类，表现出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
诗人白居易深受儒、道、佛的影响，与儒者论理，与居士论道，与佛家论经。如果说李白是世间的精灵，随性而为；白居易就是入世的苦行僧，兼济天下，仁义无边，又在知足中寻求解脱。
传说洛阳纸贵，据说长安居不易，白诗人曾是高傲的才子，后来与得道高僧相交，长期感其心理其情，白居易逐渐明白世间的生灵都有同样的生命，本没有贵贱之分。一首简单易懂的《鸟》，把鸟儿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一样，人不可以为自己强，而任意决定小鸟的生死。
要是说自然界的定义是生灵皆平等，那么人类社会的规则强化万物为三六九等。白诗人听高僧说，恶虽小不可为，善虽小必为。他曾经以为的生命不平等，终于转化为自然界的万物平等。此诗说的是鸟，其实喻义着现实社会，皇家贵族性命高吗？贫穷百姓生命微乎？都是一样的皮肉，都有母子情深，诗人希望社会充满爱和欢乐。
文学赏析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此诗先以一个反问句提出诗人自己的看法，反问的语气使感情抒发更加强烈，表现出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接着点出鸟和人一样有着皮肉和骨骼。诚然，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间万物与人类一样，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类应该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对待它们，绝不能伤害它们。之后的“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两句顺势提出人类应善待动物的劝诫，并以幼鸟盼望母鸟的动人情景来感动人们，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劝说效果十分显著。
全诗语言朴实自然，通过蕴含真情的“子望母归”的自然现象劝诫读者善待动物，表达了对鸟类命运的关注和同情，这不仅是一种生态意识，同时还有着深刻的寓意：诗人意在以鸟喻人，劝诫当时的权贵要学会尊重平民百姓，因为平民百姓与权贵们一样，都有着同样的生命和尊严。
创作背景
这是一首劝诫诗，具体创作时间不详。每年春夏之际，鸟儿们正处于繁育时期，不少乡下孩子喜欢掏鸟窝、抓小鸟，甚至不少大人也在田间地头边干活边捕鸟，究其动机，仅仅是出于好玩。一幅幅鸟儿或死去或挣扎的画面让诗人心悸惊恐，心生悲凉。于是，诗人创作此诗，深情地呼喊与号召人们爱惜小鸟，与它们和谐共处，同时以鸟喻人，劝诫权贵尊重平民。
白居易的诗歌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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