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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岳阳楼》原文及赏析
《题岳阳楼》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诗。这是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自江州赴忠州刺史任，经过岳阳时留下的作品。诗人几经贬谪，不堪流离漂泊之苦，所以在他描写湖光山色的风景诗中，也透露出淡淡的哀怨和对京城的眷恋之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题岳阳楼》原文及赏析，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题岳阳楼
唐代 白居易
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阑。
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
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
译文
岳阳城下的江水水势浩大，无边无际；独上高楼倚靠着栏杆眺望。
春天，草木的绿色与远处洞庭湖的水色相接，傍晚的彩霞与湖水中的红波交相辉映，红波近处，似乎就是国都长安。
岸边山上的老猿正站在树上哭得凄惨，天上的大雁要从这浩渺无边的湖上横空飞过还有许多困难。
这个地方风景壮阔美丽，只可画成画障，挂在贵富人家的厅堂里供他们欣赏。
注释
岳阳楼：岳阳城西门楼。唐开元年间，中书令张说为岳州刺史，常与文士登此楼赋诗，自此著名。
漫漫：大水无边无际的样子。
危楼：高楼。 凭：倚、靠。
梦泽：即云梦泽，古代面积极大，包括长江南北大小湖泊无数，江北为云，江南为梦。到唐代，一般称岳阳南边的青草湖为云梦。
图障：画幅，画幛。唐人喜画山水为屏障，张挂在厅堂上。
华堂：华丽的厅堂。 张：张挂。
赏析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写洞庭湖的浩渺无边。首句“漫漫”一词将洞庭湖的浩渺写得生动形象，三、四两句对洞庭湖的广阔作了进一步的描绘。诗人眺望夕阳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国都长安，这里暗用了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一句，用“猿啼”、“雁渡”抒发诗人的漂泊流离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呼应。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湖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画，让那些贵人们欣赏，这样贵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诗为登楼抒怀之作。描绘登楼所见之景，抒写对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艰难的感慨。律诗中二联，常为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此诗突破常格，两联皆融合情景，境界深远。“春岸”两句，更融现景与想象于一体，为人称道。
这首诗的特点是寓情于景，在描绘优美动人的景色的同时，也透过“独”、“苦”、“难”、“唯堪”等字，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春天，四十八岁的白居易终于结束了四个年头贬谪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的生涯，赴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他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途经岳州（今湖南岳阳）时，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阳楼，眺望那烟波浩渺、优美如画的无边春景，写下了《题岳阳楼》。
简析
作品的前四句中有三句描绘了洞庭湖的宏伟阔大。首句“岳阳城下水漫漫”中“漫漫”一词富于形象性。诗人《新乐府·海漫漫》：“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所以“漫漫”．一词给人造成一种水势浩瀚、无边无际的印象。
三、四句“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对洞庭湖的广阔浩瀚作了进二步的具体描绘。云梦泽是古代楚地七大泽之一，方圆八、九百里。洞庭春涨，既远连云梦，傍晚夕阳返照水面之处，又距长安不远，如此夸张洞庭湖壮阔的晚景，使读者对洞庭湖之宏大有了具体可感的认识。同时这句话又暗用晋明帝(司马绍) “日远长安近”的典故。诗人看见夕阳返照之处，不由得想起了长安，想到自己由江州赶赴岳州，和长安又近了一步。所以这句诗表层意思是运用夸张手法，描绘洞庭晚景的壮阔，深层却寄寓着作者对京城的眷恋之情。
五、六句“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用“猿啼”、“雁渡”抒发天涯沦落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照应。试思水阔天长，大雁且飞渡不过，不得不频频落水休息人又何以轻易跨越?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诗的第二句“独上危楼凭曲阑”，“独”既是实写，说他一个人登楼远眺，同时也虚写他常年贬官在外，远离京城，饱尝孤独之感。所以他看到夕阳返照之处，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长安，听到猿啼，看到雁飞就感到世事的艰难。这几句都是见景生情，情寓景中，前后照应，既描绘了洞庭的阔大不凡，又抒发了诗人漂泊天涯、眷念京城的痛苦。
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障，张挂在豪奢的犬厅里，让那些贵人们赏玩，．或许可以使他们稍稍懂得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风波之苦。从而含蓄地抒发诗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晚年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病逝后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追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政治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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