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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与音乐人脱贫的代价是创作压缩论文
独立音乐人的日子现在好过多了，演出邀约不断，再也不用像以前需要走街串巷求爷爷告奶奶去驻场。音乐节的暴增，为曾经“穷摇”的独立乐队提供了一份相对可观而稳定的收入，而许多音乐人的演出费也在今年水涨船高。这无疑是件好事，终于破除了“摇滚穷三代”的尴尬。然而，音乐人演出增多的另一面则是疲于赶场。“在路上”固然是独立音乐人时常歌颂的理想，但奔波劳碌对于音乐人的创作状态是否产生影响？南都娱乐采访到了乐队、独立音乐厂牌以及音乐节主办机构的各方代表，请他们各自畅所欲言。
特别鸣谢（排名不分先后）：星月（热波音乐节宣传总监）、单蔚（迷笛演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Billy及徐凯鹏（独立厂牌荔夫娱乐主要负责人，旗下拥有万能青年旅店、脑浊、后海大鲨鱼、木玛等众多受到音乐节以及年轻乐迷追捧的乐队）、卢中强（音乐厂牌十三月总经理，推出过万晓利，现旗下艺人马条、钟立风、川子等）、郭小寒（资深音乐记者，独立音乐联盟河联盟经纪，旗下艺人周云蓬、张玮玮等）以及独立音乐人周云蓬、痛仰乐队主唱高虎、Carsick Cars主唱张守望等。
关于收入
“穷摇”脱贫，两万是音乐节乐队演出底价。在采访中，所有人都不回避“涨价”这个现实，从市场看，音乐节的井喷确实大幅度抬高了音乐人的演出价格。音乐节众多造成市场扩大，然而所有音乐节主办方都头疼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可邀请艺人并不充足。十三月的卢中强曾分析过，有户外大舞台表演能力的、有票房号召的乐队，中国不超过40支，但仅2010年达到规模的户外音乐节就超过40个，而且都集中在五月到十月这段时间，乐队演出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有消息称，在去年迅速蹿红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对外公开的演出价格已经提到了8万元一场，而各大音乐节常客痛仰乐队则早已超过十万。
热波的星月明确表示，在两年前报价两三万的乐队，现在都差不多报价八九万了，涨到四五倍的也有。荔夫娱乐的经纪人徐凯鹏也并不避讳，上述所说的乐队价格其实有一定弹性，像脑浊和万能青年旅店今年演出各自约20个音乐节，但由于各种原因如熟人关系等，真正拿到期待价格的音乐节不到50%。但显而易见，前几年一直令卢中强愤愤不平的价格歧视现象—音乐节给内地乐队的演出费常常几千块钱就打发，而给同台的港台艺人却是几十万的“天价”—已经有所改善，尽管今年安徽某音乐节花了65万请陈冠希，徐凯鹏对此也没有抱怨，“这是歌迷基数和消费能力决定的”。卢中强也看到差距越来越小了，他透露，大部分参演乐队相比较去年涨了50%，相比较2008年则基本上都实现了翻番，“两万已经是音乐节乐队演出的底价了”。迷笛的单蔚也直言，“涨幅是要超过通货膨胀的”。
荔夫娱乐公关经理Billy则觉得，乐队的 “涨价”基本上是“值这个钱”，所有的乐队包括万能青年旅店的演出价格都是根据乐队状态和观众反应提前一年公司内部计划的，并没有临时坐地起价。经纪人郭小寒也赞同这种说法，音乐人作为艺术生产者过去的收入跟投入其实并没成为正比，也不能像欧美音乐人那样一首歌通过版权保护就能衣食无忧一辈子，现在只是能够有一份应得的收入，所谓的“涨价”只是行业走向良性化和正规化的必经之路。即便是在摇滚乐队中被认为演出费相当高的痛仰乐队，高虎也表示只是能维持生活，并不是过上了“摇滚明星”的生活。
关于受众
音乐节推广音乐的作用被过度放大不能否认，音乐节使独立音乐更加普及，使得乐队获得更多乐迷，褪除了摇滚乐在大众中的妖魔化形象及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很多乐队都是在音乐节一战成名，相信很多人对2003年Joyside在迷笛音乐节的演出仍然津津乐道。
Billy认为，音乐节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音乐人完全靠音乐去吸引人。去年摩登天空音乐节，赌鬼乐队上台演出，之前他们并没有太高的知名度，但那天他们的状态奇佳，台下反响热烈，成为那个舞台唯一被要求返场的乐队。之后不久，他们就收到了摩登天空唱片的合约。星月所在机构主办的热波音乐节就经常会邀请独立乐队和主流明星同台，她相信很多音乐人也深知音乐节的平台作用，“现场去等谭维维和汪峰的人说不定听到万能青年旅店和CARSICK CARS 也就喜欢上他们了”。而张守望的切身感受则是：每次演完音乐节，都明显觉得有更多的人关注CARSICK CARS的微博或者豆瓣音乐人。
然而对于非乐迷的群体，徐凯鹏则并不乐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良性的音乐节应该是80%会消费音乐的观众，但现在太多“像庙会或者赶集一样”的音乐节，不少人通过音乐节接触了独立音乐，但至今仍是虽具备消费能力却消费意愿不明确，而像张北那样一半以上都是当地村民的音乐节，则完全不是他们乐队真正的消费群。“我们在做摇滚乐推广的时候实际是放弃这些人的，”郭小寒也认为现在的音乐行业夸大了音乐节的作用，“每个艺人都是自媒体，有微博、豆瓣小站，也有自己的营销和经纪团队，这是在传统唱片产业瓦解情况下的新形式，音乐节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关于心态
音乐人增加了信心，也增加了浮躁。大多人都和周云蓬持有相同的观点：“音乐节演出对乐队来说当然是利多弊少，露天场地特别锻炼舞台感，跟在剧场里完全不同，欧美很多音乐人一年演几百场，我们摇滚乐队演出机会也还是少。大家演出多了分点钱，对做音乐也增加不少信心。”
站立于宽敞的舞台，舞台下有数千乐迷同场欢呼、尖叫、摇摆，这是信心的增加，却也无疑令人眩晕，也极易令人膨胀。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与音乐节的井喷相反，许多音乐人的创作在近两年却处于蛰伏期。很难说这与疲于奔波音乐节有必然联系，比如，痛仰这两年几乎成为参加音乐节演出最多的乐队，主唱高虎却不觉得有任何影响，“因为音乐节是有集中期的，在音乐节淡季的时候就能集中创作，生活旅游”。但周云蓬却认为参加音乐节对创作状态的影响无法忽视，“参加音乐节都很热闹，参加一天，则需要四五天来修复这种热闹造成的浮躁，我自己也在想明年减少一些，只参加那种对自己音乐有促进作用的音乐节。”
周云蓬认为最可怕的是有时候为了商业，钱给多了，但是摇滚乐队的风骨就削弱了。徐凯鹏也不无担心地表示，他们发掘优秀乐队最多的时候反而是乐队收入最低的时候，反而这两年音乐节盛行而乐队整体质量似乎是下降的。单蔚与众多国外乐队有过接触，他对此的认识是：中国摇滚乐职业化程度还在发展过程中，乐队演出多、频繁赶场并不是降低演出质量或者膨胀的借口，国外乐队每天都在演，同时演出同时创作，还要接受采访、处理很多事务，乐队成员还身兼数职，但是演出技术水平和认真态度都非常令人敬佩，值得中国乐队学习。
音乐节一哄而上，许多细节难免出现不靠谱的情况，这也让很多内心敏感的音乐人受到伤害。几乎每个音乐人都吃过拿不到演出费的亏，而张守望觉得最令他崩溃的是现场音响不够专业，演出效果太差，歌手张玮玮则因为一个不够专业的调音师导致一场失败的演出而彻夜难眠。Billy也在考虑要适当缩减一些音乐节演出，他认为音乐节市场是虚假繁荣，音乐节主办方门槛越来越低，涉及利益方过多，很多事情无法控制，很多主办方并不考虑乐队是否搭配合适、某个时间段让某个乐队演出是否恰当，“很多人都说音乐节让非摇滚乐受众看到了摇滚乐，大意义上似乎是个好事，但中国大众对这种音乐的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通过主办方的安排把一些完全不会对摇滚乐产生兴趣的人拢到现场充人气，不负责的情况一再发生对乐队是很伤害的。”
卢中强则从资本角度考虑，认为现在的乐队都是从地下“爹不疼娘不爱”的情况下含辛茹苦挣扎而出，跟现在音乐节市场化、有资本进入的跃进式的发展是脱节的，很多乐队并不适应这种状态，所以后继乏力。反过来说，音乐节仅仅是音乐产业链中的一环，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东西，现在夸大音乐节的价值，音乐节过于冒进，再繁荣也是脱离了音乐业独立发展，也是制约音乐人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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