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与危险哲学论文
不论人们对于朱苏进小说的兴趣如何，这一点大约无可置疑：这个作家对于平庸和凡俗深恶痛绝。当然，这是美学意义上的憎恶。首先可以肯定，朱苏进不会宽容自己的平庸之作。他似乎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作品保持某种内在的紧张：铿铿锵锵，掷地有声。许多时候，他的确做到了。如果允许追根溯源，我愿意提交一个不成熟的猜测：朱苏进似乎有一个重大的恐惧——恐惧一个人的精神陷入平庸。然而，现实的平庸不可抗拒地包围了人们，缓慢而又韧劲十足地噬咬人们的内心。这时，朱苏进握在手中的文学如同一柄利刃——他想用这柄利刃剖出一个不同凡俗的空间。
所以，朱苏进明目张胆地摆出一副骄傲的姿态。他大声地赞叹不凡的景象，坦率地表白对于种种俗趣的不屑。他甚至不想利用种种调侃或者幽默掩饰一下，设置某种保护性的过渡——例如在发表刻薄之辞的时候适当地贬低一下自己；朱苏进往往锋芒毕露，无所顾忌。他似乎表明，他就是不想畏首畏尾地在那些中庸者的队列之中，搔首弄姿，欲说还休，进一步然后退两步；他不怕正面暴露自己。他就是如此，决不降低自己的精神标高，无论人们是漠然地置之不理还是将他视为一个硌人的异己。
回到人丛之中，朱苏进更多地让自己的目光盯住那批杰出的精英人物，例如尼克松，毕加索，张承志，还可以加上一些奇异的军事家。他的作品反复地将这些人物称之为“有质量的人”。他欣赏这批人不同凡响的才智和胆魄，品尝他们制造的人生极境。用朱苏进的话说，这是“分享”——《分享尼克松》或者《分享张承志》。“分享”意味着，朱苏进并不是自卑地仰望这些不可一世的巨人；他至少拥有相近的精神高度。他发表的不是声调颤抖的颂辞，浮现在他脸上的是会心的微笑。对于这批精英人物，朱苏进隐藏了许多独到的思想。例如，人们可以在朱苏进的一篇题为《天才》的随想录里面遇到许多这方面的灼见：
天才不是真理的堆积。相反，天才的优美之处常常在于背叛真理。
天才有一个天才期，他只有在那个期间是天才。过了那个期限，天才也会变质。那时他不但不是什么天才，也许连人才都够不上。
聪明人永远不会成为天才。相反，恰恰是天才使得各种各样聪明显得可悲可笑。从这个意义上讲，聪明是天才的天敌。
天才有一个特点，就是把事物浓缩到针尖那么一丁点，从而洞穿整个世界。（注：朱苏进《天才》，参见散文集《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无论如何，天才必须善于超常。许多时候，人的质量是在超常的极境之中显现的。所以，朱苏进的目光时常视而不见地掠过庸常的日子，那些超常的极境才是他醉心的一瞬。《瞬间》，《孤独与寂静》，《醉》，《仇恨与恐惧》，这些都是朱苏进擅长的——或者说兴致勃勃的——题目。“孤独并不是他被尘世所抛弃。相反，是他抛弃了尘世”；“假如没有酒，人类肯定会创造出比酒更加热烈的琼浆”；“肤浅的恨导致复仇，深刻的恨导致宽容”；（注：朱苏进《天才》，参见散文集《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220页，224页，302页。 ）——这些想法的背面无不包含了蔑视庸常的意味。
然而，历史的多数时刻是由庸常的日子组成。庸常本身即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人们常常说的“历史制约”很大一部分即是庸常的制约。这种背景之下，那些耀眼的精英人物的确像是划时代的。如果将某些精英人物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剥离出来，仅仅衡量他们的才智和思想的深刻程度，或者说仅仅衡量他们的“生命质量”，那么，众多精神作品就会跨出历史条件的束缚而进入同一个空间。这时，周易、庄子、化学元素周期表、结构主义语言学、相对论、哥德巴赫猜想突然之间出现了可比性。这些作品的历史意义可以不予考虑；人们衡量的是，这些作品凝聚了多大的精神强度。后者是“生命质量”的证明。这种尺度是在天才与天才之间使用，充当历史平均数的庸常之辈已经被忽略不计。按照朱苏进的看法，“若摆脱是非评价纯粹就生命质量而言，希特勒是斯大林的标高，魔怪是行者的兄弟。”（注：朱苏进《分享张承志》，朱苏进《天才》，参见散文集《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60页。）这个意义上，甚至错误也得到了另一种评价。错误的意义不仅表明了损失程度，同时，错误也有不同的质量。朱苏进就说过，即使错误“也要犯得更有质量些”（注：朱苏进《假如还有一次人生》，朱苏进《天才》，参见散文集《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134页。）。
这渐渐地靠近了一个不无危险的题目：才能与道德的关系。道德是历史语境的组成部分，剥离历史语境的才智是不负道德责任的才智。人们可以信任这种才智吗？中国传统提倡立德为本，并且对这种才智深怀戒意。孔夫子的《论语》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按照这种眼光，众多恪守道德条例的庸常之辈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相反，尼采对于道德鸣鼓攻之。在他看来，道德是弱者和庸者赖以束缚强者的绊马索。不管怎么说，才与德不是二位一体的。可是，激赏精英人物的时候，朱苏进不由自主地简化了这个命题：“天才身上必有美德。”（注：朱苏进《天圆地方》，朱苏进《天才》，参见散文集《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82页。）
才与德不可分。我不相信有这种人：他的道德高尚但才能平庸。这说法既污辱了“高尚”又曲解了“平庸”。貌似辩证的东西，往往暗藏双倍的虚假。
我相信，才华本身就是道德，天才身上必有美德。（注：朱苏进《醉》，朱苏进《天才》，参见散文集《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229页。）
可以看出，朱苏进毫不掩饰这样的思想：拒绝凡俗，渴求超常，崇尚天才；现在，人们必须追问的是，这一切为文学带来了什么？
二
朱苏进的作品不时跳出种种精彩的格言警句。这些句子明显地凝结了思想的含量。朱苏进的作品不仅是描述生活，同时还乐意对被描述的生活发表某些尖利的感想。这些句子显现了朱苏进的自信。朱苏进的修辞学之中，嘲讽的使用肯定超过了幽默。幽默是一种轻松的智慧，嘲讽却包含了俯视对手的智力高度。这就是自信的理由。朱苏进的嘲讽之中无法掩饰地流露出才智之士对于庸众的轻视。挑剔地说，朱苏进的作品之中偶尔出现了某些不该有的重复，例如，这一部作品之中的一个精警比喻或者奇特意象可能会在另一部作品之中露面。或许这仅仅是一些疏忽，但是，如果套用朱苏进的话说，这肯定是没有质量的疏忽。
朱苏进的小说很少出现长距离的情节，例如几代人的家族史或者村落史。但是，朱苏进增加了叙事密度。朱苏进的叙事并不是尽快地向结局冲刺，他的笔触密集地逗留于某些情节的断面之上。表情，心理，动作，微纱的细节，钩心斗角或者机关算尽，这些描写时常显露出朱苏进鞭辟入里的观察。也许，朱苏进之所以在这些地方落笔，恰恰因为他看透了某些人们熟知的表象而抓住了特殊的内涵。朱苏进多少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他不甘心为那些乏善可陈的情景耗费笔墨。因此，朱苏进的小说叙事不是那么光滑流利；小说的叙事语言不断地插入犀利的甚至猛烈的一笔。人们有时觉得，朱苏进的叙事语言是一个生命体，它时时会有力地搏动；这种搏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来自叙事人的活跃思想。
如果习以为常的观察无效，朱苏进会改换观察的距离、角度和焦点，力求发现种种盲区。这个意义上，《凝眸》与《第三只眼》出奇制胜——这两部小说的标题均与观察方式有关。《凝眸》滤掉了被观察对象的声音，望远镜里似乎上演了一部情节生动的默片。声音的阙如和视域的局限制造了种种悬念，所有的人物和景象都被这些悬念注入了额外的活力。有趣的是，《凝眸》之中的观察者同时是被观察者，他们的举止同样进入了对面敌占岛的望远镜。这两者之间形成的潜对话最终释去了悬念从而把故事合成了一个整体。与《凝眸》相反，《第三只眼》设置了一只外部的同时又是恶意的眼睛返观自己。这样，军营里许多隐蔽的丑陋出其不意地暴露了。这些丑陋由敌占岛的喇叭夸张地公布出来，军人们如何承受可怕的心理打击产生了种种戏剧性冲突。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另外设置的一只眼睛——或者说改换一个观察点——突然赋予一个情节的诞生。
朱苏进保持了一副灼灼逼人的眼光，仿佛要让这副眼光刺穿世界的外壳，掏出世界的五脏六腑。朱苏进的作品多半涉及军营生涯，他洞悉种种秘密同时又超越这些秘密。所以，朱苏进总是有那么多的不凡之见，或者假借作品主人公之口，或者干脆自己说出来。隐约之间，朱苏进有些自负——这一副眼光显示的精神标高让他自负。
自叙性散文《假如还有一次人生》和小说《接近于无限透明》之中，朱苏进都提到了童年时患病住院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我看来，这一段经历对于朱苏进的精神成长史具有非凡的意义。朱苏进曾经反复地说，童年的灵魂纯洁无瑕，这样的灵魂必将留下第一个触碰者的指纹。医院、其他患者，尤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给朱苏进注入了什么？这是不是某种童年的精神创伤？或许可以说，这个隐秘的影响迄今还未结束。为了抗拒死亡的恐惧而诱发强大的精神创造——这种有趣的精神分析学式结论多少有些空洞。也许，这一段经历的意义有待于更为严密的分析，无论是对于批评家还是对于朱苏进自己。
三
考察一下朱苏进小说之中的人物谱肯定可以发现更多的内涵。
显而易见，朱苏进十分钟爱那些锐气十足的——尤其是思想锐气——军人。这批军人无疑是朱苏进心目中精英人物的某种投影。他们个个自命不凡，神气活现，目光如炬，言辞锋利。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敢于当众恸哭，或者发出野兽似的长嚎。军营是一个面目一律的所在，彼此重复的军人制服象征了纪律对于个性的严厉约束。军令如山倒，多数军人必须摒弃自我，如同一颗颗雷同的螺丝钉拧在一部大机器之上。然而，朱苏进所钟爱的这一批人物可能迅速地穿出千篇一律的操练和口令而显出自己的面目。锥在囊中，其末立现。这批人物如同男儿形象的表率，用朱苏进喜爱的一个比喻形容说，他们走路的时候两个蛋蛋碰得叮当响。这批人物包括《射天狼》之中的颜子鹄、袁翰，《引而不发》之中的西丹石，《第三只眼》之中的南琥珀，《绝望中诞生》的孟中天，《炮群》中的苏子昂、宋泗昌，《孤独的炮手》之中的李天如，《祭奠星座》之中的卓蛮，《醉太平》之中的季墨阳、夏谷、刘达，如此等等。
朱苏进十分推重所谓的军人气质：笔挺，坚硬，没有任何多余的杂质，敲起来当当响；军人甚至要在精神上穿起军装扎起腰带。《咱俩谁是谁》之中出现了三个不无猥琐的军内文职人员。即使如此，他们身上也有一种不凡的气概：
一位上校军官慨然出现在车厢的入口。背光，面目不清。肩头上的军衔铮亮，感觉是在吱吱叫。
然后是第二位上校，挨着头一位上校一站——那站法绝对不是重复，而是个强调：瞧我！或者：瞧什么哪？！
没完。竟然还有第三个上校，嵌进头二位的缝隙中，虽然身子被局限住了，但精神气儿却跟个枪通条似的笔直，敲一下都有声儿。
三位上校仅仅站在那么小的地面上，竟站出那么大的气派来！令人想起三枚弹丸站在一只弹夹上。……
——《咱俩谁是谁》
在朱苏进那里，某些人物——例如苏子昂、季墨阳、夏谷、南琥珀——时常反省自己的内心。他们批评自己的懦弱和轻浮，命令自己在吓人的权威和军衔面前直起腰杆来。这些人物不允许自己过多地偏移心目中的人格范本。然而，对于像孟中天这样的人物说来，这种自我批评和自我命令已经消失。他的精神爆发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气宇轩昂、他的目中无人与他持续扩张的内心世界是二位一体的——他不必再额外地磨砺自己的性格。这些人物并非完美无瑕，他们曾经暴躁、自私、阴险、好色甚至干过鸡鸣狗盗的勾当，但是，他们没有鸡肠小肚的一面。即使不得不暴露自己的缺陷，他们也有一种坦然的正视，如同《战后就结婚》之中的元荒。事实上，朱苏进欣赏他们包括欣赏他们的精彩缺陷。孟中天放肆地取天下为己用，弃天下为己用，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与其说朱苏进宽宥了他的自私，不如说朱苏进业已为他的气魄所折服。
诚然，这一批军人不一定是成功者。他们往往仕途受阻，他们的显眼个性时常是遭受攻击的目标。成功者更多的是那些外观中庸而善于不动声色地驾驭人的角色，例如《炮群》之中的姚力军、刘华峰，或者《醉太平》之中的韩世勇。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自傲和自负；相反，这常常为他们制造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压力。他们不会用这种外部的成功衡量自己的价值。《炮群》之中，“苏子昂相信自己比周围人更有质量，所以他准备此生比别人多倒楣。一个人飞出众人太远，看起来肯定渺小。相反，贴着人家鼻尖站着往往被人承认巨大。”朱苏进的小说之中有一些下层军人始终人微言轻，南琥珀和谷默都只是一个班长，夏谷只是一个小干事，然而，他们从不因此自卑地低下自己的精神头颅。
朱苏进的人物谱之中，弱者和庸者——也就是日常世界的大多数——几乎没有地位。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朱苏进不了解他们或者表现乏力。《两滴露珠》之中，朱苏进丝丝入扣地刻画了一对老人与小孩，尤其是老人的隐痛与自尊。“爷爷坐在瓷便缸上，双眉因思索而微微颤动，眉下的眸子森然发光。奶奶说：你是解手呢还是作报告呢，腰杆儿挺得那么直！”“妞妞跷着脚后跟，提拔起身子，冰凉的小手搁在爷爷头上，轻轻搔动着。爷爷感觉天灵盖那块停了只小青蛙，一动一动的。”——如果没有细腻的体验，朱苏进的描写无法深入如此微妙的细节。《战后就结婚》之中，朱苏进对于情感受挫的女性心理观察到位，含蓄朦胧的一波三折无一遗漏。尽管如此，朱苏进没有为这批人物空出多少位置。换一句话说，朱苏进很少认同这些弱者与庸者观察世界的视角。《战后就结婚》的真正主人公还是那个石头一般的男子汉元荒，《两滴露珠》的一个主题还是虎老余威在——那些面目慈祥的老人当年均是军功赫赫的骁将。事实上，只有《轻轻地说》是一个例外。根据朱苏进自己的回忆，这篇小说是在一个孤独的春节写成的；对于远方妻女的思念转化成这篇小说之中的柔情与母性。（注：朱苏进《回想》，《朱苏进文集·祭奠星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即使如此，《轻轻地说》仍然将柔情与母性写得剑拔弩张，惊心动魄；这篇小说的确进入了日常世界。但是，朱苏进注视的不是油盐酱醋，而是生离死别。
即便是对于军人的世界，朱苏进的视角是否忽略了另一些重要的方面？人们没有看到压抑、僵死以及粗暴的军规对于军人的伤害。朱苏进所钟爱的人物已经有足够的性格内涵与之抗拒或周旋，甚至如鱼得水，然而，对于军营之中的弱者说来，这一切又产生了什么后果？朱苏进的散文《背影》曾经叙述了一个连长的厄运。很大程度上，这是纪律与欲望的深刻冲突。然而，朱苏进的小说里，这种主题基本没有得到延伸。
四
如果试图估计一下朱苏进对于这批军人的钟爱程度，我可以提到三部奇特的小说：《孤独的炮手》，《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这些小说之中反复出现了壮观的场面，超拔的人格，炽热而优美的战争，极为先进的武器和交通工具——这一切理所当然地汇成了奇幻的情节。一批才智超群的、卓越的军人发动了一场让人眼花缭乱的战争，最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无与伦比的美女均为之呐喊助兴。于是，炮弹划出美妙的弧线从空中掠过，黝黑的飞机以四倍于音速的速度扑向邻国，亿万富翁面无惧色地拉开古炮的炮栓，并且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一个绝色美女婀娜多姿地踏上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台阶……这些描写让我联想到007系列的电视剧，联想到科学幻想小说， 联想到那些变幻无端的新武侠小说：至情，至奇，至幻。人们没有必要斤斤计较地推敲种种细节，或者挑剔所谓的现实依据。在我看来，这是朱苏进制造的一个浪漫而奇幻的空间。现实极大地束缚了朱苏进所钟爱的那一批人物，因此，朱苏进不得不虚构一个超验的世界以供他们挥霍。
朱苏进曾经表示，这批小说的写作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快感”：
《四千年前的闪击》和《祭奠星座》是两部战争幻想小说。当然，奇妙的战争外壳下包藏的仍然是人性之谜。写这两部小说速度非常快，手指常常跟不上思绪，情境铺天盖地，意念一泻而下，我觉得那差不多是弹丸飞行的速度。它的轻狂与它的豪迈，证明了一个人如果敢于放纵自己，就会做出令人吃惊的事情，即使在精神上稍稍放纵，你也会有片刻的飞翔！（注：朱苏进《回想》，《朱苏进文集·祭奠星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然而，如果我同样使用“轻狂”这个字眼形容这几部小说，那么，我肯定是贬义的。这几部小说不乏宏大的想象和奇妙的片断构思，但是，它们的内涵单薄，人物性格苍白，情节逻辑陈旧，某些重要的生活纹理被草率地忽略了。这种故事仅仅虚拟一些超级智慧在真空中相互较量。尽管这种较量贴上了种种现代科学名词，然而，即使不提弗洛伊德也可以证明，这不过是一些现代幻想制造出来的白日梦。英雄，美女，权力，金钱，这四种古老的元素仍然是作家想象的主宰——《孤独的炮手》的一部分情节是金钱堆积出来的。这种白日梦化装的浪漫剧只有廉价的激情。也许，考察这几部小说的成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解释朱苏进在这几部小说之中寄寓了什么。
朱苏进的《醉太平》再度回到了他的传统。这部小说血肉丰满，故事生动，众多人物面目各异，人物关系网络诡异莫测。这些人物之间的权力较量和爱情角逐错综交织，充满了张力。无论是季墨阳、夏谷还是莎莎、石贤汝，他们的复杂表现均可以称之为“圆形性格”。然而，如果察觉到《醉太平》的写作时间与《四千年前的闪击》和《祭奠星座》相去不远——如果发现《醉太平》的完稿与《四千年前的闪击》仅仅相隔一年，与《祭奠星座》的相隔甚至不足一年，那么，人们似乎有理由断定：《四千年前的闪击》和《祭奠星座》的出现并非偶然；朱苏进甚至不会承认《醉太平》更为成熟。我更倾向于这样解释：朱苏进的内心收藏了一个巨大的英雄梦，《四千年前的闪击》和《祭奠星座》不过是英雄梦的曲折表述罢了。无论朱苏进对于《孤独的炮手》、《四千年前的闪击》和《祭奠星座》是否满意，类似的表述还会周期性地重现。
五
朱苏进所钟爱的这批军人与权力构成了什么关系？权力体系是一套复杂而坚硬的结构；权力体系根据自己的逻辑运行，个人气质在这种结构之中没有地位。如果所有的个性均要唯唯诺诺地屈从权力的法则，那么，这批军人还会占据朱苏进视域的核心吗？
可以从诸多小说之中发现，朱苏进无宁说怂恿这批军人攫取权力。这里，朱苏进无宁说悄悄地认同了权力与个性的辩证法：位高权重的人往往可能赢得更大的个性空间。尽管他们不得不放弃某些个人的自由——例如不得离婚——而遵循权力体系的基本规则，但是，一旦成功地攀上某个位置，他们展示自己的余地远远超过通常的想象。《醉太平》之中的刘达身为军区司令。他的喜怒哀乐基本不受干涉，这些喜怒哀乐甚至可以通过权力之网的放大而产生数倍以至数百倍的效果。由于对上级巡视人员的不满，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擅自将一场事关重大的军事演习的攻击时间拖延了十分钟。这时的权力已经变成了个性的延伸。身处权力漩涡之中的季墨阳早就明白这一点。季墨阳的一个朋友邀他脱下军装办企业，有三百多人和五百多万资产供他驱遣。季墨阳森然答道：“你的企业太小，恐怕装不下我，世上没有比军队更大的企业了，三百万人，每年资金两千个亿。我还是在大企业干吧。”
所以，朱苏进并不赞赏所谓的超然出世，六根清净；朱苏进颇为肯定——至少是颇为同情——这批军人强烈的晋升欲望。矛盾的是，个性不是晋升的理由；与众不同的个性常常是他人挑剔的入手之处。为了赢得展示个性的权力，他们首先要委曲求全，把自己打扮成权力部门乐意接受的标准零件。一步踏入相互竞争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立即敛起了我行我素的气概。他们变得心细如发，锱铢必较。他们眼观四方，耳听六路，常常为首长的某一句含义不明的暗示苦恼半天，或者花半个小时揣摩一个暧昧的眼神。他们迅速地习惯了奉承，效忠，刺探，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敲山震虎甚至口蜜腹剑。总之，这些眼光锐利的家伙一下子猥琐了起来，他们在权威面前的表现让人想到了受惊的老鼠。显然，朱苏进默许了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不无欣赏地表彰他们的种种小机智。也许，激烈的相互竞争还制造了某种搏斗的快感。和平时期的军人已经无法喋血沙场，他们只能在这种较量之中投放自己嗜斗的心情。如果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折腾口袋里几文小钱或者追逐某些华而不实的名誉，那么，朱苏进肯定会回收许多敬意。
和平时期已经听不到真正的龙吟虎啸，军人们的建功立业与大刀阔斧的战场无关。相反，他们只能拥挤在狭窄的区域之内，利用种种雕虫小技比试高低。出生入死已经是过时的老黄历，首长们挑选部下的标准是稳重、质朴、守口如瓶、忍辱负重、大巧若拙、不露声色。此外，笔杆子在军队之中的意义十分惊人。和平时期的笔杆子如同战争时期的枪杆子一样重要。一则新闻报道或者一则上级机构欣赏的材料就会让某一个团队名声大噪。所以，朱苏进小说之中，许多文职军人参与晋升的竞争，他们的本事即是写材料。对于无关的人员说来，这些材料无非是一些教条语言的重复，然而，朱苏进时常津津乐道他们的写作功力——朱苏进的描写让人想到了武侠小说之中那些高深莫测的武功：
……他忽然逮住了一个新用语，登时紧张万分，全身凝固，在心里把这个新用语抚摸了一遍又一遍，再捺入文稿。接着，脑内跳了一下，又从很遥远的一篇文章里摘下个新提法，轻轻地将这提法揉开喽，揉成两三个不同的提法，像滴醋似的，一滴滴将它滴入文稿某段。并且，他能感到这一段的意思正在丰润起来……
——《醉太平》
威武豪壮的军人在这种文字材料之中讨生活，这多少有些无奈。可是，如果这一切形成了本末倒置的规律，如果因为加官进爵而把谄谀的表情和呆板的文字视为本职，那么，这就有愧于真正的军人素质了——至少朱苏进存有这种观点。事实上，朱苏进心仪的还是一种坦荡磊落的性格，例如苏子昂，例如季墨阳。出众的才智让他们保持了必要的骄傲，即使这种骄傲不可避免地为他们带来仕途上的厄运。某些时刻，他们会突然地挥去精心设计的面具，纵情恣意。这时，他们刹那间恢复了血性男儿的本色，恢复了赤子之心，尽管他们的后半生可能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朱苏进的心目中，这种血性和赤子之心必定是精英人物性格之中的真实内容之一。
六
朱苏进有一个得意的观点——“最优美的最危险”：“最危险的东西往往最优美，最优美的东西往往也最危险，互相暗藏着对方，如同一柄剑的双刃。当两者都相当杰出的.时候，就产生如下一些现象：毒蕈；钻石；银环蛇；金钱豹；凯撒大帝；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如果允许作出一个阐发式的补充，我愿意谨慎地提出一个问题：朱苏进所倾心的那种优美的骄傲是否也包含了危险的成分？
我想概括地将这种优美的骄傲称之为精英主义。许多时候，精英分子身上的确凝聚了人类的精华，他们的才智与胆魄记录了人类跃过的高度。精英主义崇拜是一种富有号召力的强劲思想。然而，令人不安的是，精英主义时常隐含了一种排他的倾向，尤其是排他性地蔑视弱者和庸者。朱苏进的作品妙语连珠，犀利痛快，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从容的智慧，不如说涌动了某种激烈——对于平庸的强烈厌恶。这里看不到多少对于芸芸众生的悲悯之情；朱苏进似乎并未被黄土般质朴所包含的博大打动。这是朱苏进与张承志的一个重要差异。张承志孤绝而又凛然的一面震撼了朱苏进，但是，朱苏进并没有深刻地评估张承志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哲合忍耶俯首皈依。朱苏进体验到了精英们的血脉贲张；相对地说，他对于弱者的无力之感过问甚少。总之，这里有的是尼采，缺的是卡夫卡。在精英主义者的眼里，弱者与庸者往往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平均数。这是朱苏进对于天才与弱者、庸者之间关系的理解：
碌碌世人在天才眼里，已经有物种意义上的距离。世人如果还是人也只是个数量，浩瀚人海在天才眼里，近乎山川草木，只是他身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已。
天才对于凡人的关怀不超出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怀，天才对于凡人的爱也不超出对于一只鸟、一片云、一朵蓓蕾的爱。这种爱更多的是对大千生命的理解与垂顾，仿佛一个诗人爱银河，仿佛一个旅人爱足下的春草。
——《天才》
这个意义上，朱苏进没有为弱者与庸者保存一个视角并非偶然。他已经习惯地用精英的眼光分析问题：尼克松谎言的巨大意义是机智地渡过了政治危机，毕加索一个又一个的情人仅仅意味了他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谁是受骗的人？被抛弃的情人想些什么？朱苏进对于这种问题兴趣不大。《炮群》之中，指挥学院的微机操作员叶子爱上了苏子昂。一番无伤大雅的温存过后，苏子昂决定摆脱叶子。小说之中的一段描写典型地表现了精英人物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方式——果断，坚强，正视一切问题，快刀斩乱麻：
后来他松弛了，看透自己：把脑子塞满是不想让另一个女人钻进来。那人是叶子。他恼怒地告诉自己，要么别做，做了就别假模假样的痛苦。他正视着那一片叫做叶子的念头，叶子便消散了。
对于那些精英人物，朱苏进慷慨地给予道德的豁免。他们不是为了一己的功名抛弃道德；他们的异常之举为了实现自己的才智。可是，这种才智的实现会不会以弱者与庸者的利益为代价？超历史的意义上，精英们的才智如同偶像人物的某种抽象的品质；然而，某种才智的历史贡献只能置于特定的历史道德环境之中给予评判。许多时候，精英的历史贡献恰恰体现于精英和弱者与庸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才智是一种护佑还是一种凶器？朱苏进赞叹精英的才智如同赞叹优美的武器；谁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武器，这些弱者与庸者的疑虑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如果考察一下朱苏进对于战争的想象，人们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在朱苏进看来，战争是军人的表演舞台。只能在沙盘之前了解战争的军人是不完整的。许多时候，朱苏进流露出渴望一搏的激动。他的小说之中，那些在战场面前戛然止步的军队不是感到庆幸，而是莫大的遗憾。漫长的和平时期养肥了军人，磨钝了他们的斗志，以至于他们对自己的天职深感陌生。只有战争的号角才能让卸下了利爪的军人为之一振。所以，朱苏进并不是时髦的反战分子，他所厌恶的仅仅是“那些丑陋的战争”。丑陋的战争粗劣混乱，充满了不必要的屠杀；这是一种低能的表现。相反，真正的战争如诗如画：“现在高品质的战争已经接近于艺术创作，它只杀敌手不杀（尽可能少杀）平民百姓，它干脆利落地取胜尽量减少痛苦，它重视战果也重视道德与文化评价，它在开战之前就明智地构思了战后，它万众一心的同时又人人具备自己的想象力……战争越来越作品化了。”（注：朱苏进《最优美的最危险》，朱苏进《天才》，参见散文集《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18页。）这种战争是军人的梦想；或者说，这种战争才有可能让精英分子的才智与胆魄尽情地展开。如同《祭奠星座》描述的那样，这种艺术化的战争线条简练，构图清晰，种种可鄙的私欲与多余的环节均已删削尽净。这显然是历史的简写——真正的历史恰恰是无数琐碎欲望的复合体。朱苏进的战争想象之中，这些琐碎欲望的主体——弱者与庸者——仅仅是个模糊的存在。他们对于血腥与战乱的惊恐表情从不进入将军们的沙盘，他们的经济损失没有得到计算，洪流似的难民已经被定位为必要的代价；至于庞大无比的军费开支是否取缔了建造儿童游乐场的计划或者挪用了治理环境污染的经费，这不过是软弱的人道主义者幼稚而可笑的发问而已。对于精英分子说来，他们的优美构思不会被盘旋于草民之间的种种杂碎的疑虑所干扰。
精英分子的精神姿态如此优美，以至于人们情不自禁地仰望他们。的确，文学有责任揭示种种震撼人心的境界，让人们领略巅峰的风光。尽管如此，我还想补充的是，文学必须为弱者与庸者保留足够的位置。政治是强者的事业，军事是强者的事业，经济王国的成功人士同样是强者。谁愿意收留弱者与庸者的灵魂？只有文学敞开了大门。人们可能回忆起，许多文学经典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只有文学拥有这种渺小的伟大。小人物的慰藉，弱者的家园——这是文学最为悠久的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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