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日子

在北京的日子实用[11篇]

在北京的日子1

　　我到《北京文学》第一天，没上班，只是参观，认识领导和同事。

　　章德宁社长和孟亚辉副主编对我很热情，前者要我第二天记得带饭碗，后者和我握手。杨晓升老师对我很冷淡，轻轻看我一眼。他在电脑前忙。杨老师是副主编，管原创版，当时《北京文学》只有原创版，叫编辑室。

　　章社长告诉我我归杨老师管，然而，杨老师对我很冷淡。我的心有些凉。

　　第一天，是否见过张颐雯和萧夏林，我忘了。反正，上班后，就见到了。我和张颐雯一见如故，成了朋友。萧夏林是编辑室主任，开始，对我很好。

　　那是20xx年底，究竟11月还是12月，我忘了。

　　我只记得：我和贵州人代兴伟同一天到《北京文学》打工。代兴伟热爱音乐，揣着一颗要成为音乐人的梦想来到北京。

　　代兴伟分到发行部，当时，发行部只有代兴伟一个人，归副社长吴双明管。

　　很快，总编室主任朱吉余老师给我介绍了女朋友，一个新疆来北京的画家，三十岁，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小巧，漂亮。女画家和朱老师的.新妻子是朋友。朱老师的新妻子最少年轻朱老师二十岁，黑龙江的。两个女孩曾一起租房。女画家很合我心意。我喜欢我未来的妻子是画家。

　　朱老师给我介绍女画家第二天，我和已经在《青年文学》做编辑最少两年的河南作家赵兰振见了面。无意中，赵兰振和我谈到艾滋病。他是医生，家在周口市，对艾滋病很了解。他说他的家乡发现了艾滋病，还说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牢牢记得他的话。他说艾滋病治不好，在全世界有泛滥的可能。我吓得不轻，哪敢告诉他我去过周口市，也卖过血。那晚，因为聊得太晚，赵兰振留我住下。我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早早就离开了。

　　那时，艾滋病村是否发现，我不记得，这，要查实。但是，艾滋病在河南省肯定已经被发现了。我内心恐惧，给朱老师说，女画家很懒。我找了这样的理由，朱老师气得够戗。现在，朱老师，你知道我内心的苦楚了，你原谅我了吧？

　　赵兰振给我说了艾滋病，我不再和他接触，人多地方，尽量不去，公交车，更不坐。无论什么活动，能推就推，实在不能推，我才去。我手机也很少开，一般人找不到我。

在北京的日子2

　　转眼，我在《北京文学》打工七年了。这天，我突然接到《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老师电话。梁老师约我在北京某宾馆见面。我知道梁老师除了是《星星诗刊》主编，还是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内心激动，不知道领导见我做什么。这之前，我和梁老师从未见过。我终于见到了梁老师，同时，还见到了四川省作家协会的宋书记。我很惶恐，猜不出如此大的领导见我，究竟为什么。经过简短的谈话后，我知道了，原来，梁老师想让我到《星星诗刊》去。他离开重庆，刚到《星星诗刊》没多久，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编辑。在这次谈话中，宋书记表示，只要我去《星星诗刊》，我的关系，包括户口，可以立刻转到成都，而且，单位还可以给我一间免费的小房子住。

　　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我曾想去《四川文学》，可是《四川文学》不要我。

　　宋书记说，《四川文学》是《四川文学》，《星星诗刊》是《星星诗刊》，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单位。

　　见这条理由不成立，我又说，我在北京刚买了房子，我是农民，舍不得。

　　宋书记说，房子可以卖掉，到成都后再买。

　　房子贷了很多款不好卖。我说。

　　慢慢卖。宋书记说。

　　那，我考虑考虑吧。

　　好吧，我们四川可是真心欢迎你回来的。

　　谢谢领导如此关心我。

　　那天中午，我和梁老师，宋书记一起吃了饭。结果，我还是决定不去《星星诗刊》。我不去《星星诗刊》，一因为我真心热爱北京，真心热爱《北京文学》，二我觉得杨老师对我越来越好了。我这个人就这样，别人对我好，我就对那对我好的人死心塌地。这，也是后来我生病回到四川，发生了借三十万块钱，给我的堂兄法官白联洲介绍的据说也是我的堂兄的亲戚，连借条都是三个多月后补写的，无法讨回借款，最后不得不自爆得了艾滋病的原因。

在北京的日子3

　　我爸爸、妈妈去北京打工，只留我一个人在家，我就像孤儿一样住在我奶家，每当看到蒯宇轩一家的生活，我就很伤心，晚上一想起妈妈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

　　记得那是去年冬季的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听到妈妈和爸爸商量说他们要去北京打工（我大姨家对了一个店），爸爸、妈妈去帮忙，妈妈要领我去，可是我还要上学，所以只得和奶奶在家，在走的那天，那时快要过年了，我爸爸给我留了七元钱让我买好吃的，他们就走了，在第一个晚上，我看见蒯宇轩一家的亲切我就想哭，这个晚上我由于想我的'父母，我哭了整整一夜，我真盼望爸爸、妈妈能早点回来，在过年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回来，我看见我小姐一家来给我奶奶拜年，我就想哭，那天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还哭了，此时只有一首歌可以表达我的心声：世上只有妈妈好，没有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只有耐心的等爸爸、妈妈回来。

　　我大约等了两个月，爸爸回来了，我非常高兴，可是妈妈没有回来，我失望极了，在我爸回来的时候，家以经造的不相样了，家里满地是灰尘，甚至没有放脚的地方了，爸爸还要上班，所以每天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在家，孤独、寂寞伴随着我，每天我以泪洗面，想妈妈的心情更加强烈了，连做梦都和妈妈在一起，每次都是奶奶拍着我伴着摇篮曲入睡，而我又几次喊着妈妈从梦中醒来，醒来时发现枕头以湿了半边。尽管奶奶对我百般呵护，但一个人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我的成绩也一天天的下降了，有的时候都吃不进饭，我还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妈妈我很想您，在你走的日子里我就像一个孤儿，天天都在哭，妈妈您快点回来吧，孩儿真的很想您啊！”

　　妈妈您也一定很想儿子对吗，您瘦了吗？您的身体怎么样啊，妈妈尽管孩子很想您，但孩儿还是想让您放心，我在奶奶身边很好，我会尽量照顾好自己的，请您不要为我担心，您一定要照顾好您自己啊！妈妈虽然您在家里总是说我，但我不会怪您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我最好的妈妈，您每次批评我都是为我好，如果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妈妈早点回来，一家团聚。”

　　妈妈您早点回来吧！！

在北京的日子4

　　杨老师开始给我涨工资，我决定死心塌地留在《北京文学》。我要在《北京文学》打工到死。挣钱是一回事，能够给更多基层无名作者编发作品，我感到很幸福。每当我发现一个新的写得好的作者，就像发现我自己。真的，一点不夸张。无论农村作者，还是城镇作者，都让我觉得是亲人。一切真心热爱汉字的人，我都当成亲人。读一篇稿子，这个作者是否真心热爱汉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天生是农民。我天生是诗人。我天生是编辑。

　　在此，我多说一句：有几个作者的.稿子，我编了，通过了很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发表出来，每当想起这事，我就揪心地痛。

　　在此，我再多说一句：有几个作者的稿子，我编了，通过了，眼看着就要发表了，我已经把校对的工作都做完了，竟然，没发表出来，我的心痛得流血。

　　在此，我还多说一句：有几个作者的稿子，我打了电话，告诉对方，作品某期发表，我正在校对，结果，最后，仍没发表出来，我甚至偷偷哭过。

　　没办法，领导的考虑更全面，更深入，更长远。

　　而我，只是普通的打工编辑。

　　萧夏林离开原创版后，孟亚辉副主编来到原创版，看二审稿子。孟老师是领导，工作很多，很杂，不仅看二审稿子一样，他整天忙得团团转，要应付上头，要应付下头。有一次，他把厚厚一叠稿子给我，都是我送审给他看的稿子。他说时间太长，退了吧。

　　我双手哆嗦着接过来，说，孟老师，你都没看呢？

　　看不过来，这些都半年了。

　　这些稿子都很好啊，你怎么着也得挑几篇吧。

　　给我新的吧。

　　那，这些旧的呢？

　　退了吧。

　　不。

　　那是你的事。

　　孟老师走出办公室后，关上门，抱着这些稿子，我就哭了。我忍不住啊。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然后，没办法，只得一个作者一个作者地退稿。有几篇，我实在舍不得退，又重填了新的送稿单，再一次送审。

　　还有几次，比如，吉林作者冯印伟，河北作者赵新，以及浙江作者钱二小楼，他们的稿子，开始，在孟老师那里都没通过。我觉得好，不愿放弃，又找杨老师，把稿子给杨老师，最后，这些作者的作品，总算发表了。

在北京的日子5

　　第一次坐飞机

　　9月29日星期三晴

　　放假了，爸爸来接我去北京玩。这样，我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来到飞机场，哇，好大的飞机啊，张开两翅，就像一只巨大的银色老鹰！登上弦梯，来到座位前坐下。往外看，有一片片紫色的小灯，就像一个个小萤火虫，其实那是航标灯。起飞了，我有点紧张，爸爸叫我别怕。再往下看，济南留在一片模糊的灯海里了。飞机上，乘务员阿姨向我们介绍安全常识，教我们系上安全带，又给我们送来饮料和点心。我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四处张望，觉得飞机上哪里都有趣。

　　感觉才过了一会，爸爸告诉我说，北京到了。这么快？我赶紧向外面看去，啊，灯光多了，那么多明亮的、五彩的灯光，照亮了一个伟大的城市。真的是北京！

　　飞机缓缓降落了，妈妈来接我们了。我扑进了妈妈的怀抱，也扑进了北京的怀抱。

　　来到五府井

　　10月1日星期五晴

　　一早，爸爸妈妈就叫我：“小懒虫，起床了，你不是要到王府井吗？”我睁开还没睡醒的`眼睛，想起昨天说的要到王府井的事，一骨碌爬起来。

　　我们乘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来到了王府井大街上。啊，街道两旁人山人海，并不见各种车辆。原来王府井是个步行街。宽阔的街道两边，是高大的楼房。节日里，这些高楼显得更加漂亮，更加壮观。明亮的橱窗，彩色的广告牌，各种精致的装饰，加上商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简直就像天上的街市。

　　我看花了眼，妈妈拉着我的手，就怕我走丢了。我们来到王府井书店，这里的书真多呀，好几层楼全是的。我一时不知看哪一本好，挑了好久，我拿到一本《会飞的教室》，就专心致志地看起来。

　　出了书店，我们又逛了其他的商店。哎呀，太多了，逛不完，我的两条腿累坏了。

　　爸爸背着我，我们慢慢走出王府井大街。

在北京的日子6

　　杂志编出来了，印出来了，最后，是要卖出去给读者读的。卖不出去，读者想读也读不到。《北京文学》在发行上下了很大功夫，结果总是不理想。每次开会，章德宁社长和杨晓升主编都很着急。萧夏林看起来比两位领导更着急，他对发行部主任应显明非常不满。应显明整天坐飞机全国各地飞，住高级宾馆，请人吃饭，到头来，杂志仍然发行不出去。有一次开会，萧夏林骂应显明，说应显明只知道花《北京文学》钱，不知道下基层，找真正的发行商。话音未落，立刻，就遭到应显明一顿凶恶的拳打脚踢，萧夏林的下巴当即肿了，流血了。众人费很大劲，才把应显明拉开。拉开后，应显明还跳起来，要打萧夏林。

　　这起打架事件的结果是发行部主任应显明，被开除了。他是招聘的，开除起来简单。

　　然而，最终，萧夏林也不能再在《北京文学》上班了。这，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萧夏林是《北京文学》正式员工，虽然脾气大，骂了人，但是，出发点是好的.，最根本一点，萧夏林是被打的人。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还不确定：萧夏林是否真的被开除。因为我离开北京前，还多次看见他来找领导。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萧夏林已经不在《北京文学》上班，他，基本上，疯了。

在北京的日子7

　　在故乡的医院住了两个半月院，我出院了，暂住同学家。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北京某救济站打来的。一个女同志问我是不是白连春？我说是。这女同志问我认不认一个人。我一听是山东大爷的'名字，立刻说不认识。电话没放下，我听见电话里，女同志对山东大爷说，人家说了不认识你。

　　挂了电话，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我又把电话打到了救济站，问清楚了，原来，山东大爷被救济站收留了。

　　救济站不能一直收留他。救济站要想办法把他送走。

　　山东大爷没亲人朋友，于是，他告诉了救济站我的电话。救济站找了很久，问了很多人，总算找到了我。

　　我打电话给孙殿英，叫孙殿英给山东大爷买了北京到成都的火车票，把山东大爷送上火车。就这样，山东大爷来到四川，又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在工厂生活区租的房子，邻居大部分是东北人。山东大爷生活很习惯。他和几个东北老太太处得很好。我发现我的钱用得很快。原来，山东大爷用我的钱，给一个东北老太太买油买肉买菜，买衣服，还给老太太儿子买烟。老头儿老太太们都有退休工资，他给人家吹牛，说他每个月有退休工资两千八，其中一个老太太老伴死得早，动心了，要嫁给他。一天，山东大爷给我提出来他要结婚。

　　我说好啊。

　　山东大爷说，我结婚了就不和你住在一起了。

　　当然。

　　你给我拿点钱吧。

　　不能。

　　为什么，我照顾你这么久？

　　你照顾我这么久，你怎么说得出口？好吧，你想要多少钱？

　　五千。

　　三千。我说了三千后，停住，过一会儿，我问，你结婚了，没退休钱怎么办？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不是管，是担心，怕你今后还会来找我。

　　我不会再找你的。

　　今后，你没钱怎么办？

　　我回老家，把房子卖了。

　　没几天，山东大爷就回了老家。回老家约一个月，山东大爷又来到四川泸州，在那个东北老太太家住了两天。东北老太太见他没拿来钱，不和他结婚。山东大爷走了。我不知他去了哪里。

　　今天，此时此刻，山东大爷都没和我联系。过十多天，我也将离开四川泸州我的家乡，到广东东莞去了。

在北京的日子8

　　我在北京南郊买的房，挨着北京最大的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那一带外地人相当多，哪里人都有，河南人山东人最多。这些河南人山东人，年轻的在市场倒蔬菜水果卖，年老的捡垃圾收废品。有个山东大爷收废品，我给过他旧书报。我在《北京文学》做编辑，全国各地给我寄来的书报，攒着，不知不觉多了。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个山东大爷。他除了收废品，还到市场捡菜和水果。我也时常去捡。我们成了朋友。有时，他捡到好水果就送给我。次数多了，我不好意思，请他到我家吃过一次饭。

　　闲谈中，他自然清楚我的身世。我对他也有一些了解。据他说，老伴死得早，儿子也死了，女儿嫁了，他就离开家乡，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一天，我在《北京文学》上班，临时到邮局办点事。这期间，张颐雯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称是我父亲，来到了北京。张颐雯信以为真。我回来，她告诉我：你家出事了，你爸到北京来了，在你家的物业等着呢。我一听，有点傻。我坐在椅子上，很久没说话。我知道我父亲绝对不会来北京找我。谁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晚上下班，我回家，看见门口坐着山东大爷。连春，回来了。山东大爷笑着，赶紧给我招呼。怎能冒充我爹呢你？我不高兴，但是，也不能对一个给我笑的老人发脾气吧？

　　我开了门，把他让进屋。他站着，不好意思坐。我请他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想回山东老家。我噢一声，等着他的下文。他对我笑了很久，接着说，他想给我借点钱。

　　借钱？我的心有些惊。我想，我和你，只是这样的朋友，你怎么能开口给我借钱呢？再说，我买了房，一直忙着还银行贷款，哪里存有钱？

　　见我犹豫，山东大爷哭起来。他说他老了，一个人在北京，没朋友没亲戚，很孤独，一天一天觉得不舒服，想回家，想死在故乡。他说他会开三轮车，回家后，卖一辆三轮车开，拉点货和人，凑合着，也能过日子了。

　　听他说了这些话，我的心早软了。我想到我自己。山东大爷不就是我的老年吗？

　　于是我问他想借多少钱？

　　六千。他说。

　　我一听，不少。我的心很痛。但是，我还是对他说，两天后来拿吧。

　　他听到这话，立刻对我表示感谢。

　　送走山东大爷，我当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叫孙殿英，也是山东人，在北京离我家不远的村庄做生意，开一家小商场。我想：从一个山东人那里借钱，来给另一个山东人。我以为我想得很妙。

　　我开口给孙殿英借五千块钱。孙殿英一点没犹豫就同意了，答应第二天，给我把钱送来。

　　两天后，山东大爷来我家，我给了他六千块钱，要他路上保重。

　　山东大爷回到山东后，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要我去山东玩。我哪有时间去？我以为他回山东后会过得很好。一天深夜，我的门被敲响了。我开门一看，门口站着山东大爷。我非常吃惊。在我的吃惊还没结束时，他已经进了我的屋。怎么啦？出啥事了？我问他。他说的话把我吓得要晕倒。他说，他撞人了。他说，他把一个老头儿的腿撞断了。他说，他这是逃到我家来躲的。

　　我浑身颤抖，不知说什么好。我让他睡沙发。我自己也睡下了。我哪里睡得着？凭感觉，我知道他也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天不亮，我对他说，要他回山东去，找到交警，把他现有的东西，包括新买的三轮车和其它一切，都赔给那个他撞了腿的老头儿。他听着，哎哎地应着。我给他拿了回山东的路费，送他上公交车后，我骑自行车上班，几次都差点摔下来。这天，我上班迟到很久。我到办公室时，杨老师冷冷看着我，问，怎么才来？

　　我立刻说，在路上，我被车撞了。

　　伤着没？杨老师紧张起来。

　　没，我这不好好的吗？

　　我以为这事结束了。不，大约半个月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从黑龙江打来的。一个妇女问，你是白连春吗？我说是。妇女说，你爸在我的旅馆里，没钱了，希望你能给他汇点钱来。我差点跳起来。那天是星期二，张颐雯和王童都在，杨老师就在隔壁。我想跳，不敢。很快，山东大爷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来。

　　连春，是我。

　　我知道是你，又怎么啦你？

　　我到黑龙江了，住在一家小旅馆，一分钱都没有。

　　你那里是什么地方？

　　牡丹江市。

　　你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我……

　　放下电话，我想，我在黑龙江认识谁呢？我想呀想，很快就起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刘长军，正好是牡丹江市文化局的。

　　我立刻翻到刘长军的.电话，打过去，居然接了。我说刘长军吗？我是白连春啊。刘长军很高兴。我们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我就说了我爸在黑龙江，被困在一家小旅馆没钱的事。刘长军一听，很着急，问，那，我给送点钱过去？我就是这个意思。送多少呢？两百吧。两百少不少啊？要不，送一千吧。刘长军说。最后，刘长军说，我立刻就送去。

　　就这样，我又借了黑龙江的刘长军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至今没还。我生病，回到四川后，给刘长军打过电话。刘长军问了我的病情，连忙表示钱不用还了。我想，等我的生活稳定下来，再还吧。欠着别人的钱，我心里总不舒畅。

　　刘长军送钱去后没几天，山东大爷来到北京，住进我家。于是，我上班，他到市场捡菜和水果。就这样，我们过着日子。因为从此不用买菜和水果，对于山东大爷和我生活在一起，渐渐地，我接受了。一天早上，山东大爷洗衣服。他洗自己的衣服，也洗我的衣服。本是让我高兴的事。然而，他放洗衣粉太多，他把很多洗衣粉放到一大盆水里。我说，洗衣服，把一点洗衣粉放在一小盆水里，把衣服泡一会儿，再洗。他就不高兴了。等天黑，我下班回来，山东大爷不见了。

　　他把我攒着还银行贷款的两千块钱，偷跑了。

　　这事没多久，我病了。一病就很严重。我怕我一直担心的艾滋病来了。我到就近的医院检查，没查出问题。医生说重感冒，输点液就会好。我输了三天液。不见好。我请假回到了四川，在故乡的医院，医生查出我是艾滋病发病了。

　　多年来，我悬挂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下来了。

　　我奇怪：北京医院什么也没查出来，隔不到一个星期，四川医院倒查出来了。我在北京输液的那家医院不小，比四川这家医院大很多。

在北京的日子9

　　在北京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我们必须拥有小叮当，超人或变相怪杰的面具，要么就稍微有一点能力，有一技之长。否则，真的……我们很难在这里混。随着时间的变化，红墙绿瓦的四合院已经日渐减少，随之崛起的

　　是一座座摩天大楼。一位位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进进出出~他们Dior的高档西服，LV的包包，Berluti的皮鞋，身上不时还散发出Zegna的香气。我想知道老北京那种含一根冰棍，穿一件背心，宽松的短裤再配上一双千层底儿在后海遛弯儿的北京传统血液在哪个地方依然汩汩的流着？

　　后海，是我小屁孩时的回忆，它仅仅是什刹海的一组成部分，但我们已经地用后海取而代之。大清早儿，便听到另一个院儿的大爷叫：“走着，张大爷，后海去啊！”很可能只是去前海，去荷花市场转一转，去湖心岛喝一壶昂贵的.茶，也很可能，爬爬汇通祠。呵呵，我看他们是没事闲的…

　　闹铃响了，一天又要开始，暑假再也不用背起那沉重的书包。推开房门，一群鸽子从我脑上飞过，我很喜欢鸽子的哨声儿。邻院大爷养了只八哥真是倍儿有面子。后海这一带晨练的景象又开始重现。

　　胡同口的小孩子们拿着冰糖葫芦串儿，屁颠屁颠地乱跑。每天都会撞翻大爷大妈打回来的豆腐脑。北京的早点才是最经典的，后海的那个早点我吃了很多年了，夏天叫一碗豆汁，别闻味，眯着眼喝下去，那才叫一个解暑，去火。像郭德纲相声说的鉴别北京人就踹倒灌一碗豆汁，起来骂街的就不是北京人。起来问有焦圈没？那准是老北京。这方法真是不好用，喝豆汁是习惯，个人爱好不一样口味也就不一样。这里焦圈做的真的，巨大，可以当项链戴了，玩的就是这么实诚，辣咸菜丝儿免费提供，您能吃多少吃多少……冬天，叫一屉包子，一碗炒肝，那叫一个过瘾，喝炒肝其实也可以鉴别是不是老北京，喝炒肝要勺儿的那准不是，真正会喝的就托着碗底，转着碗吸溜着喝。真是美死了

　　令我很不爽的是夜间的后海，不知什么时候，这里多了许多的酒吧，经过栉次鳞比的酒吧，无论是春夏秋冬，这里夜晚依然灯红酒绿，嘈杂无比。酒吧外国人居多，所以许多酒吧的宣传牌子上都是英文，尽管我不想让夜晚后海成这样，但我又有什么能做的呢？这就是北京，飞速发展，当我们混在北京，我有我的生活。剩下的就只能顺其自然吧……

在北京的日子10

　　人生中，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我迷恋的北方》，是1985年秋，我在黑龙江省当兵时，发表在《诗林》上的。当时《诗林》主编是巴彦布老师。我在《北京文学》打工，巴彦布老师已经退休搬到北京通县，他知道我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给我投来一篇散文，我给他发表了，于是，巴彦布老师多次请我到通县他的.家玩。他七十岁，蒙古族人，热心肠，知道我在《北京文学》已经打整整八年工，又知道我拒绝回四川去《星星诗刊》，真心爱《北京文学》，决定悄悄帮我做件大事，让我在《北京文学》转正。他和北京市文联书记吕浩才认识，就给吕书记写了一封长信，专谈我转正的事。结果，巴彦布老师这封信，在北京市文联引起一场八级地震。吕书记非常不买他的账，不但不给我转正，反而执意要把我开除了。这时，杨晓升老师已经是《北京文学》社长，杨老师力保我，才把我留下。事后，巴彦布老师很后悔，觉得自己太看重和官员的友谊，问我离不离开《北京文学》，我说不离开，我又没错，离开，不是正明我错吗？

　　我继续在《北京文学》上班。一天，编辑部来了一个安徽女孩，问刘庆邦老师住在哪里？我说不知道。女孩说，你是《北京文学》编辑，怎么会不知道刘老师住在哪里？我说知道也不告诉。女孩赖在编辑部不走。于是我问她写什么？她说小说。我要她给我看看。她很高兴，说，她要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听着，轻轻皱皱眉。我看了她写的小说，小学生作文一样。我给杨老师打电话。杨老师说千万不能告诉她刘老师住在哪里。下班了，女孩仍不走，我把她从办公室赶出来，锁上门。我推着自行车到街上，她紧紧抓住我的自行车不松。

　　天已黑尽，我不能和女孩这样耗。我用很大力，把她的手掰开，骑上自行车。骑了一会儿，我回头，看见女孩很无助的样子，走了。

　　第二天，女孩又来了。办公室人多，杨老师在，我赶紧把女孩介绍给杨老师。女孩缠住杨老师。杨老师被女孩缠得没办法，不得不，把女孩介绍给作家荆永鸣，因为荆永鸣和刘老师是朋友，又开着几家饭馆，也许可以收留女孩。

　　最终，女孩是否见到刘老师，我不知道。

在北京的日子11

　　北京的雨夹雪沥沥拉拉下了一晚上就停了，除了树枝上、车上、房顶上有几毫米之外，路上的都和车辙上的泥土混在一起了，好久没有看到过大雪，那种积在路上没及小腿的雪。

　　没有去过东北，不知道东北的雪长什么样子，印象中上次大雪是在青岛上学的时候。其实青岛也很少有大雪，听朋友说烟台的雪超级大。

　　某天下午上完课，窗外飘起了鹅毛大雪，风特别大，雪花来不及落地，就被风吹到另一个方向。雪伴着风，躲进你的衣袖、亲吻你裸露的脖颈，穿得再多也没有用，她像长了眼睛一样地盯着你，一有机会就想和你来个亲密接触。尤其是排球场和篮球场中间的十字路口，天然的风场，更是让你无处躲藏。

　　那时候排球场北边有个小窗口，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早上会有面包和牛奶可以买，中午、下午还会有馄饨和煮面。我们几个人躲在那边，等着热气腾腾的馄饨出锅，靠在一起，说着，笑着，打闹着。那个画面，是寒冬中最温暖的，因为无忧无虑，因为有你们，因为那是我们的青葱岁月，现在回忆起来，嘴角仍会不由自主的上扬。

　　可是青岛的雪太少，风太大。

　　记忆中最大的一场雪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在1公里以外的镇上，每天我们需要骑着自行车上学、放学。那年的雪大到都推不动自行车，小时候穿得特别臃肿，大棉衣，走得特别辛苦，冬日里还出着汗，几个小伙伴一起，边走路边打闹。那时候树都是白的，农田里也是白的，如果不是有人家没有砍掉的棉花秸秆和道路两旁的树，真是一望无际平坦的白色世界。

　　村里的风也特别大，大到根本骑不动车，但是和青岛不一样，一下雪，风就停了，只是有雪花慢慢地落。周末的时候去三姨家找表姐玩，我自己走了去，然后和表姐再一起走回姥姥家，一边走一边打雪仗，躺在雪地里不想起来，印象中还堆了个雪人。我俩从大马路上跑到农田边上的小土路上，捡着因为没有人破坏的小麦地里的积雪，踩着没有来得及焚烧的庄稼，还有因为化雪而变得松软的'土地，讲着只属于我们姐妹俩的悄悄话，再也找不回的踏实感。

　　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雪，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大了，觉得天地变小了，也可能是因为柏油马路多了，很少能踩到泥土地了，也可能是因为村周围化工厂多了，空气都不再纯净了，雪花也不再是白色的了，总之，我们过去的青春岁月伴随着越来越少见的大雪一起不复返了。

　　青春的记忆，年少的懵懂，你走得越快走得越远，记忆的点滴在你的身后就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清晰。我们的成长就像穿越无数的门，你前脚刚迈出，后脚门就闭上了，再也打不开，只有映着门缝中透过的光让你瞧瞧留下了什么。

　　海大小窗口可能已经关了，走在那个十字路口打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曾经的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里，是否在下雪的时候，还想起我们曾经共有的美好时光？

　　老房子拆掉了，村子都搬迁了，人们散落在某个不再知晓的角落，是否在某个飘雪的日子里，荒芜的村子还能忆起当年稚嫩的我们？

　　我在北京飘雪的日子里，想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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