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哪个朝代

时间：2024-05-22 16:56:46 偲颖好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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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是哪个朝代

　　两汉时期即汉朝时期，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因尚火德故称为炎汉，又因皇室姓刘而被称为刘汉。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了两汉是哪个朝代，希望对你有所借鉴作用哟。

　　思想介绍

　　因此，汉代儒家学者都奉孔子为先师，而无人以孟子或荀子后学自诩。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对汉儒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汉初儒家学者中也隐约存在着对立的两派。而自从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政治学说之后，汉儒内部两派的斗争便集中表现为《春秋》三传之争。

　　他们针对汉初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政治主张。自武帝以后，两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政策重心

　　汉武帝尊儒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繁荣，使儒生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从而获得参与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帝在尊儒的旗帜下采纳了《公羊》家“《春秋》决狱”的主张，将儒家思想纳入承秦而来的汉家律令，使帝国法律初步儒家化了。

　　汉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础上，又对吏治进行了改良。西汉中期之儒术，虽然只是用来缘饰法律，虽然只是法治的辅助手段，但它毕竟介入了“汉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与“霸道”相杂，从而使东西方的文化对立和冲突得到进一步缓解，使关中和关东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宣告结束。

　　然而西汉中期，帝国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开边拓土成为第一位的事业，支持对外战争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异治”说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承秦而来的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更适合战争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础。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际才得以扭转。在那之后，朝廷政策的重心终于转到内政上来。

　　政治文化

　　东汉是西汉的继续，继承了西汉二百余年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着“汉德”复兴，而在东汉人看来，“汉德”就是“尧德”，亦即《公羊》家所阐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阳，是西汉后期出现的政治重心东移趋势的结果，使汉朝终于跳出了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摆脱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的束缚，为《公羊》家重新拨乱反正、重建汉家制度提供了机会。它吸收了西汉的经验教训，对元帝至新莽的改制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受其影响，东汉统治者一度效法宣帝，兴起严猛苛刻之风，但这不是东汉政治的主流。

　　相比之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儒学士大夫集团对《春秋》三家之学，对儒家的两种政治主张，作出了最后的抉择，使《公羊》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在《公羊》学的影响下，东汉的政策重心始终在内而不在外。

　　对外坚持“务广德”，反对“务广地”，没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内虽在章帝时一度恢复盐铁、均输等制，但很快又废除了。坚持《公羊》家的太平标准、反对制礼作乐的呼声占有压倒优势。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风也更加普及，强调“以义正我”的“以德化民”之术日益成为儒学士大夫的自觉行动。这一切都使得东汉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汉制度的同时，又表现出与西汉明显不同的特色。

　　中外关系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

　　相关资料

　　汉代作为我国中古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不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成就卓著，开创了文化盛世，而且构筑了中古史学巅峰。打开两汉史籍，人们在追溯那个文明高涨时代的王朝递嬗、社会盛衰等宏大历史进程的同时，值得再三品味的，还有极富创造力的雅言俚语，林林总总的传奇人物，悲欢离合的生活轶事，不胜枚举的文化掌故。这些历史遗存的精华，无不融汇到历史长河中，蔚为传统文化的不竭渊薮。这里仅以语汇、掌故和文化母题为例，对此作一简略的历史考察。

　　语汇作为语言符号的聚合体，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表意工具，有着极强的传承性和扩散性。两汉是中古文化创造力奔涌勃发的时代，两汉史学所积淀的新语汇蔚为大观，它们植根于特定的时代土壤和文化语境，极富生命力和表现力，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史记》、《汉书》的语言建树，受到历代极高评价和广泛推重，清人张之洞赞誉两书云：“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史记》、《汉书》中许多词语如“实事求是”、“移风易俗”、“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运筹帷幄”、“萧规曹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均率先创意，传播久远。

　　品读《后汉书》不难发现，范晔笔下的东汉文化，其语言特色与前代又有不同，尤为儒雅的文辞俯拾即是，如刘秀所讲的“置之度外”、“有志竟成”、“克己奉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披荆斩棘”、“疾风知劲草”、“旗鼓相当”、“差强人意”、“推心置腹”、“得陇望蜀”、“敝帚千金”、“乐此不疲”等，字字珠玑，妙不可言，时至今日他还享有“语言大师”的美誉。

　　来自前四史中的这些丰富多彩的语汇，不仅生动鲜活，而且几乎每一个词本身都承载着一段曲折动人的历史。这些成语的形成，固然归功于秦汉名人“脱口秀”功夫，但只有被史家给予二次加工，并被记载下来留存到史学经典之中，才真正激活语汇的魅力，使它们获得永恒的生命。

　　两汉掌故也是一种象征、比喻和说事析理的古典文化符号，不仅在历代典籍中转载流传，到了明清时期，更是逐渐渗透到民间蒙学读物中。例如明代萧良有编纂的《龙文鞭影》中辑录了源自秦汉史事的大量掌故，如颂扬开国名臣的萧收图籍、曹参辅政、周勃安刘、营军细柳；咏叹清官的召父杜母、悬鱼羊续、朱云折栏、强项董宣；记叙文人逸事的匡衡凿壁、班固勒铭、梁鸿五噫、许子无双；记载重大事件的楚英信佛、杨震四知、耿恭拜井、投笔班超等。这些汉代典故作为民族记忆，通过启蒙教育的渠道，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得到传承和弘扬。

　　随着历史的推移，两汉语汇中的很多精华成分不仅积淀在传统语汇的宝库中，而且还活跃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仍然具有很高的使用频度和丰富的指代意义。

　　再说文化母题。母题（motif）是一个外来词，一般认为是指“一种反复出现的、与叙事类型化特征相关的因素，是为了揭示和描述民间叙事作品存在着各种类型化现象而形成的一个术语”，“它以类型化的结构或程式化的言说形态，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种不变的，可以被人识别的结构形式或语言形式。”

　　在传统文化领域，从雅文化中“秦关汉月”的咏史诗作、俗文化中“楚汉相争”之类的讲史说唱话本，到历代戏曲中《霸王别姬》等名作，两汉史学所记载的史事，成为千余年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母题和创作资源。

　　“咏史诗”是传统诗歌中一种源远流长的体裁。取材于秦汉的历代作品不胜枚举，其中的大宗主题是吟咏王朝兴废，如章碣《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墟，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还有一类主题是咏叹人才遭际，如李清照《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再如感慨昭君和亲命运的，杜甫《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还有追怀汉朝鏖战北疆的，如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凭吊秦汉史迹，抒发王朝兴亡、世事沧桑的历史感慨，表达扬善除恶的社会理想，鞭挞黑暗暴政，企盼开明盛世，是这些咏史之作最常见的主题。在咏史诗中，秦朝君臣多充当了残民以逞的反面教员，而汉史则被寄托盛世之治的社会憧憬；在不少作品中，秦汉也被用来作为影射批评当下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标的。

　　在俗文化领域，两汉史事则成为历代民间文艺的重要母题。在敦煌唐文献残卷中，就发现有俗讲、变文等话本，这是流行于唐代以来寺院中的说唱体作品。其中有不少取材于西汉立国传说的变文词文，如《大汉五年季布骂阵词文》等。这些话本塑造了大义凛然的王陵母，聪明机智的季布，豁达大度的汉王刘邦，暴虐无道的霸王项羽。近年来，专家学者从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中，又发现了《汉王与张良》故事残卷以及《汉将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等。据唐人著《乐府杂录》载，当时的俗讲大家文淑讲唱时“听者填咽寺舍”。这类作品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说唱秦汉故事，化典雅为通俗，变雅言为俗语，使历史从庙堂走向民间。

　　宋元以降，在城镇的勾栏、瓦舍中，小说、讲史等新兴的文化样式不胫而走。讲史的特色是开端有开场诗，末尾有散场诗。语言以讲说为主，半文半白，叙事中常常穿插奏章、诗词等。北宋的讲史，主要有说《汉书》、《三国志》、《五代史》三种。讲说《汉书》是其中风行的题材之一，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丁集卷三中记述道：“四人同出嘉惠门外茶座中坐，见幅纸云：‘今晚讲说汉书’。”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诗作云：“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听者入情入戏，为古人担忧的情状跃然纸上。至今，尚存有宋版《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吕后斩韩信》和《三国志平话》。到了明代，形成章回长篇演义体小说，如《西汉演义》、《按鉴全汉志传》等。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汉末逐渐拉开帷幕的三国风云，很早就引起后世文人的关注，经过历代文人的艺术加工和社会传播，最终结晶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衍生出一系列三国戏曲，蔚成大型文化成果。

　　两汉史事也很早就被搬上戏曲舞台，早在唐代参军戏兴起时，就有《樊哙排君难》，表现刘邦和项羽鸿门相会的情节，是为古代戏曲中最早的秦汉题材作品。唐代木偶戏中也有表演鸿门宴故事的。元代出现许多取材于汉初故事的戏文、杂剧，如余仁杰《萧何月下追韩信》、马致远《汉宫秋》（王昭君故事）、宫天挺《严子陵垂钓七里滩》、秦简夫《赵礼让肥》等。明代杂剧中有《昭君出塞》、《和戎记》等。元明两朝上百部《史记》戏中，秦汉题材占了很大比例。清代戏剧中有《卓女当垆》、《河梁归》（李陵归汉灭匈奴故事）等，京剧剧目中最负盛名的有《霸王别姬》、《张良归汉》、《文君当垆》等。以西汉王昭君史事为例，从《汉书》的原始记载开始，历代衍生的戏剧层出不穷。据统计，王昭君主题的明清戏曲选本现存17种，共有28个出次的选折。其中有陈与郊《昭君出塞》、汪廷讷《妃怨》、陈宗鼎《宁胡记》、王元寿《紫台怨》、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梦》和周文泉《琵琶语》等。一代代戏曲作家借昭君和亲旧题，融入时代新识，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表达着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和理想。

　　学人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历史意识的文化民族，信哉斯言！以国人发达的“崇古”、“好古”的历史意识为深层驱动力，由两汉史学题材所衍生出来的大量咏史诗歌、讲史平话、历史演义和戏曲作品，承载不同时代的价值诉求和文化表达，满足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精神渴求，汇聚为传统文化长河中的一支巨流。借助于上述方式和渠道，两汉历史以今人难以想象的涵盖力、渗透力和统摄力，进入民众观念世界之中。明代文豪袁宏道云：“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从这个意义上说，研习两汉史学已经超越了单纯了解或攻治断代史学的专业意义，不了解两汉史学，就无法真正了解我国中古社会和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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