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诗白居易

学人智库 时间:2018-01-16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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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政治斗争的拘系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

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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