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评价和浅析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说到古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那什么样的古诗才是经典的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燕歌行》评价和浅析，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一、高适这首《燕歌行》，所反映的内容确是多方面的。
它通过对一次行军出征的描写，高度赞扬了士兵奋不顾身，为国立功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他们长期戍边的思乡之情；揭露了军队内部将领与士兵之间的矛盾，讽刺了边防将帅的骄奢淫逸。它具有颇高的思想内涵，在唐代边塞诗中，确是独树一帜的。
但是，对于此诗的题旨到底是什么？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注释中，却有若干不同认识。因此，以下着重讲讲这个问题。
眼下，有这样一些相异的甚至相左的认识：
（一） 歌颂战士为国家利益而战。刘大杰认为：他们“不是为争取个人的功勋，而是为国家的利益。”（刘著《中国文学发展史》）
（二）突出战士英勇气慨，讽刺将帅不得其人。朱东润等认为：“结束处突出广大士兵保卫边疆、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慨，讽刺边地将领不得其人，则是全诗主旨所在。”（《中国历代古典文学作品选》）
（三）希望将军体恤士卒。游国恩等认为：“结尾回忆李广，希望将军体恤士卒，点出了全诗的主题。”（《中国文学史》）
（四）这是非战作品。吴国恒、王绶青认为：对于唐对契丹这次不义战争，“由于高适对现实持着较为清醒的客观态度，……记起张（守珪）的轻易用兵，并喜欢饮宴作乐，乃作诗以讽刺，创作名篇《燕歌行》。”（《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
（五）对将领的微讽和对战士的同情，是诗歌的主要倾向。这是前几年新提出的一种观点（详见一九八○年第三期《文学评论》）。他们认为：诗歌虽然以不义战争为其背景，但实际上，诗从出征写起，以至战争结束，除了有些颂扬性诗句之外，其主要部分都是对将军的微讽和对战士的同情。这成为此诗的主要倾向。当前通行的《大学语文》，已经采纳了一些合理因素，在自己的“题解”中表示了相类的看法。
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赞成第五种观点，它基本上符合诗歌内容与作者意图。这不仅可在此诗全部内容的剖析上得到内证，而且可从高适反映在他的全部“边塞诗”的基本内容和态度得到印证：他讴歌保边卫国的正义战争，反对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他勇于揭露战争的阴暗面，同情战士种种不平待遇等等。这就是高适在自己的边塞诗中所体现的基本立场和主要思想。《燕歌行》正是贯串着这种基本精神的。因此，它既不是一般的非战作品，也不是仅仅反映某一方面内容、某一次具体战事的东西，更不是纯粹为张守珪之流的不义战争唱赞歌，而是广泛地、多角度地反映了唐代征战生活的各个方面。诗中所描画的场景和抒发的情调，有壮烈而雄迈高亢的，也有萧索而幽怨缠绵的，还有一些泼辣或含蓄，内容是错综交织的，感情也是复杂多变的。从表象上视之，许多现象似乎是矛盾的，而其实，它把上述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鲜明而又浑然的统一体。这就是：忧国恤民（包括爱兵）的主题思想同雄浑悲壮、气骨鲠直的艺术风格的统一。
二、高适《燕歌行》在艺术上有何成就。
高适这首乐府歌行的边塞诗，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这里，只剖析一下它的最大特色。这就是：调动多种艺术手段为自己的题旨服务。这可从以下若干方面得到体现。
（一）用概括描写与细致刻画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边塞景色和两地相思。诗中对于这方面的描写显得异常生动而深刻，且感情也十分丰富而深沉。大家只要细品其味，必有深深体悟和共鸣。
（二）采用“对照法”，揭露军内矛盾。这就是：一面忠诚勇敢、拼命奋战，视死如归；一面却纵欲作乐，不惜士卒，有亏职守。还有一边只为个人功勋奔波经营，一边则为保边卫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此等等描写，因为是通过“对照法”进行的，显得特别鲜明，揭露也异常深刻。
（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从用韵和声调上，也力求体现诗歌的情调和主题思想。全诗多次换韵，平仄交替。这是本诗在用韵上的一个特色。它每四句一转韵，字声平仄和诗情变化相一致，从而更好地反映诗歌的丰富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绪。比如——
在第一大段的头段四句用了仄韵，与边塞告急的情势正相吻合；接着四句改用平韵，有助于表现战士的昂扬气慨。
在第二大段中，前四句用仄韵，这是战场肃杀气氛所要求的；后边四句改为平韵，正同悲壮慷慨的激情抒发相合。接下去八句，均用仄韵，又是为了配合抒发悲怨缠绵之情而设的。
在第三大段，即最后四句转为平韵，更有助于英勇气慨的表现和义愤之情的抒发。
如此等等的平仄交替用韵，声随情移，抑扬有致，使诗歌之情调和韵味富于变化，时而雄迈高亢，时而悲恻幽怨；又时而昂扬激越，时而凄凉低沉。这样，就大大增强了诗歌摄引人心的艺术张力。
扩展资料
曹丕《燕歌行》
曹丕是我国文学史上建安时期代表作家之一。在谈曹丕的诗歌以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建安文学的特点。
历来文学史研究者都认为，建安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我国古典文学发展中是一次新的飞跃。它上承先秦两汉，下启六朝和唐代，继《诗》、《骚》和汉乐府之后，为诗歌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它是盛唐诗歌的基石。用古人现成的话来说，即所谓“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前人对“风骨”或“风力”的解释很多，这里不想列举。照我的理解，建安诗歌最大的特色，即它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斗争，又倾吐了作家个人的抱负理想，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结合得比较好的典范。从另一角度说，在文学史上有个比较普遍的规律，即有素养的文人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深厚的基础上对某些形式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加工再创造（通常称之为民间文艺与文人加工相结合），就能产生出焕发异彩的带有新鲜血液的作品来。如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和戏曲中的《西厢记》等，都属此类。由此上溯，屈原的《离骚》，建安和盛唐时期的诗歌，以及晚唐五代的词，也都合于文学史上这一发展规律。建安时期的曹氏父子和王粲、刘桢等作家群，实际上是在继承两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写作，从而形成了比较壮美或精致的语言来表达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思想内容，即形成了不同作家各自的独特风格，又体现出具有共性的时代精神风貌。所谓“骨”与“力”，就是指生活基础比较深厚的作家所写出的具有比较坚实而优美的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从曹操、曹植和王粲、刘桢等人的诗作中，都能证实这一点。
曹丕在建安时期的作家中是比较特殊的。他虽有一部分诗歌反映了社会现实并体现了个人理想，但这些作品并无明显的代表性。他的创作特色乃在于对当时流行于民间的诗歌新形式的多方摹拟和大胆尝试；由于他本人文学素养的渊博扎实，乃使这种新形式的诗歌在他手中日臻成熟。例如这里要谈的《燕歌行》，便是他用当时还属于新形式的七言体写成的拟乐府。他如六言诗和杂言诗，在当时也还是新事物。曹丕都曾试验着进行创作。今存的六言体《令诗》和长达三百六十四字的杂言体《大墙上蒿行》，都是曹丕在勇敢创新的历程中留下的少许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