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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潼关战役
真实的历史浓缩为历史故事后一般都会简单化、脸谱化,概念化。比如安史之乱中葬送了潼关天险和玄宗朝廷的通关之战,一般民间流传的版本就是当时哥舒翰带领的都是临时征召的乌合之众,出去必败,而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皇帝催逼出兵。
但这其实是错觉,如果说一开始仓促上阵的高仙芝和封常青手下多是市井之徒,会听见叛军的鼓声就掉下城楼,只能靠着深沟高垒才能勉强防守的话。那么到了哥舒翰来到潼关时,河西,陇右两镇的主力已经到了,不然如何解释之后的平叛作战只能依赖朔方兵河西陇右的主力不会凭空消失,只能是在某个或某些事件中被消耗掉了,而这个事件只能是潼关之战。
当然此时在潼关的唐军主力还要再加上征召了西北少数民族的武装,按《安禄山事迹》中所说,是领河,陇诸番部落奴喇,颉,跌,朱耶,契芘,浑.等一十三部,都督番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而当时在潼关外的崔乾佑并不是叛军主力,不过两万左右。
如果按照战前双方的兵力对比来看,河西陇右的兵力也只是稍逊于范阳与平卢,如果加上朔方节还要胜出(河东节的兵力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可以暂不考虑)。那么。为什唐军主力汇集后面对叛军的一只偏师却是守的惊恐,败的郁闷
要知道崔乾佑并不算是多了不起的名将,手下部队也不是叛军主力,但叛军不过是隐真示假,麻痹官军,之后放了把烟,弄了只同罗骑兵迂回了那么一下,唐军诺大只部队就土崩瓦解,王师自相排挤相坠于河,其后者见前军陷败,悉溃,填委于河死者数万人,号叫之声镇天地可以说是输的极其惨烈而窝囊。
说道根本,其关键点不是部队的训练和装备与叛军有什么差距,而是唐军的指挥中枢已经瘫痪,就如哥舒翰的身体一般。我们来看看,当时哪些权力在影响着这支部队:一个自然是唐玄宗,他的意志经常性的通过宦官干预到这只部队,他想的是如何尽快平叛,他的欲望最单纯,但也最急躁最富破坏性,在斩杀了高封二人后,对唐军的士气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且之后其对军事决策的负面影响也是形影不离。
其次是太子,太子与宰相对立是中唐的政治特色之一,李亨和杨国忠的仇恨更是已经无法调和。趁乱取得更大的权力和除掉杨国忠是个重大的目标。再其次是杨国忠,他必须通过心腹时刻关注和干扰哥舒翰的权力,因为哥舒翰军权越牢,对其威胁越大,所以对杨国忠而言,保住国家和保住自己同样重要,或者说后者更重要。那么他的决策取向必然要搀进自己的考虑。
而这只军队名义的主帅哥舒翰,自己已经瘫痪还要在几只权力的角逐中纠缠,手下将领分属几个权力派系,瞻前而又顾后,这样的一只部队能有什么行为能力呆在城墙后面还好说,一到旷野上遇到些风吹草动还能怎么办所谓翰至潼关,风疾颇甚,不复躬亲,政事委行军田丘良,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全无斗志
于是,一只庞大的部队,在它开拔奔赴战场时就已经陷于精神分裂之中,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效行为体,若干分属各个派系的指挥者离心离德,又被置于一个偏瘫的连具体指挥都无法施行的老将手里,崩溃几乎就是个必然的结局。这,才是潼关之战失利的根本原因。
如果往后看,即使是打了几年之后,有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各统嫡系部队,因为内部猜疑和没有统一指挥,庞大的官军在邺城不也一样瞬间崩溃。那么在领导中枢更加分裂内部猜疑更严重的潼关,能期望有什么奇迹呢
相比之下,叛军以安禄山或史思明为核心,到其外围的叛乱将领,到其嫡系部队,是凝聚成了一个相当牢固的集团。官军以狐疑之众,御虎狼之师,打的不艰苦才是怪了。
说到底,唐玄宗对唐朝中枢证据的瘫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对比,我们看看昆阳之战,王莽的部队硬件绝对一流,但指挥中枢呢,其实也是半瘫痪,王莽的神经质使得下属根本不敢采取对战况最有利的战术,而是采取对自保最有利的,困于坚城之下却不去解宛城之围。
所以在古代,在指挥中枢瘫痪的时候,部队越大越糟糕,尤其是在对手很精明的时候。窦建德的领导核心比哥舒翰及其勾心斗角的领导团队好很多,但窦建德的对手也比哥舒翰的对手厉害的多,两者都是一战败亡,全军覆没。扩展出去看,唐帝国的政治中枢的恢复正常也是分几个阶段艰难实现的,马嵬坡之变只是把这个瘫痪的旧中枢进一步打烂,新中枢还没影呢,这个时候也是整个平叛过程中的最低潮。
之后玄宗到巴蜀后仍然有着相当的权力和影响力,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所能掌控的资源仍然有限,甚至其权力的根基都还不够稳固,这就决定了其决策的取向仍然不是以平叛为核心最优化,而仍然是掺杂了强烈的自保取向。前面说了,一个权力中枢在行为时,最怕的就是无法面对任务做最优决策,所以这个时期不管是从资源还是从指挥上看,同样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直到永王璘的被镇压,收复两京,以及玄宗的承认现实,唐帝国的新神经中枢才算围绕着李亨彻底地重新建立起来,而这个时候,平叛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对唐帝国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创伤。也就是说,当唐帝国还掌握着良好的资源和态势时,它没有行为能力,而当它脑袋清醒时,却又缺乏资源了。
回过头看,唐帝国中枢的逐渐瘫痪丧失行为能力,是个逐步的过程,一个重要因素是玄宗的逐渐衰老,在中古时代,国家的活力和领导人的活力息息相关,当李隆基的身体逐渐老朽而把仅存的精力都发泄在杨MM身上,这个国家就只能依赖整体架构的运转与纠错能力,但很可惜这个时候的政治制度建设还比不上明代。
而且还有一点,之前的在宰相和太子间平衡权力的手法现在面对了新的局面,权力的平衡不止是要在朝堂内进行,朝堂和边疆的权力也失衡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这时恰恰李隆基老朽了享乐了,没有能及时做部署与调整。当然,杨国忠这个烂人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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