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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课》汉译琐谈
张伟
都德的《最后一课》是短篇小说中的精品，自1873年发表以来，曾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并常被选为中小学的语文教材，流传广泛，脍灸人口。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样一篇小说，在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中国，是很易引起共鸣的。
梁启超曾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功能，因此，他极力强调小说要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这固然主要是针对创作小说而发，但可以说，近代文学史上的很多翻译作品也是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宗旨的。
《最后一课》被介绍到中国来，首先就是因为它的爱国主义。这可以从先后发表的几种译文上得到佐证：1913年1月发表的匪石译本将《最后一课》标明为“教育小说”，1915年5月发表的江白痕译本则标明为“爱国小说”，两者不约而同都强调了作品的爱国性质及其教育意义；此外，胡适的译本和江白痕的译本还分别对小说的篇名作了改动，胡译为《割地》，江译为《小子记之》，显然，译名强调的是对丧权辱国的刻骨仇恨。这些细节已颇能说明问题，但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上述三种译本都非常郑重地在译文前加有按语，有的甚至还有跋语，这些“序跋”，更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翻译这篇小说的意图。
目前发表的《最后豢巍返淖畛跻氡臼怯煞耸??氲模?⒈碓?913年1月31日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2卷1期上。译者生平不详，以“匪石”为名者大约不会很多，故未知是否即南社成员陈匪石。据郑逸梅先生《南社丛谈》载，陈匪石早年曾留学日本，“庚辛之际，新学渐盛，他任课幼幼学堂，时以国家积弱之故，与列强国力外张之由，勉励学生，谓：‘学必有用于世，始名为学’。”从上述记载看，陈匪石从日文转译此作也是有可能的。其译者按语曰：“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兰西与普鲁士交哄，法人大败，普军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攻法之巴黎，法人力竭不能御，乃为城下之盟，赠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我国庚子赔款矣。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那恋两省之地与普。时文学大家都德目击其事，然伤之，乃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然，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言虽鄙俚，含有精意。法国小学教师，咸定为课本，授之儿童云。”这篇按语言简意赅，既交待了作品的时代背景，又深深寄托了对法国的同情和对侵略者的仇恨，爱憎是很分明的。译文纯用白话，通俗明了，但对原作却略有删改，如“我”上学前在市政厅遇见铁匠及其徒弟的情节即被全部删去。一般来说，翻译作品，尤其是寥寥二、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在当时很难引起什么反响，但匪石的译文发表后仅两月，即有人赋诗发表读后感，其诗名《〈最后一课〉题辞》，作者健铁，诗曰：“柏林书到意苍茫，汉麦先生辍讲章。四十年来求学地，知从何处话兴亡。凝神端坐睨诸生，忍泪念愁哭不成。祖国文章君识否，山残水剩最凄清。一声木铎日轮高，却怪先生新换袍。稚子亦知亡国恨，春风和泪看胡桃”（载1913年4月15日《湖南教育杂志》2：6）。
诗作语气沉痛，但又不乏愤激，说明作品在当时深深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第二种译文是胡适翻译的。胡适于1910年7月考取第二届庚子赠款留美官费生，遂赴纽约康奈尔大学深造，《最后一课》即译于美国，于1915年3月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春季号上。据该报编者注明，胡适此译作曾刊登于上海某报，此说如属实，则胡译首次发表大约也在1913年左右，因为胡适译文后注有“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的字样，从时间上推算，发表之日当和匪石译本基本同时。此外，胡适的“译者按语”在内容上和匪石基本相同，甚至连造句遣词也大致吻合，这种雷同现象颇令人迷惑不解。胡适的翻译，素来删节极多，曾被人讥之为“胡译”。这篇译文在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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