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的文化使命

时间：2023-04-27 13:42:58 教育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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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的文化使命

钟启泉

《人民教育》 2004 年第 8 期

真正的课程改革，必定是观念与体制的同步变革。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规定了课程观念与课程体制同步变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原理原则和策略措施。三年来，新课程在国家实验区和实验学校取得了重大进展，积累了不少新鲜经验。然而，新课程的实施确实遭遇到来自旧观念与旧体制的严重阻抗。换言之，旧有的课程文化造成了形形色色的思想上、制度上的障碍，陈规陋习若隐若现，积重难返。本文围绕新课程实施中的难点与误区，探讨实现这种文化转型的若干基本课题。

建设新的编审队伍和教科书系列

自 2001 年 9月在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启动课程改革实验以来，全国共有1642 个实验区、3500万中小学生采用新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实际上已经从实验阶段进入了推广阶段。普通高中新课程的实验也要从今年起稳妥地推进。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全国性的教师研修的高潮已经到来。从课程发展的机制来说，不同于建国以来以往 ) 次的课程改革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仅满足于若干中小学教材出版基地推出多套不同风格的、有前瞻性的、可操作的课程教材体系，而且要造就一支课程理论研究队伍和课程教材编制队伍；形成全国性的课程实验的网络。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课程发展机制；一种从“控权”到“赋权”的新型 “课程文化”的再造。由《纲要》驱动的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

“课程文化”的再造是课程改革的直接诉求和终极目标。然而，时至今日，教育界某些人士甚至一些所谓的教育专家，仍然在冷眼旁观。他们对于新课程的实施进展视而不见，对于新课程的理论建树视而不见，对于一线教师的专业能量视而不见。例如，从“精英主义教育”走向“大众主义教育”、从“灌输中心的教学”走向 “对话中心的教学”、从“甄别性评价”走向“发展性评价”，原本是当今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共同追求，然而，一些人居然把旧课程的弊端或者明明是新旧课堂教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硬栽赃到新课程的头上，“质疑新课程”，混淆视听；另一些人则死抱着苏俄凯洛夫教育学不放，振振有词地“引经据典”，为“应试主义教育”鸣冤。对于这些惰性和干扰，我们别无他法，惟有拿起理论的武器去荡涤所有这些“应试文化”的观念，用脚踏实地的优质的改革实践去封杀所有这些“应试文化”的话语。另一方面，新课程要求教师弘扬团队精神，基于共同的课程理念而合作，而不应视为一种工作形态来操纵，它是一种文化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欢迎冷眼旁观者幡然醒悟，尽快加入到新课程实施队伍中来。

在新课程实施中首当其冲的，是直接参与课程教材设计的编审队伍的建设。可以说，编审队伍的建设本身即是课程改革的目的之一。然而，随着课程编制 “赋权”的进展，事实上编审队伍的素质问题已浮出水面。目前我国的课程教材编审队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教科书设计理念、设计技术和评价尺度非常落后。加上某些“权钱交易”的干扰，一些教材编写组原本就没有教材编写的专业素质。一些教科书编写者往往不去深究各自学科在整个课程架构中的定位和各个学习领域的特性，而是各自发挥，理所当然地去解释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又迫于时间压力，无暇顾及教材品质。任何学科的知识结构都包含事实、概念、原理原则和理论及其背后的思考方式与伦理道德价值。传统的教材设计只强调事实，注重记忆；只注重文字符号系统的表述，却忽略了视觉符号系统的呈现，如此等等。教科书编审者首先应当是改革家，而不是经验主义者。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内容及价值观、教材组织及教学协助、习作设计、物理属性等维度，需要从创新性、科学性、可读性等各个层面进行分析。倘若缺乏教材研究的广阔视野和基本素养，往往容易一叶障目，颠倒是非。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型教科书的打造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精心实践、精雕细刻，才能臻于完善。今日标榜“新课程”的教材未必统统是新教材，承担新教材开发的编写组未必统统是新课程的代表。在这里，我们需要两种创造：

第一，创造“和而不同”的编审关系。编审队伍同是课程开发共同体的一员，应当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共同的责任和权利，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审查教材的惟一标准就是课程标准。因此，审查委员不能凭借自己头脑里面固有的观念和偏好去审查教材，而是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去审定和鼓励不同风格的教材问世。编审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而不同”、“和谐合作”的关系，不应当是“猫鼠关系”，不应当是指令与服从的关系。教科书审查专家的“审查结论”不是法院的判决书。教材审查的过程应当是面对面的平等对话的过程，彼此尊重，共同成长。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新型的编审体制。

第二，创造“和而不同”的教科书系列。关注不同风格的教科书问世，是编审队伍需要刻意追求的课题。所谓“一纲多本”，无非是指教科书的个性特色。教科书风格的多样化是一种“和而不同”——基于共同的课程标准，又别具一格、别有洞天。目前一些学科的新教科书尽管版本不同，但内容体系雷同或者简直就是一种“克隆”，这不是“一纲多本”，仍然是“一纲一本”。我们需要警惕以新的划一化替代旧的划一化，警惕教科书生产的“虚幻的繁荣”与“真实的衰败”。

我想，惟有借助这两种创造，我们才能逐步地逼近新课程所追求的理想教科书的状态，才能逐步接近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想境界。

基于专业对话的话语系统的变革

新课程实施，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课程行动研究过程。通过这种行动研究，把观念形态的课程转化为学生习得的课程，从而实现课程内在的文化意义。这个过程，包括了将课程方案付诸实践的过程和教师将新课程现实化、制度化的过程。前者需要教育行政人员、课程专家和一线教师等各种群体的共同努力，后者则需要教师通过行动研究，把课程落实到课堂教学层面。没有课堂教学层面的改革，课程改革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即课程”。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乃是新课程实施的核心课题。

新课程实施的焦点在于改造学生的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就是旨在变“灌输中心的教学”为“对话中心的教学”的基本策略。然而，检视近期“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报告或是理论丛书，我们发现，真正秉持和弘扬《纲要》精神者，极其罕见。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思路封闭、内容干瘪、混淆视听。许多报告有意无意地吹捧精英主义、学科主义、功利主义的一套。与国外的探究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实， “研究性学习”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崭新的课程领域，需要广大教师和专业理论工作者遵循《纲要》的精神，基于“专业对话”基础之上的自由创造。那么，什么是《纲要》所要求的“研究性学习”呢？在我看来，第一，“研究性学习”是学生的一种“学习活动”，而不是科学院院士的围绕“高精尖”课题的“科学前沿的创造”，也不是少数“英才学生”的专利。它的选题应当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富有儿童情趣。它是人人主动参与的学习活动。第二，“研究性学习”是学生的一种“探究式学习”，而不是预设的“接受式学习”。因此，它不应当是分科学习的延长。仅仅立足于各自学科的范畴，把它纳入课堂教学的视野，只能导致学科中心主义的泛滥。第三，“研究性学习”是学生自主生成的、跨学科、合作式的学习活动。它引领学生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重在探究、表达、交流；重在过程、体验和共享。这里无需编定的教科书，也不容教师的严密监控。在这里，教师的作用无非是从旁指点、建议和保护。第四，“研究性学习”不仅意味着学习方式的变革，而且意味着课程范式的变革。它作为超越学科框架的一个课程领域，具有分科课程所没有的促进学生“知识统整”、“智慧统整”的价值。第五，“研究性学习”本身是一种开放的而不是封闭式的课程。它的学习内容是开放的，学习方式是开放的，学习场所是开放的，学习指导者是开放的，学习时间是开放的。包括“研究性学习”在内的新课程的实施，为我们一线教师发展自己的课程、叙述自己的课程故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不过，面对当前某些迷惘的改革实践，我们需要澄清形形色色的干扰和对抗。我国的课程设置和学科教学历来重视学科知识体系。高考的巨大压力使一些教研员、督导员、教师甚至学科专家形成了“学科本位”的情结，表现为争课时学分、争学科霸权，等等。他们成了不折不扣的“应试文化”的霸权者。这是同新课程实施格格不入的。新课程实施需要课程理论的支撑，需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专业对话，需要智慧的相互激发。所谓“专业对话”，是指规范化、结构化地审视课程教学的各种课题，对于实践问题作出集体反思。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也是教师角色、教研员角色、学科专家角色转换的过程。这里面，不仅有观念层面的更新课题，也有制度层面的改革课题——

例一，如何革除“形式主义”的观摩教学、公开教学的恶习。课堂教学不是“表演”或“演戏”，而是一种“表现”或“表达”。教师的责任是要引导学生自由地、真诚地、充分地表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悟，而不是教唆学生“弄虚作假”。例二，如何改造基于“分科主义”的“亦官亦民”的教研体制，使每个教研员真正释放其潜在的能量，使各级“教研室”真正成为“课程教学研究室”，看来是一个难题。因为这里面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种种既得利益。例三，如何整合重复交叉的教师研修机构。许多教师进修学校或者地方教科所居然兜售陈旧过时的课程计划及教材内容，它们不仅没有被“封杀”，而且贴上了“新课程教师培训”的标签招摇撞骗。例四，如何关注教师“实践性智慧”的发展。一线的教师具有讲述课程故事的愿望，具有在故事分享过程中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具有反思实践及其语脉的愿望，具有倾听他人见解进行对话的愿望。然而，“高考指挥棒”却扭曲了教师的这种积极性。管理主义与工具理性只能塑造“应试教育”的工作形态，却无法带来文化的再造。例五，如何调整各级师范院校的专业课程结构，更新课程内容。旧有专业的课程结构往往是 “分科主义”的温床。大学（特别是师范大学）倘若不重建“课程”概念、“教师”概念、“教材”概念、“课堂教学”概念乃至“学校”概念，就无法介入专业对话，无法介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因此，各级师范院校的改革积极性，不仅应当表现在介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而且应当表现为大学自身课程的改革。然而师范院校自身的课程改革力度并不能与学校的层次相适应。越是层次高的师范大学，其力度越小。这种现象也是发人深省的。例六，如何摈弃划一刻板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教育需要诚信，教师的诚信终究是造就学校诚信和学生诚信的前提。课程实验需要打假。课程实验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和毛病，所以，我们尤其需要冲破基于划一的框框和“以成功论英雄”的思维模式。淡化实验区、实验校之间的课程实验“等级评比”制度，强化实验区、实验校内的课程实验“自我评价”制度，倡导特色学校、特色课程、特色学科和特色教学。“前车覆，后车诫”。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诚可贵，失败价更高”。汲取课程实验中的某些失败的教训，同样可以甚至能够更好地为我们走向最终的成功提供有益的启迪。上述种种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问题都是制约新课程实施的瓶颈问题，需要加大改造的力度。

实现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型

根深蒂固的“单位主义”造成了学校之间关系的失调，“闭门造车”更是推进课程改革特别是校本教研的大敌。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的建设，就是旨在冲破这种封闭式的“学校文化”，建立起学校内外和系统内外彼此沟通对话、推心置腹、充满活力的研究共同体。多少年来，诸多教育部门和教育媒体制造了一大堆“重点校”独领风骚的神话。它们似乎样样领先，而且永远能够领先。从“重点校”的神话到“示范校”、“星级学校”的评审，表面看来是一种进步，但骨子里却是换汤不换药。这种评审的范围仍然主要局限于那些榜上有名的“重点校”；评审的内容则是所谓“发展规划”的文本。在我看来，靠此类“评审”来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行为简直是无聊至极。这是因为：

其一，倘若是真正的“名牌校”，那是多年先进教育实践的一种文化积累，它不是“官封”的，也不是自封的，是整个社会公认的。这些学校在社会上的信誉与地位，是谁也剥夺不了的，何必花那么大的精力与财力，隔三差五地“重新确认”、“重新排队”呢！

其二，依据繁琐的包罗万象的指标进行的这种评审，不是引导校长和教师关注课堂教学层面的改革；不是引领教师团队去扎扎实实地创造特色学校、特色课程和特色教学，而是牵制了校长和教师们太多的精力，误导校长与教师们围绕这些指标去炮制概念炒作的文本，忙于“为上级服务”。过分的行政干预岂不侵吞了基层学校的创意和自主发展的空间？

其三，作为行业的一种规范活动，组织专家进行评估的专业行为，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由行政色彩浓厚的评估机构一手操办的评审并且把这种评审直接跟教育行政拨款挂钩，这就不是单纯的评估机构的专业行为，而是一种行政行为了。这样，无异于加剧了基层学校基于“单位主义”的竞争，不利于学校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强势的行政管理把弱势的教师群体拖进了没完没了的“空幻的杂务”，这是教育的进步呢，还是教育的悲哀？

实在说来，如今一些“重点校”在新时代的课程改革面前，并无多大的资本可以炫耀，甚至有的只能“贡献”“应试主义教育”的一套。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学校，在《纲要》的引领下，却往往能够上演出有声有色的一幕幕活剧来。基于“研究共同体”的不同学校之间的课程改革交流，将有助于避免夜郎自大以及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等弊端，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文化。归根结底，新课程的实施不可能靠个别学校、个别教师的“孤军奋战”，改革的经验需要积累，体会需要交流。借助网络组织的交流，抗拒“单位主义”，每一个单位和个人丧失的只是“井底之蛙” 的局限，获得的却是课程改革全局的大视野。我国多年来沿袭的、动辄靠自上而下的评估机制来确立自身绝对权威的教育行政体制，应当改弦易辙了。

新课程的实施不能由“技术范式”来主宰，因为它的着眼点仅仅在于追求控制与效率，我们需要“实用性探究范式”和“批判性范式”。实用性探究范式的宗旨在于“启蒙”。它强调课程是一种实践，强调理解与沟通的互动，强调通过“慎思”去解决实际的课程问题。批判性范式强调课程是一种“批判性实践”，注重认识现实中存在的扭曲和偏颇，并且从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这里所谓的“批判性实践”，其构成要素是“行动”和“反思”；批判性实践的世界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教与学被视为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对话关系。建国以来，教育界形成了一定的“合作文化”的土壤。例如，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 “师徒制 ”、“教研室”以及自发形成的教师学习小组，都是基于人际互动理论的集体主义的教师文化的体现。然而这些教师文化却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被扭曲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反对话”、“反对话关系”的文化，是为 “应试教育”服务的。即便存在“对话关系”、“对话文化”的成分，几年来在一味强调竞争、忽略合作的市场导向的环境中，也正在面临蜕化变质的危险。

在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之中，新的“课程标准”需要精致化，新的教科书需要经过实践的验证，推荐一批、淘汰一批、封杀一批。更关键的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课程标准”的三大要素：“内容标准”——反映学生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指明不同学年的学生需要达到的成就目标；“成就标准”——每一个学生应当达到的“基础学力”；“机会标准”——保障每一个学生“学习权”而确定的教学规范、关系规范以及课程资源的分配规范，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严格说来，我们的新教材编制是缺乏这种研究基础的。特别是诸如“基础学力”、“核心知识”、“默会知识”的研究相当薄弱，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领域，它可以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重建，不断提供新的愿景。

归根结底，新课程的实施旨在荡涤“应试文化”的污泥浊水，彻底变革传统的非人性的课程。新课程倡导为学生发展的多样性提供多元发展的空间。新课程立足于“关爱、关切、关联”的“关心教育论”，引导学生“学会关心”。因为，学校教育“不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阶梯，而是通向智慧的道路”。教育的成功不能用“升学率”的高低来衡量，也不能用“权力与金钱”来衡量。成功意味着社会和谐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学生智慧的充分发展。然而，只要旧的高考制度依然不变，“应试文化”依然不变，那么，新课程的命运将是岌岌可危的。新课程呼唤新的学校形象和新的教师形象。新课程理念下的“学校”决不是官僚机构，不是兵营，不是公司，不是监狱。学校是“学习型组织”，是“学习者共同体”。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学习型组织的典范”、“学习型社会的典范”。“学校文化”的再造是一个发展新的价值、信念、规范的过程；是一个变“灌输中心教学”为“对话中心教学”，变“专制独裁关系”为“平等合作关系”，变“资源掠夺关系”为“资源共享关系”的过程。这里面，涵盖了教学规范、关系规范和分配规范的再造。我们需要在参与改革的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伙伴式的团队文化”，实现持续的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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