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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多余人”痛苦内省的矛盾呈现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中学教师对鲁迅小说《祝福》的解读，一直没有出现较为新鲜的观点和视角。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祥林嫂的悲剧作为重点来处理，从此出发，得到一个封建礼教杀人的结论。于是鲁四老爷是封建礼教的代表，祥林嫂是底层人民的代表，而“我”则是一个同情下层人民而又软弱无为的小知识分子形象。这诚然不能说错，不过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把人物过多的脸谱化了。脸谱化带来的问题很大，它是反语文的，抹杀了语文的丰富性，消解了作品的深度，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语文课堂的僵硬。在处理《祝福》这篇小说时，首先必须要搞清楚的，便是小说丰富的、多层次的意义内涵。作为一个自足的文本，《祝福》存在多种解读可能。如何找到一把钥匙，使得小说的多层次性、丰富性呈现出来，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工作。这之后，才能考虑如何在课堂活动的组织中，与学生形成动态的互动，达成一个临时性共识。
在小说众多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生存状态之中，究竟何者是更为根本性的？从我对鲁迅小说的阅读体验来看，我认为，在解读过程中，不妨将视角放到叙事人“我”的身上。解决了“我”的问题，也便解决了这个小说的全部悲剧的更深一层的内涵。也即是说，除了祥林嫂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命运之外，还有属于鲁迅自身的更为独特而深广的悲剧内涵。而这后一点，在以往的教学处理中，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抹去了。
鲁迅的研究者汪晖认为，鲁迅的全部小说，都是一种主体精神历史的客观呈现。汪晖将鲁迅的小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双重第一人称独白的论证性呈现；第二种是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第三类是第一人称非虚构小说。汪晖将《祝福》作为第二类，即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的小说。也即是说，鲁迅在小说中，借助于第一人称，将客观存在的世界纳入了自身的精神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其意义。《祝福》中的“我”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复杂的心灵和内省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表面上看来，“我”是在叙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悲剧故事，其实，这个“我”从头至尾浸透着“有罪”之感。鲁迅把祥林嫂的悲剧纳入了与叙述人同时并存的有罪无罪的心理结构，非“我”的、客观的、他者的悲剧成为叙述者极力摆脱而又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正如钱理群先生指出，在《祝福》中，“我”与祥林嫂的著名对话，祥林嫂扮演的是一个精神审判者的角色，祥林嫂几个追问，逼得“我”无地自容。这里讨论的是知识分子在下层人民悲剧里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所以鲁迅写农民，是带着罪感、责任感去写。
正因为如此，小说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为叙述者力图摆脱内心压力与道德责任的潜意识的活动过程，这从小说中传神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可以看出。实际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摆脱”意识证明了叙事人与悲剧的必然的精神联系。
汪晖指出，小说以第一人称试图摆脱内心压力的方式叙述故事，这一叙事模式本身便意味着对自我的追问和内省的要求。当“我”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打量曾经熟悉的乡村的时候，当“我”告别了“故乡”，并在内心里对之产生了疏离感的时候，“我”果真与“故乡”所代表的文化秩序毫无关系了吗？“我”对故乡的悲剧应负怎样的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所以，不是祥林嫂的悲剧，而是这一悲剧与叙述者的独特眼光和复杂心态的结合，才构成了《祝福》的基本思考，才使得它在众多的相似题材的现代小说中显得卓尔不群。
因此，小说描写祥林嫂的悲剧，也正是在描写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担负道德和历史责任的痛苦悲剧。基于此，我以为，可以进一步借鉴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这个词语来描述鲁迅小说中的“我”——一个在旧历新年回老家，却感到格格不入的人，来加深对“我”这一角色的理解。
“多余人”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在描述18世纪的法国时，讲到了一种“古怪的人”：他们在本国是外国人，在别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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