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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分析的论文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现状
竞技体育是人类挑战自我身心极限的活动，竞技体育活动是以直接或间接的身体对抗的方式进行的，它具有高强度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员的恶意犯规或暴力对抗行为往往会导致其他运动员的身心伤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但是有些恶劣的恶意伤害行为却能够借由竞技体育的特殊性—竞争性和对抗性，而逃脱体育规则和法律的处罚。
这些恶意伤害行为是真实存在的，是对他人权益的真实侵害，《北方新报》报道，2011年10月31日晚，2011届中国武术散打‘功夫土’争霸赛在海南海口激烈进行着，河南散打选手上官鹏飞被对手崔飞重击头部，瞬间栽倒拳台上;回顾当时的赛况，上官鹏飞和崔飞正处在身心俱疲的赛点，双方互有攻防，紧张对抗;正当上官鹏飞欲退守角落转身之际，崔飞猛地扑去连发三记重拳，拳拳击中对手的后脑，将上官鹏飞打翻在地，昏迷不醒。一个月后，由于头部伤势过重，病情不断恶化，这位曾经入选国家队迎战世界拳台的武术界‘魔修罗’被宣告离开人世。在比赛中，后脑是绝对禁止击打的部位。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概述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范围具有特定性，其中的恶意伤害行为特指“违反体育道德、超越体育内涵的故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相对于刑法要素中客观的行为和结果，“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是指对他人权益的真实伤害及造成有害结果的客观事实;“违反体育道德、超越体育内涵”是识别伤害行为是否构成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的必要前提，它指出此类恶意伤害行为已经超出竞技体育通识的范围，不再具有社会相当性;“故意”则表明了发生伤害行为时的主体主动故意的心理状态。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产生的必然性
纵观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的案例，随着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此类恶意伤害行为愈演愈烈，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发生必然性。主要因素有三:<1)竞技体育的高强度对抗性。激烈的比赛中，双方运动员身体不断近距离接触，情绪处于极度紧张的对抗状态，身心同时挑战人类极限，伤害行为在所难免;<2)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竞技体育掺杂进职业化、商业化甚至政治化的利益，竞技体育复杂化。胜利不单单代表着个人荣誉，更会带来经济甚至政治的利益.例如，法国花样游泳运动员拉加德凭借其出色的竞技成绩出任政治要职;再如，优秀的巴塞罗那军团凭借其傲人的战绩，在本国能够获得一定的“政治利益”。<3)竞技体育的内部处罚体系已不能够完全规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而目前我国针对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法制建设仍然是苍白无力;在内部处罚无果，外部干扰无力的灰色空间，个别运动员在内驱力的作用下，淡化公平竞争意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不择手段肆意违规伤害，成为必然。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难以避免，并且愈演愈烈。若任其发展，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严重侵犯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在激烈对抗的比赛中，恶意伤害行为使运动员身心俱受到伤害，乃至断送了众多天才运动员的竞技生涯。单单加重判罚，是远不足以保障运动员的个人权益的;鉴于恶意犯规、报复伤人等恶劣恶意的伤害行为，保护运动员需要更为严厉有效的惩罚。<2)这些行为造成的恶意伤害往往会使运动队遭受重创，影响比赛成绩，长此以往将制约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3)赛场上的恶意伤害行为，不仅暴露了运动员浅薄的体育道德修养，大行不正之风，同时也为竞技体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三、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分析
竞技体育伤害是体育竞技活动中无可避免的问题。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或非罪?如何在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与相对人利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考虑到竞技体育的特殊性，笔者做出以下考虑分析。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三个争议
第一，现有的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自治能否很好地规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
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规范在应用中不能有效区分恶意犯规的程度，也没有严格的处罚标准，实践中对该行为处罚过轻。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自治机制的强制力和处罚力度有限，甚至有些竞技者有意识地利用规则来规避处罚。
第二，对于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能否约束并执行有效的惩罚。
在我国打击犯罪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几乎找不到竞技体育犯罪相关的条文，处罚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无法可依;作为体育的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其容量仅56条，履待再次修订。保民基本大法—民法亦不能完全解决该行为造成的严重伤害后果。因此，一旦发生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刑法只能作为其他法律规范调整无效时最后的救济手段。
第三，竞技体育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是否排除其正当化事由。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分则中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具备了刑事违法性。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给社会造成消极的示范作用，即竞技体育领域是一个无视体育公平公正原则，滋生于法网之外的灰色地带、道德示范的领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已然是超出体育内涵的恶意侵犯，不应当被体育道德所包容，因此，也不具有社会相当性。
综合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应当为“罪”。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理论依据
依据《大陆法系统通说》，“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是致力于保障当事人法益和人权的理论”。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行为本身恶是违法性的根据;而结果无价值论，认为犯罪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是违法性的根据。这两种理论争论已久，主要分歧在于是行为抑或是结果，哪个才是违法性界定的根据。笔者认为，适用其中任一种都可能导致不当入罪，两者兼用，融合适用更符合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复杂性。
在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案例中，结果无价值论是其罪与非罪界分的直接证据，行为无价值论是间接证据。以拳击比赛为例，拳手违反规则，击打禁止部位——对方的后脑，首先考虑伤害行为危害的后果:导致重伤乃至死亡的危害结果，应当追究该拳手的刑事责任;如若只是造成轻伤或者没有致伤，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样，在比赛中，拳手迎面击打对方运动员头部致伤甚至致死，击打部位符合拳击规则，该行为则具有社会相当性，不应当视为犯罪行为。
(三)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分标准
不同于一般的伤害行为，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或非罪的分析必须结合其高强度对抗性的特点。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分标准分为体育行业自治规范和犯罪构成理论两大类。
体育行业自治规范标准的内容主要是体育规则、项目的对抗性、比赛的性质等。第一，着重参考体育规则。体育规则是体育行业标准的核心，是体育行业的“成文法”。体育规则主要包括各级体育组织的规章制度、技术规范和纠纷解决规范等。第二，关注比较项目的对抗性。不同项目，不同对抗，恶意伤害的发生概率也有所不同。相对于隔网对抗的项目，同场竞技项目中冲撞的概率更大，风险要大，考虑该项目产生的伤害行为的容忍性应当更大。第三，考虑比赛的性质。相对于普通比赛，决赛的氛围更紧张，运动员的精神状态更紧张，发生伤害的概率更高，考虑该比赛产生的伤害行为适当提高应用标准。
犯罪构成理论标准主要有严重的伤害结果和行为目的。严重的伤害结果是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为“罪”的必备条件，如果没有严重的伤害后果，该行为不应入罪;反之，则依据上述做入罪考虑。伤害结果的标准具体可参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结合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实践中应适当提高应用标准。
发生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时，运动员的主观心态是复杂的，因此，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被判定为犯规行为后不能直接入罪，应当判断其行为目的，笔者赞同基于比赛目的的伤害行为不应入罪的观点。
四、结论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或非罪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研究中既要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又要结合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兼顾其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可以做入罪处理，应当融合适用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为该行为罪或非罪界定的理论依据。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或非罪的界定标准是:(1)体育行业自治标准:体育规则、项目的对抗性、比赛的性质等;(2)犯罪构成理论标准:严重的危害结果和行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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