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句“刑天舞干戚”研究综述
摘 要： 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第三句诗究竟是“形夭无千岁”还是“刑天舞干戚”，自宋代产生争论以来，到今天这两种说法依然并存。本文主要从上下文义、句式、版本、校勘、“篇指一事”和组诗等六个方面对此论争加以综述，并以“形夭无千岁”为是。
关键词： 陶渊明 《读山海经》 “刑天舞干戚” “形夭无千岁”
陶渊明的组诗《读山海经》其十，称它为众所周知应不为过。旧本作：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夭无千岁，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首诗的第三句究竟是“形夭无千岁”还是“刑天舞干戚”，自从宋代曾纮与周必大产生争执以来，到今天这两种说法依然并存，并未达成共识。大致说来，除曾纮和周必大外，持“形夭无千岁”说者主要有何义门、汪洪度、马星翼、李延钰、周作人、郭沫若、杨树彬、王振泰、邓芳等，持“刑天舞干戚”说者主要有洪迈、朱熹、邱嘉穗、姚培谦、温汝能、陶澍、陈沆、姚永铭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之前，持“刑天舞干戚”说者无疑占上风，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持“形夭无千岁”说者明显要更多一些。本文试从上下文义、句式、版本、校勘、“篇指一事”和组诗等六个方面对此论争加以综述。
一、上下文义
“形夭无千岁”这句诗和上下文语义到底连不连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刑天舞干戚”说和“形夭无千岁”说之争的关键所在。毕竟曾纮正是因为“疑上下文义不相贯”改诗，而周必大恰恰以此诗“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为由加以反驳。曾纮说：“‘形天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甚相贯，遂取《山海经》参校，经中有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应。”在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中，他质问道：“又况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吴瞻泰曰：“吾友汪洪度之著记云：‘形夭’句乃一篇点睛处，上下文未尝不贯，‘填海’正须待‘千岁’也。‘志在’与‘形夭’应，‘故’字与‘无’字应。掺入‘刑天’，则第二句为不了语，第四句为无据语矣。若以‘舞干戚’为‘猛’，而衔木填海者其猛何如？‘化去’即承‘形夭’，‘徒设在昔心’，因‘形夭’故也；‘良辰讵可待’，暗与‘无千岁’应。”马星翼曰：“言精卫无千岁之形，而有千岁之志，不但与下句协，并与上二句相贯。旧本不误。”李延钰曰：“余味此诗，只咏精卫一事，谓溺水夭死，形无千岁，衔石填海，猛志固在。上下文义，何尝不贯。”丁福保在《陶渊明诗笺注》中提出“形夭无千岁”与上下句文义相贯，“宜仍从宋刻江州《陶靖节集》作形夭无千岁为是，不可妄改”。所以说曾纮“疑上下文义不相贯”的怀疑精神自然值得肯定，但在此处疑得缺乏说服力。
二、句式
清代陶澍先生曾从句式上质疑“形夭无千岁”。他说：“既云夭矣，又何云‘无千岁’？夭与千岁，相去何啻彭殇？恐古人无此属文法也。”对此王振泰先生和邓芳先生都有异议，认为在魏晋不仅有“形夭无千岁”这样的“属文法”，而且还很普遍。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有“死没无复馀”，《饮酒》其四“徘徊无定止”，《和刘柴桑》“弱女虽非男”，阮籍《咏怀》十八的“一死不再生”，《咏怀》八十一的“一夕不再朝”等，“均是这一类型，都是一句之中前面两个字说一种现象，后面两个字说与之相对相反的现象，中间用否定词连接，加强表达的效果”。故陶澍先生的“恐古人无此属文法也”的判断不能不说难以成立。
三、版本
朱熹意谓陶渊明原作即“刑天舞干戚”，事实真的如此吗？由逯钦立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可知，现存的《陶集》诸本主要有：南宋绍熙三年刊曾集诗文两册本；南宋刊汲古阁藏十卷本；南宋刊焦竑藏八卷本；宋末汤汉注本；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传为苏轼笔迹的元刊苏写大字本；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其中《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和元刊苏写大字本元刊本相对来说更重要些，因为它们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其他本子，而且都与苏东坡有关。王振泰觉得应承认东坡是陶渊明研究中早而全面的最具权威之专家。在邓芳看来，“苏东坡显然没有像曾纮那样认为此诗上下文义不贯，更没有提出改为‘刑天舞干戚’的意见。”东坡于题跋《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曰：“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及苏写大字本，或即依此李江州所送本而成。清代陶澍先生注《靖节先生集》十卷对陶渊明集进行了总结性的整理，虽然他仍以“刑天舞干戚”为是，但不否认原作“形夭无千岁”。逯钦立先生在版本搜集方面用工颇勤，通过由他校注的《陶渊明集》及辑校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我们也可以知道，“刑天舞干戚”一句，曾集诗文两册本、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和传为苏轼笔迹的元刊苏写大字本，俱作“形夭无千岁”。曾纮把《山海经》里刑天的故事和这首诗联系起来解释，虽然不无道理，但他只是因为“其诗不可晓解”而主观妄改的，这种改动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依据。
四、校勘
周作人明显属于“形夭无千岁”一说。针对“刑天舞干戚”一说的'开山鼻祖曾纮所断定的“五字皆讹，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他反驳道：“大约因为太巧合了，‘五字皆讹’，大有书房小学生所玩的菜字加一笔变成菊字的趣味，所以大家觉得好玩，不肯放弃，其实他的毛病即出在巧上。像这样‘都都平丈我’式的改字可以当做闲话讲，若是校勘未免太是轻巧一点了罢。我还是赞成原本的无千岁。更改应该注曰疑当做云云，总不该奋笔直改如塾师之批课艺也。”周作人以为曾纮只根据《山海经》便改诗，而所说又与经文颇有出入，这种做法显然不妥，失之于过于轻易和武断。周作人的校勘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五、“篇指一事”
围绕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其十是否专指一事，持“形夭无千岁”和“刑天舞干戚”二说者也有过争论。周必大说：“余谓纮说固善，然靖节此题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何义门曰：“某初喜其援证甚明，已而再味前篇，专咏夸父事；次篇亦当专咏精卫，不应旁及他兽。”马星翼曰：“陶诗乃咏精卫鸟，无缘旁及刑天兽也。”李延钰曰：“余味此诗，只咏精卫一事。”同样是赞同该诗专指精卫一事，相对于周必大和何义门的委婉稳妥，马星翼和李延钰显然要干脆明了得多。而姚永铭则认为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组诗并不限于“篇指一事”，并以第十一首“钦駓”、“窫窳”并举为证，认为并非专指一事。实际上陶渊明在该诗中提到的岂止“钦駓”、“窫窳”，不还有“臣危”和“祖江”吗？但作者怒斥“臣危”、“钦駓”，悲悯“窫窳”、“祖江”，都旨在说明恶有恶报。况且周必大也只是说《读山海经》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即便《读山海经》其十一不专指一事，其十只写精卫亦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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