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中政治工作刍议

武昌首义中政治工作刍议

武昌首义中政治工作刍议

　　

　　蔡挺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距今天已有１００周年时间，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后，坚持以“运动新军”为重点的方针，重视开展宣传工作，健全组织体系，全面实施战时政治工作，为武昌首义成功奠定了基础。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今天我党开展好政治工作有重要启示。要继续重视发挥瓦解敌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和讲课方式做好新时代的宣传工作，重视组织建设以及有效开展好战时政治工作等，以提升政治工作效果。

　　

　　［关键词］武昌首义；政治工作；革命党人

　　

　　［中图分类号］Ｄ２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４４－０４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９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共同筹划的起义行动计划暴露，领导机关被破坏，起义陷于群龙无首之际。形势危急，但革命党人没有束手待毙，决定冒险发难。于是，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夜里，武昌城内的工程兵第八营在正目（班长）熊秉坤的领导下，率先发动起义，继而城内外各营先后响应，经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这就是著名的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因此，也称为武昌首义。它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内地１４个省纷纷举旗响应，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清政府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武昌首义是在危难关头，起义指挥部被破坏、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由革命士兵成功发动的。这一切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反倒可以从湖北革命党人前赴后继，长期在新军和民众中进行的大量政治工作中，窥探到首义成功的必然性。革命党人政治工作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运动新军”、“抬营主义”为重点，发挥了瓦解敌军的作用

　　

　　湖北革命团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它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地区革命党人只注意发展会党，大批革命党人投笔从戎，潜入新军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所谓新军，是清末编练的新式陆军。光绪?穴二十一年?雪，即１８９５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以训练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为“新建陆军”；《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以倡办“新政的名义”，在中央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改编军队，清政府就是以北洋军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借以巩固其垂危的封建统治。地方军中尤以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实力最强。由于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使得大批读书人断绝了“学优登仕”的路径，于是，投笔从戎成为知识青年的一条出路，而湖北新军更是招募了大量有文化水平的官兵。如１９０５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１］。知识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为革命思想传播提供了条件。

　　

　　经过多次失败后，革命党有感于会党的散漫，河口之役失败后，转而开始加紧联络新军及防营。革命党认为新军有训练，器械精良。训练新军的教官，许多是从日本回来的新知识分子，有的是直接策动革命之士，新军的思想，比较新颖，为争取实力，希望将革命势力打入新军。所以，一批革命党人选择了投笔从戎，加入新军，在敌人壁垒中进行革命。

　　

　　早在武昌花园山聚会时，发起人吴禄贞在参与领导１９００年自立军失败后，就痛感依赖清廷官吏的危险性和会党的散漫不足依靠。他与同志们经常磋商，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方针：“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２］这就是最早的“运动新军”的思想。吴禄贞利用受张之洞器重的原因，输送了一批革命知识青年进入新军，为革命未来的蓬勃发展播下了种子。

　　

　　文学社前身群治学社、振武学社非常重视深入新军做革命宣传工作，不同于同盟会在别的地方只满足于吸收几个军官到革命组织，以为发动起义，只要军官领头就可以把士兵带起来，他们直接组织士兵，吸纳士兵到革命组织。有些革命知识青年当了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振武学社的社长杨王鹏就是一个为革命目的而投入军队的知识青年，在１９０８年到武汉加入了黎元洪所属第四十一标中当兵。武昌起义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运动新军”为主的方针，扎根在基层士兵中间，一个一个争取，逐步发展革命势力。他们主要通过潜入新军当兵，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就是在１９０９年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深入新军士兵做长期发动工作的。

　　

　　共进会一开始只注意发展会党和学界，后来由于会党纪律涣散，不便于指挥，故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队。共进会主要领导孙武等人说，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抬营主义”。［３］为推行“抬营主义”方针，湖北共进会将原有会党的５个镇，改为５个军，以刘英为副都督，统率其众。并对新军内部的共进会组织进行整编，在所属的队、营、标各设共进会代表，分层负责，发展会员。

　　

　　由于新军官兵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容易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同时在军队中往往接触到民族危亡的信息较多，爱国之情更易被激发。所以，在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的努力下，原本用来巩固清王朝的新军成为了推翻清王朝的主力，戏剧性地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主要革命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武昌首义实际上是一次新军暴动，为后来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瓦解敌军、鼓动敌军投诚起义提供了先例。

　　

　　二、充分重视革命宣传工作，发挥了提高战斗力的作用

　　

　　革命党人一直十分重视宣传舆论工作，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民众，传播革命知识，达到唤起革命意识的目的，为起义成功发挥了战斗力倍增器作用。

　　

　　１．充分运用报刊杂志为宣传利器。革命党人为了向民众灌输革命知识，在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中广为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湖北学生界》等书刊，出现了几乎人手一册的局面，很多新军士兵将《猛回头》、《警世钟》等奉为至宝。此外，革命党人曾先后掌握几种报纸，如《商务报》、《大江报》等，将报纸作为宣传利器，披露官场各种黑幕，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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