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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为那般？
----浅析陶渊明归隐原因归园田居为那般？在学习《归去来兮辞》时，我们往往要分析到这样一个问题：陶渊明为什么要归隐？原因常常被分析成这样：陶渊明自幼家贫，为生活所迫才出来做官，正当“程氏妹丧于武昌”（客观），再加上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杵”与腐败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而自己又爱好自然（主观）等主客观原因，使得陶渊明归隐。但笔者认为，这不能很完整的作为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下面，就笔者的观点略作分析：一 不愿做官地潇洒离去？不容于官场的痛苦归隐？
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在江西的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侃曾任大司马，后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顿。年轻的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济苍生的抱负。而在封建社会，想要实现抱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入仕为官，治国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为官，曾是陶渊明追求的梦想。但是，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阻碍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的进身的机会，做一个能治国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毕生无缘的梦想，所以他一直不愿为官。直到29岁，他开始做一些小官，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官职，直到41岁，任彭泽令的80天后，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去官职从此过着躬耕归隐的生活，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祖。
陶渊明的为官生涯一直持续了十三年，这对一个古人来说是不算短的年份，笔者如果陶渊明真的那么讨厌为官，他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之所以坚持，几次为官，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抱负，试图为百姓谋福利，然而，官小权微，官场黑暗，再加上自己刚烈的性格，使他与那个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在不容于官场和想要实现愿望而这个愿望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择，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一种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语句中包含的是对现实深沉的愤慨。因此，他在离开后也问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他的归隐带着解脱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苦难的加剧。在陶渊明归隐后，依然为“世与吾相违”而悲哀，还会问自己“胡为忽惶惶欲何之？”
诗人的归隐是对“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纵心灵（对于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的保存）与山水的安慰。
二 《桃花源记》和《咏荆珂》《咏山海经》等诗歌的启示
归隐后的陶渊明作了大量的田园诗歌，用来表达他归隐生活的恬淡放达。如〈〈归园田居〉〉和〈〈饮酒二十〉〉等等。其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描绘的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相与为一的境界和“菜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旷达心境，将心远世俗，悠然自在的隐士生活推向了美的极至。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远离世俗，乐天知命的五柳先生。但这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桃花源记》和《咏荆珂》《咏山海经》等诗歌的出现，正展示了陶渊明无法忘怀心灵的痛苦而又心系天下的另一面。他在《咏荆珂》中写道：“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栽有馀情。”歌颂荆珂壮举的同时，也为荆珂的失败感到惋惜，这种惋惜带着惺惺相惜的情愫。在其《咏山海经》等一些咏史书中，“猛志”一词多次出现（如“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都表明，那一股济事的热流，始终贯穿他的一生，平淡自然的生活也中未能掩住这股热流的涌动。痛苦，依然存在。
于是，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桃花源”在这种心境下诞生了。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理想社会成为陶渊明逃避现实，寄托理想的心灵寄托，可是，这样的社会是他一生无法企及的。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桃花源记》正是幸福掩盖下的悲剧。
综观陶渊明的一生，他遵从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入世的准则，然而，他未能大济苍生，也未能独善其身，晚年，要靠乞食为生。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下，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三 陶渊明退隐的心理结构
从心理层次分析，陶渊明的退隐也是他审美意识的必然结果。审美，有时候是面临困境的一种生存状态。当时的东晋社会，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正盛行着一种审美意识，这就是史称的“魏晋风度”。诸葛志教授在〈〈中国原创性美学〉〉中讲到“所谓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名士在追求人格美时表现出来的特有的作风态度和神情风貌，魏晋风度是人自觉的标志，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而它主要可以分为六大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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