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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革命不是要人命
向“应试教育”、“功利教育”开炮而出名的中学老师杨林柯:教育要革命不是要人命杨林柯 高考刚刚结束,杨林柯获邀在《人民日报》上评析今年高考作文题,在“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等专家中间,他的头衔最为简单:“中学语文教师”。 在陕西师大附中从教24年,带高三毕业班十余届,杨林柯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出名。今年2月,当他用“一指禅”敲打电脑,花十多个夜晚写下16000余字“万言书”———《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的时候,他只是想把心中积存了24年的教育感受跟大家分享。他说,教师的眼里要有“生命”,要有“人”,不能只有“教育”,尽管他曾经猜中过三次高考作文题……“万言书”写好后,他复印了150份,分发给高一五班和八班的“娃”们。 之后,杨林柯的命运改变了。他被称作中国向“应试教育”、“功利教育”思想开炮的最著名的中学老师。几十家媒体专访他,甚至还有好心的媒体人向他建议:“搞这么大阵仗,会不会在原来的学校待不下去?”杨林柯回答:“我不在乎。我只想当一位布道者。能影响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6月10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杨林柯。 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实习生 武丽魁 彭雨婷 万言书节选 ———当毒牛奶、毒大米、问题肉、问题菜等等不断得到曝光和关注的时候,有多少人关注过我们教育和精神层面存在的“食品”问题? ———教师的眼里要有生命,要有人,不能只有“教育”。 ———对于大人物,我让学生不要盲目迷信,我给学生推荐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大人物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并不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不近人情的。 ———成绩永远是一个变量,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因为考大学才需要学习,为了生命的幸福,终生都需要学习。 ———盲人是不能给盲人带路的,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应试教育缺少了人性和爱 杨林柯反对应试教育,但他其实挺擅长应试教育,从2004年开始,他猜中过三次高考作文题。 羊城晚报:你向应试教育开炮,说应试教育是功利的,希望提倡“人生教育”、“心灵教育”。那么你作为一位语文老师,应试教育能力如何? 杨林柯:我的应试教育水平应该还不低。我教书24年,其中带过11届高三。总的来说,带出来的学生高考语文水平都在全年级的平均线以上。从2004年开始,我猜中过三次高考作文题,以至于近几年来,学校高考前最后一次语文模拟题都由我拟定作文题。 作文题也不是我有意猜中的,而是在非功利状态下的自主行为,结果碰上了高考题。我认为要超越高考搞教育,对高考和孩子更有利。2011年,我带的两个高考班,其中一个班语文平均分全年级最高,另外一个是生源最差的班,虽然语文成绩没到平均线,但也帮娃们从语文这一科“挖”了不少分数回来。其实我更喜欢那个“差班”的孩子,觉得那些学生判断思考能力更强、思维更活跃。 羊城晚报:很多老师会满足于应试教育的成功。 杨林柯:应试教育搞得再好也是假教育,它与真正的教育南辕北辙,因为缺少人性和爱,只有争夺和比拼。 教育要革命,不是要人命,但现在实际情况常常“要了人命”。报纸上也经常看到大学生跳楼的新闻。我写“万言书”的出发点,不仅仅是写教育,而是希望让学生拥有一个坚强的人格,能应对并不是“蒸馏水”的真实社会。否则,学生学得再好有什么用?最后死了、跳楼自杀了,全都是零! 课堂要留时间给学生争论 杨林柯的语文课,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学生们喜欢鼓掌。隔壁班的老师甚至“投诉”影响了别班的课堂纪律。 羊城晚报:既然谈“心灵教育”,你的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杨林柯:比如说,我会把语文课前几分钟留出来,不讲课本,让学生“扯闲篇”,讨论社会热点,有一次我甚至把整节课让出来,让学生们去争论。当然,一般最长不超过15分钟。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把整节课让出来? 杨林柯:那次我们讲的是国歌,是学生们提出的话题,有的学生说从国歌里听出爱国,有的学生说从国歌里听出仇恨,就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这句。给他们的感觉是好像中国人被别人敌视,外国人都是“炮火”。讨论非常热烈,我觉得这种讨论比一节课时要重要,就让他们不停地说下去。学生们觉得很过瘾。 羊城晚报:那你怎么解释国歌的歌词? 杨林柯:我跟学生们说,要结合那时候的客观状况。对敌人的恨,源自对家人、国人的爱。 羊城晚报:这样的熏陶下来,你觉得你教的学生和其他学生有什么区别? 杨林柯:他们更有主见,更有批判性的思维。比如说今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的作文题是“油漆工和船主”,油漆工帮船主刷漆的时候,顺便将船上的漏洞堵上了,船主很感谢他,否则他的孩子们驾船出海会沉船。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娃跟我讲,他们质疑船主的话,“当得知我的孩子们驾船出海,我就知道他们回不来了。因为船上有漏洞,现在他们却平安归来,所以我感谢你!” 他们觉得有问题:船主是不是早知道船有洞而不补,船主难道要陷害自己的孩子?这两个娃的思维是全班最活跃的。 教育有良心社会就有良心 杨林柯送给记者一本小册子,这是他主编的学校周末兴趣选修课教材。“一节兴趣课的课时费只有平时课时费的一半,但我还是觉得挺开心。学生喜欢听、认同我,让我很有幸福感”。 羊城晚报:你现在出名了,但是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杨林柯:有一些压力,有些领导肯定会觉得我有点过,给学校惹麻烦了。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关系还好。我记得“万言书”出街的第一天,所有的老师都不敢跟我说话,无论是赞同的还是嘲讽的,都不和我说话,最多就是眼神交流一下。现在还行。 羊城晚报:如果给你三种定义,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人:一,理念推广者;二,自我安慰者,但求无愧;三,现有教育模式下的改良者,对学生有好处、对社会负责任。 杨林柯:我觉得更多是第一种。我已经快50岁了,我就希望自己能影响尽量多一些人,让“心灵教育”更加被重视。我甚至想过,假如有一天人家不让我教书,我干啥?我就想当一个启蒙者。所以我开了微博、博客,就是想更多地影响别人。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你想怎么去推广理念? 杨林柯:能影响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学生。我教过高三班,我发现,到了高三我对孩子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就像一棵树,看起来长得挺大,但里边是空的。树是空心的,风一刮就被击倒。所以虽然带高三班的收入比带高一班的高得多,我还是喜欢去教高一班,希望影响更多人。 羊城晚报:所以你的希望在于学生的未来? 杨林柯:对。一棵树改变不了一个城市的气候,但是可以努力改变局部气候。如果越来越多的树长起来,整个城市的气候就能得到改变。有问题的教育和有问题的社会,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教育有良心,社会也会有良心。我知道一己之力很弱,但毕竟是一份力量。【教育要革命不是要人命】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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