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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恕人物简介
刘恕从小就十分聪慧,是北宋一名“才高和寡”的史学家。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刘恕人物简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物资料
刘恕 (liú shù)[公元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生于宋仁宗明元年,卒于神宗元丰年,年47岁。《资治通鉴》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
史书记载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涣字凝之,为颍上令,以刚直不能事上官,弃去。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饘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戚戚意,以寿终。 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八岁时,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年十三,欲应制科,从人假《汉》、《唐书》,阅月皆归之。谒丞相晏殊,问以事,反覆诘难,殊不能对。恕在钜鹿时,召至府,重礼之,使讲《春秋》,殊亲帅官属往听。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调钜鹿主簿、和川令,发强擿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郡守得罪被劾,属吏皆连坐下狱,恕独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劝使复旧,至面刺其过,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
光出知永兴军,恕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许即官修书。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少间,辄修书,病亟乃止。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
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次道日具馔为主人礼,恕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
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颍,悉封还之。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好攻人之恶,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终不能改也。
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和仲有超轶材,作诗清奥,刻厉欲自成家,为文慕石介,有侠气,亦摎死。 《宋史》 卷四百四十四
人物生平
皇祐元年(1049)举进士,官和川翁源知县。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马光自择英才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荐刘恕同修,转著作郎。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凡遇史事纷错难治,则交刘恕。其时协助司马光的副主编共有三人,一为刘恕,一为刘攽、一为范祖禹。汉代由刘攽分修,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郡齐读书志作49岁。此从宋史本传)少颖悟,读书过目即成诵。未弱冠,举进士,历官秘书丞。篇好史学,司马光编资治通,遇纷错难治者,辄以委恕。王安石欲引实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杀为辞。因言宜恢张尧、舜之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安石变色,恕不少屈寻以亲老告归,卒于家。恕著有文集及通外纪《四库总目》等传于世。
刘恕从小就十分聪慧,读书过目成诵。八岁时,家有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举《论语》“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对,一座皆惊,可见他幼时即已熟读经书。十三岁时,他想应制科考试,一次他去拜谒宰相晏殊,向他请教,反复诘难,连这位著名的词人也被问住了。皇元年(1049),十八岁的刘恕登进士第。当时皇帝有诏,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奏名,应诏的只几十名。主考官赵周翰向刘恕提了二十几个关于《春秋》和《礼记》的问题,他对答如流,先谈注疏,再列举先儒们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主考官大为惊异,遂擢他为第一。其他文章也被列为高等,但廷试却没有考中,便再让他到国子监试讲经书,又列为第一,一时名动望洋兴京师。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司马光始修《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选馆阁英才当助手,刘恕首先入选,迁为著作佐郎,专在史局修书。后司马光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熙宁末年,刘恕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色,诏他在家修书。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刘恕以风挛疾病逝,享年四十七岁。其父刘涣将他葬于星子城西。元八年(1092)十一月,其了羲仲又将他迁葬于江州德化县(治所在今九江市—)之龙泉。
刘恕为人廉洁刚直,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很有其父的遗风。他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和川县令,史书说他“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绳豪猾,纤细曲直,可为后世法”。因此,一时能吏都自以为不如。在政治上,虽然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并不象某些人那样,当面表示赞成,背后进行诋毁,口是心非。他总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议其得失无所隐”。对质朴厚道者,他会亲之如兄弟;而对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雠)。他家非常贫困,可他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于人,与“不持一石砚”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称。有次他从洛阳南归,时令已届初冬,可还没有有御寒的衣物。临行之时,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袜和一床旧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辞谢,但司马光执意要送,只好勉强收下,可他下次到颖州时,将司马光所赠全数奉还。司马光是他的最知己者,送点衣物都不肯接受,可见其廉洁之甚了。 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极佳了。他曾著书自讼,称自己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短,不舍秋毫”。他这种坦荡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刘恕不仅廉洁奉公,勤于政事,而且博览群书,深明史法。当时史书非科举所急,学者多不读。独刘恕能笃好史学,并对上下几千年间的史事,不论巨细,了如指掌。请看当时人张耒的概括:“其学自书契以来,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广至于郡国山河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先后,问焉必知,考焉必信,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室堂事。”这样博闻强识的人才汉色是难得的。难怪司马光对刘恕这个比自己小十三岁的晚辈推崇备至,他曾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在《资治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刘恕也最受倚重。司马光遇到纷杂难治的史实,多由刘恕处理。比如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
司马光认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五代的编写任务就交给了他。至于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等问题,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实系全局副手”。所以,同修刘()等人都共推刘恕为先,认为刘恕”功力最多。” 的确,刘恕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哈史学,献给了《资治通鉴》。熙宁三年(1070年)冬,司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阳,仍以书局自随。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年)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前往洛阳。在南归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对于他的死,司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为刘恕《通鉴外纪》定的序中,他叹道“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刘恕还非常好学爱书。他自己虽藏书不少,“百楹书万卷”,但犹嫌不足,往往求书不远数百里,亲自去抄、读。毫州(今安徽亳县)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书,刘恕便亲自绕道到毫州借阅。宋次道每天设馔款待,以尽主人之谊,他却辞谢说:“此非吾所为而来也,殊废吾事。”是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平时在家读书也总是废寝忘食。“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到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在借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所著之书的是非得失。
藏书故实
中进士后,先后任婺源县令、和川令,官至秘书丞。因得风湿病,右手足废,仍然修书不辍,卒于官。博极群书,尤擅长于史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他受聘协助编修,每遇到史事纷杂难治者,则由他处理。尤以魏晋史事最为精熟,如历数、地理、职官、族姓皆了如指掌。《资治通鉴》的编成,他出力较多。协修《通鉴》时,家中藏书犹嫌不足,跋涉百里之外到宋敏求家借抄,遂读尽宋敏求家所藏之书。宋敏求每日为他置办菜肴招待,他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尽情抄阅宋氏藏书,以致眼睛患疾。苏轼曾赠诗赞他:“十年闭户乐幽独,白金购书收散亡”。其父刘涣,字凝之,好藏书,年老时称:遗子孙者无它物,盖唯图书也。刘涣子刘羲仲,字壮舆,号浪漫翁,亦好藏书。魏了翁在《遂初堂书目·跋》称:“王文献(溥)、李文正(昉)、庐山刘壮舆(羲仲)、南阳井氏(度),皆以藏书名未久而失。著有《五代十国纪年》、《通鉴外记》、《十六国春秋》等。
史学特点
刘恕作为北宋一名“才高和寡”的史学家,由于廉介刚直的性格而不容于世;对读书和做学问的嗜好,又加重了身体的不适,最终导致了刘恕的英年早逝。从其编修《资治通鉴》长编的表现和《资治通鉴外纪》等著作中分析,刘恕的史学特点主要有:
一、学识广博、史学功底深厚、尤长于乱世时代的编纂整理工作,此为当世学者所公认。刘恕为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泪泪,如道其里间族党之事也”,正因为如此,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选择了他作为主要助手。对于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刘恕经过了三个阶段的了解和熟悉,一是校订《魏书》,二是作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长编工作,三是著《十国纪年》。从其平日的许多言行看,刘恕拟对这些时期有更多的论述,但惜其过早逝世,未能完成此遗愿。
二、史学考证能力突出。刘恕的史学偏重考证查实,纠谬正误,其著书都是皆有事实而不空言,司马光说刘恕著书“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刘恕不专守和迷信古人著说,敢于以自己所见所证去推翻古人成说,如晃说之言自己“十余年来始不惑于孟子,为之辨正大端自谓悉矣。及见刘道原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尧崩逾年事,不待三年丧毕。其斥孟子甚明,且罪孔安国仍柯之谬。乃大声叹,恨不得道原而在背面师事焉。”刘恕“有疑必决”的精神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外纪》、《十国纪年》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其不厌其烦的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料作对比研究,对很多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以期最大程度的体现其准确性。正是刘恕这种精于考证旧误,不守成说的精神,对宋代的考证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和推动作用。
三、秉笔直书的风格。刘恕所言“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对于史学的目的做了明确的说明,然后以此为原则去著书立说。刘恕非常强调恢复古代的纲常伦理,强调正统论,如在写春秋战国时,以已经无所作为的周为主,其余诸侯国皆为辅,并以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来为统治者服务。但他并不因此而故意褒贬历史,如对于尧舜等上古圣人,刘恕不绝对遵从而是从个人考证理解出发,作出评论,有的甚至稍有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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