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看中国音乐东传

时间：2023-04-30 22:33:46 社会文化论文我要投稿

相关推荐

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看中国音乐东传

作者：曾美月

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看中国音乐东传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15年04期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5.01.000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后文简称《高丽图经》)，北宋徐兢撰。徐兢(1091-1153年)字明叔，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①北宋政和年间以父任补将仕郎，治誉著闻，宣和年撰《高丽图经》，宋徽宗览后大悦，迁其为尚书刑部员外郎，赐同进士出身。徐兢洞晓音律，善歌啸、能吹箫拊瑟，并作为书画家闻名于宋代，其书画作品受徽宗爱赏，张孝伯《徐公行状》称其“画入神品。世人所藏，多出他手”，此外，他还颇具文才：“渔猎古今，靡不贯通”，“文词雋敏立就，下笔衮衮不能自休”。②徐兢的多方面才能决定了《高丽图经》的多方面价值，他的音乐才能也使其中的音乐资料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北宋建国伊始就面临辽金政权的严重威胁，为了解决外患，赵氏朝廷长期实施“联丽制辽”的战略方针，积极展开与高丽的外交。宣和四年(1122年)夏四月，高丽国王王俣薨，王楷继位，宋徽宗朝廷为行奠慰之礼，于宣和五年派遣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作为使节出使高丽，徐兢作为奉议郎、充奉使高丽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随团出行。使团于宣和五年三月十四日从汴京出行，五月十六日从明州登船出海，六月十三日抵达高丽王城，在高丽停留一月后，于七月十三日返航。归国后一年，宣和六年，徐兢写成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详细描绘高丽“建国立政之体，风俗事物之宜”等耳闻目睹之事，作为书画家，徐兢还将见闻绘成图画，敬奉给朝廷。但此书的绘图部分在南北宋之交的“靖康之难”中遗失，唯部分文字辗转存留。文字内容涉及出使的航线日程、船队组织装备、朝鲜半岛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典章礼仪、接待仪文、宫室器用、人物风俗等。它的史学价值历来备受瞩目，据考证，《宋史·高丽传》的内容，多有源自此书，③其对朝鲜史学著作《三国史记》、《高丽史》也有补缺作用。

作为一部杰出的见闻录，《高丽图经》记录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其中的音乐史料包括高丽鼓吹乐队与乐器、高丽宫廷雅乐与宴乐、高丽民俗与宗教音乐等。通过鼓吹乐队、乐悬音乐的文字记录，可确知中国音乐传入高丽后被高丽国吸收、并与本国音乐融合的历史事实。

关于唐宋音乐东传高丽的情况，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王小盾《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④、赵维平《朝鲜历史上乐器的形成、变迁及与中国的音乐关系》⑤等，均从不同角度深入全面探讨了中国音乐东传高丽的史实。此外，文史界对《高丽图经》的文本研究也不乏成果，其中涉及《高丽图经》的版本源流与作者生平考证、《高丽图经》反映的宋代海外交通状况、《高丽图经》的史料价值、图画创作情况等。⑥

不过，作为一部有独特音乐史料价值的笔记，《高丽图经》音乐资料很少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相比较而言，韩国学者更多关注《高丽图经》音乐资料，如(韩)沈淑庆《高丽与宋时期的宫廷乐舞艺术交流》⑦、(韩)徐海准、涂雅蓝《宋、高丽宫廷音乐文化交流》⑧、(韩)张师勋《韩国音乐史(增补)》，⑨均对《高丽图经》资料有所提及。但总体而言，《高丽图经》所反映的有关唐宋音乐东传高丽的问题，仍有较大发掘空间。尤其在一些重要细节问题上，如，宋代音乐东传高丽的时间问题，由于国内研究者没有关注到《高丽图经》的相关记录，因而普遍对其判断失之偏颇。鉴于此，笔者撰此文，期待《高丽图经》音乐史料能受到音乐学界关注，并对宋代音乐及中朝古代音乐交流研究有所助益。

一、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看中国音乐东传

(一)卤簿仪仗及其鼓吹乐队

1.卤簿仪仗

卤簿是中国古代皇帝、皇族、高级臣僚出行时彰显政治地位、身份与防护措施的重要仪卫，鼓吹乐是卤簿仪仗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时，中国的卤簿仪仗及鼓吹乐队已传到高丽，并被使用于高丽国的重要政治场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4“节仗”，记录了使团到达高丽后，接待使团的卤簿鼓吹队伍：

初神旗队：……采舆兵仗前导，诸仗之中神旗为先……导卫入城，旗列十面，车载而行……青衣龙虎军、铠甲、戈矛几及万卒，分为两序夹道而行。

次骑兵：神旗之次有锦衣龙虎亲卫，旗头一名骑而前驱，执小红旗，其次则领兵上将军，其次则领军郎将，皆骑兵也……

次铙鼓：……

次千牛卫：鼓角之次，即有仪物贯革镫杖，千牛军卫执之相比而行。⑩

高丽接待使团的卤簿仪仗行走方阵如下：

神旗队→骑兵→铙鼓→千牛卫→金吾卫→百戏→乐部→礼物→诏舆→充代下节→宣武下节→使副→上节→中节

这是高丽卤簿仪仗队的方阵构成情况，从中可看到其深受中国卤簿仪仗队的影响。将它与《大唐开元礼》、《宋史》记录的卤簿仪仗队进行比较就可知，高丽“节仗”队的各方阵组成成员类同于唐宋朝廷的皇太子卤簿，但其规模远远小于中国皇太子卤簿。下文是《宋史》记录的皇太子卤簿仪仗队：

家令、率更令、詹事各乘辂车……次清游队旗，执一人，引二人，夹二人。

并正道。清道率府折冲都尉一员，领二十骑，执槊一十八人……

次正道龙旗各六，执一人，前二人引，后二人护……

次正道细仗引。为六重，每重二人，自龙旗后均布至细仗，槊与弓箭相间，并骑；每厢各果毅都尉一员领。次率更丞一员。

次正道前部鼓吹。府史二人领鼓吹，并骑。?鼓、金钲各二，执各一人，夹二人，以下准此。帅兵官八人；长鸣三十六，帅兵官二人；铙吹一部，铙鼓二，各执一人，夹二人，后部铙节鼓准此。箫、笳各六，帅兵官二人；?鼓、金钲各二，帅兵官二人；次小鼓三十六，帅兵官四人；中鸣三十六，帅兵官二人。以上并骑……(11)

两相对照两国卤簿方阵，高丽“神旗队”类似中国“清游队”与“正道”兵士，高丽“骑兵”队类似中国“正道细仗引”，高丽“铙鼓”队类似中国“前部鼓吹”，高丽“千牛卫”队类似中国“千牛骑”，高丽“金吾卫”类似中国伞扇华盖队，高丽“乐部”队类似中国“后部鼓吹”，此外，高丽“充代下节”类同于中国文官队，高丽“宣武下节”类同于中国武官队，《高丽图经》记录的仪仗队后部“使副”、“上节”、“中节”等，则主要是使团成员。可见，高丽卤簿仪仗队在布局方面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影响。

高丽的接待使团仪仗队中，唯百戏队不同于中国，即，高丽的卤簿仪仗用百戏，而中国官方礼制中的卤簿仪仗队(12)不用百戏，但在唐代北方地区的贵族出行队伍中，并不排除仪仗队用百戏，如广为人知的唐代莫高窟壁画《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中，就有百戏表演场景。

2.鼓吹乐队及其奏乐礼仪

《高丽图经》卷24“节仗”条目记录的高丽卤簿仪仗十四种方阵中，音乐方阵有铙鼓队、百戏队、乐部三种。其中铙鼓方阵有胡笳和铙、鼓三种乐器，其排列方位为：胡笳乐队前行，铙、鼓乐队在胡笳乐队之后。每行走百余步，胡笳队吹奏，方阵相应退行，胡笳声止时，铙与鼓相间击节。“铙鼓：骑兵之次，鸣笳之军次之，铙鼓之军又次之。每百余步鸣笳，军必却行，面诏舆而合吹。声止，则击铙鼓为之节。”(13)

铙鼓队之后的方阵是千牛卫队与金吾卫队，再其后是百戏方阵与乐部方阵。百戏方阵由少儿组成，乐部方阵由歌工及各种乐器乐工组成。

次百戏：金吾仗卫之后，百戏小儿次之，服饰之类略同华风。

次乐部：歌工乐色，亦有三等之服，而所持之器间有小异，其行在小儿队之后。比使者至彼，会俣衣制未除，故乐部皆执其器而不作，特以奉诏命，不敢不设也。(14)

上文记录中，不仅百戏方阵服饰“略同华风”，且乐部方阵使用歌工的手法也取法中国。唐代开元及宋代政和年间，中国卤簿仪仗及其鼓吹乐发展至最高峰，这段时期的卤簿仪仗及其鼓吹乐队规模庞大。在当时的皇帝大驾卤簿仪仗中，前后部鼓吹乐队分别用歌工48人。(15)显然，高丽卤簿鼓吹乐的歌工设置效法于中国。此外，高丽乐工所持乐器也大多与中国乐器相同，只是“间有小异”而已。

由于高丽国王王俣去世，徐兢等使团出访的目的是吊祭俣，当时正处于“衣制未除”的忌乐期间，乐工都执乐器而不演奏。《高丽图经》不仅在此处记录高丽卤簿鼓吹乐的持乐不奏，在后文卷40“乐律”介绍高丽宫廷宴乐时，也提到“以时王俣衣制未终，工人执其器而不作，声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高丽国的忌乐期间持而不奏礼仪，也来自中国。中国的忌乐礼仪，至少从唐代就已普遍使用，并延续至清代。如《新唐书·卷51》“百官一”记述，“大功以上丧，受册莅官，鼓吹从而不作，戎事则否。”唐宋时期规定，在大丧时期、皇帝纳后、祭祀去途、受册莅官等庄严场合，鼓吹乐皆须持而不奏。(16)至于鼓吹乐持而不奏的原因，《旧唐书·卷28》“音乐一”叙述，“尊严之地，铙吹哗欢，既无明文，或乖肃敬”。徐兢对高丽国持而不奏的礼仪，是非常首肯的，他在卷24“节仗”中评论：“使命每至丽国，闻其备竭仪物之华、兵卫之众，以迓诏书，以导旄节，礼甚勤至。然是行也，适在王俣衣制未终，其鼓吹之类皆执而不作，亦可谓知礼也已。”(17)

3.卤簿鼓吹乐器

中国使者初至，高丽国巡尉令吹胡笳行接待之礼。胡笳用在行进队伍中时，往往走在队伍前列，走吹数十步后再止吹，其演奏与铙鼓队相间。关于高丽仪仗铙鼓队中的行鼓、金铙与胡笳，《高丽图经》卷13“兵器”条目记录：

行鼓：行鼓之状，稍类雅乐之搏拊也。中腔差长，而以铜环饰之，贯以紫带，系于腰下。军行则在前，与金铙间击，其节颇缓。金铙之形，与中华制度不异，故略而不图。(18)

胡笳：胡笳之制，上锐下丰，其形差短。使者初至群山岛，巡尉将迎，舟卒服青衣而吹之。其声呜咽，不成曲调，惟觉群噪如蚊虻之音。迎诏则在前行，每数十步，辄稍却回，面诏舆而吹。声止乃行，然后击铙鼓为节也。(19)

由于具有杰出的绘画才能，徐兢曾在《高丽图经》中绘诸多图画，以配合解说文字记录，虽然这些绘图遗失于战乱，无存于当今，但今人依然能从行文中判断何处配有绘画。《高丽图经》中的乐器绘图多用于记录高丽本国乐器，而对于来自中国的乐器，徐兢则选择“略而不图”。从以上文字来看，高丽金铙与中国金铙完全相同，即金铙是来自中国的乐器，所以徐兢“略而不图”。

但对于行鼓，徐兢却是加以绘图的，说明行鼓是高丽的本国乐器，但作为鼓类乐器，它的演奏效果是与中国鼓类乐器相同的。上文记录，行鼓外形类似中国雅乐中的搏拊，演奏时系于腰下，行进时在队伍的前部，与金铙相间击节。搏拊实则用手拍击演奏的小鼓，也用于高丽宫廷雅乐中。(20)中国卤簿鼓吹乐的前部鼓吹中常用到一种小鼓，如唐宋时期的大驾卤簿前部鼓吹有“小鼓一百二十”，皇太子卤簿前部鼓吹中有“小鼓三十六”。(21)高丽行鼓的演奏效果与中国小鼓类似。

上文记录的胡笳，也是从中国东传的乐器。唐宋时期的笳均可见于记载，如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鼓吹部”记录：“哀笳，以羊角为管，芦为头也。”此外，宋代陈旸《乐书》卷一百三十，有“大胡笳”“小胡笳”“芦笳”绘图，此两者都符合《高丽图经》对胡笳形制“上锐下丰”的记录。

(二)乐悬

乐悬是中国周代礼乐制度建立以来，各代沿袭使用的金石之乐。《高丽图经》卷六“延英殿阁”抄录高丽燕记文，其中叙述高丽国王在延英殿清燕阁接见近臣的情景：“埙篪、椌楬、琴瑟、钟磬，安乐雅正之声，合奏于堂下……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献或酬，和乐孔偕。乃觞酒九行，且令退息。”(22)

这里记录的是高丽宫廷宴乐活动中的乐悬音乐演奏情况，其中用到的乐器如埙、篪、控(柷)、楬(敔)、琴、瑟、钟、磐等，均是中国宫廷乐悬所用的乐器。高丽宫廷乐悬音乐的乐器陈列方位及使用情况等，《高丽史·乐志》“雅乐”条目有翔实记录，可进一步证实其乐悬体制来源于中国。

(三)唐乐

高丽宫廷用“唐乐”“乡乐”两种系统，其中“乡乐”是高丽本土音乐，“唐乐”是从中国传去的音乐，乐器、乐舞皆中国形制形态。《高丽图经》卷40“乐律”记录：“今其乐有两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右曰乡乐，盖夷音也。其中国之音，乐器皆中国之制。”(23)高丽宫廷“唐乐”“乡乐”并用的情景，《高丽图经》卷6“长庆殿”也有记录：“其日大会公族、贵臣、近侍于长庆……用夷华二部乐，亦有致语。”(24)这里记录高丽国王王俣生日时，曾在长庆殿宴乐群臣，其中，“唐乐”与“乡乐”二部音乐并用不悖，唐乐表演之前亦用致语与口号。歌舞表演是唐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高丽宫廷中的歌舞，《高丽图经》提到：“亦有柘枝、抛球之艺。”(25)

《柘枝》是唐代时就已广泛流传的歌舞，并有对舞、独舞两种形式，宋代宫廷中的《柘枝》已发展成小儿队的队舞。《抛球乐》亦是唐代广泛流传的歌舞，起源于抛球运动，宋代女弟子队的队舞中亦有《抛球乐队》(26)。现以《抛球乐》为例，说明高丽歌舞音乐对宋朝歌舞音乐的师承关系。

根据《高丽史·志卷第25·抛球乐》的记录，歌舞《抛球乐》表演程序如下：

舞队、乐官、妓立两行，坐奏《折花令→妓与竹竿子念口号致语→女童舞→乐奏《折花令》→妓分两行各6人舞，再分4行，唱《折花令》“三台词”→乐奏《折花令》→2人对舞，作折花状→乐奏《水龙唫金》，12人舞→唱《水龙唫金》“洞天景色词”→乐奏《小抛球乐令》，左队6人舞→全队唱《小抛球乐令》“两行花窍词”→1人进球门前唱，作抛球戏→右队6人舞→全队唱《小抛球》→1人进球门唱，作抛球戏→左二人唱→右二人唱→左三人唱→右三人唱→左四人唱→右四人唱→左五人唱右五人唱→左六人唱→右六人唱→乐奏《清平令》→左右对舞破→乐奏《小抛球乐令》→竹竿子口号致语→12人舞退。

以上歌舞表演，由包括歌、舞、器乐演奏、念、戏剧表演几部分组成。戏剧表演包括折花状与抛球戏。

南宋史浩《鄮蜂真隐漫录》记录了《采莲舞》、《柘枝舞》、《花舞》等六首歌舞的表演过程，如《采莲舞》也包括歌、舞、器乐演奏、念、戏剧表演几个部分，主要表演者花心与竹竿子的唱念对答中有情节和人物身份。(27)将《抛球乐》与《采莲舞》二者进行比较则可知，高丽宫廷“唐乐”的歌舞表演，与中国宋代歌舞表演相比较，其歌舞结构、表演形式、表演程序、歌舞戏剧的性质等均相同。

《高丽图经》对《柘枝》《抛球》的文字记录说明，中国唐宋两代倍受喜爱的《柘枝》《抛球》舞也在高丽受到欢迎。对于唐乐体系中的歌舞音乐，王小盾《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将此二者与宋代歌舞音乐进行比较，并指出，“高丽‘唐乐’是宋代流行音乐的代表。”(28)此诚确言。

(四)宫廷音乐机构

对于高丽宫廷音乐机构的组成，《高丽图经》也有记录：“若女伎则谓之下乐，凡三等：大乐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弦坊，一百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余人。”(29)

这里记录，高丽宫廷从事唐乐与乡乐表演的女伎分大乐司、管弦坊、京市司三等。这种音乐机构的三等级划分，可见到唐代教坊三等级制的影响，按唐代崔令钦《教坊记》的记录：常在皇帝面前表演的人称“前头人”，又称内人，居宜春院；第二等为“宫人”，来自贱隶，居云韶院；第三等为“搊弹家”，来自平民家的女儿。与此相对应：高丽大乐司是经常在国王跟前表演的人，等级也最高，与唐代教坊“前头人”对应；管弦坊居于第二等级；“京市司”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京城市民之意，恰与唐代搊弹家的等级对应。此外，“大乐司”这个名称，也来自中国。

关于高丽国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效仿，《高丽图经》屡屡提及，如卷40“同文”条目记录：“虽高句丽域居海岛，鲸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内，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30)说明高丽对中华文化及音乐的全方位接受与继承，高丽卤簿鼓吹乐、乐悬、唐乐、音乐机构的设置，均深刻反映了中国音乐东传后对高丽产生的深刻影响。

(五)宋代中国音乐传入高丽的时间

从高丽宫廷音乐机构的三等级设置来看，早在唐代，中国音乐就已传入高丽。宋朝音乐传入高丽的时间，则多被学术界议论。不少学者认为，宋朝音乐传入高丽的时间“为政和七年二月”(1117年)，(31)此结论的缘由在于，多种史书记载，政和年间大晟乐与燕乐传入高丽，因此，政和年被视为宋朝音乐传入高丽的最早时间。对此，《高丽图经》的相关记录如下：“熙宁中，王徽尝奏请乐工，诏往其国，数年乃还。后人使来，必赍货奉工技为师，每遣就馆教之。比年入贡，又请赐大晟雅乐，及请赐燕乐，诏皆从之，故乐舞益盛，可以观听。”(32)

高丽国王王俣的先祖王徽曾在北宋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请求宋朝廷派遣乐工前往高丽教习中国宫廷音乐，此后，高丽国将学习中国音乐作为常年沿袭的传统，宋徽宗时期，大晟乐与宫廷燕乐也一并传入高丽。因此，宋朝音乐传入高丽的时间，比人们通常认可的政和年早40余年。

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音乐史料的独特价值

尽管《高丽图经》音乐史料在全书中的分布比较零散，但由于其中所记都是作者耳闻目睹之事，因此内容直观生动，且部分内容不能存见于其他典籍。现分析《高丽图经》中音乐史料的价值，并将《高丽图经》中的音乐史料与其他常用相关典籍进行比较，可确知其独特价值。

(一)《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的其他音乐史料

除上文提到的反映中国音乐东传的音乐史料外，《高丽图经》中还有一些其他音乐记录，为研究古代高丽音乐提供了依据。如卷40“乐律”条目记录了高丽“乡乐”的常用乐器、高丽箫管“胡琴”在众乐中“以起众声”的重要地位，又记录了高丽宫廷的百戏表演人数；卷16“官府”条目记录了大乐司、管弦坊在高丽王城所处的地理方位；卷17“祠宇”、卷18“释氏”、卷36“竹岛”条目中，亦对高丽民间音乐及宗教活动中的音乐有简略记录。它们都为研究古代高丽音乐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与《文献通考》《宋史》相关记录比较

《文献通考》是一部记载上古至宋末宁宗时期典章沿革的通史巨著，其“乐考”部分篇幅长达10卷，分“历代乐制”“历代制造律吕”、八音“之属”“乐悬”“乐歌”“乐舞”“俗部乐”“鼓吹”“散乐百戏”“夷部乐”等，分别叙述上古以来直至宋代宁宗时期的音乐事项，是今人考察宋代音乐的常用资料，其中对高丽音乐也不乏记录。

《宋史》是研究宋代历史的基本参考书，其中“乐志”共17卷，去除乐章歌词部分，《宋史·乐志》记录宋代音乐的史料有8卷。此外，《宋史》卷487“外国列传·高丽传”，以1卷的篇幅记载两国间的政治交往活动。作为官修正史，《宋史》是研究宋代历史最被关注的文献，《宋史》“高丽传”与“乐志”部分也是研究宋朝与高丽两国之间音乐交流活动的不可或缺的文献。

现将《高丽图经》音乐史料与《文献通考》《宋史》中的相关记录比较，仍能发现《高丽图经》音乐史料的独特价值。因唐代“十部乐”中有一部“高丽乐”，《文献通考·乐考》用了一定笔墨记录“十部乐”之“高丽乐”情景。(33)对宋代高丽与中国的音乐交流情况，《文献通考》卷148记录如下：“宋乾德四年，镇州进伶官二十八人，善习高丽部乐，赐衣服银带，遣归本道。元丰间，来臣求中国乐工教之。今之乐，大抵中国制。中国使至，尝出家乐以侑酒。”(34)这段文献叙述的内容有三点：①宋太祖乾德时期，镇州有伶人善高丽乐；②宋神宗元丰年间，高丽来使求教中国音乐，因此高丽音乐同中国制；③中国使者至高丽后，他们以家乐侑酒。

《文献通考·乐考》在叙述“八音”乐器时，常兼及介绍此种乐器可见于高丽。如：《文献通考》卷137“丝之属胡部”叙高丽有弹筝、搊筝、卧筝三种筝乐器，(35)“竹之属”叙高丽有义嘴笛，(36)卷136“革之属”叙高丽有檐鼓、齐鼓，(37)此外，在考察箜篌、蛇皮琵琶两门乐器时，亦提到高丽有此乐。(38)可见，《文献通考·乐考》对高丽音乐的记录，多集中于高丽乐器。

《文献通考》对高丽国的考察多见于卷325“四裔考二·高句丽”，此条目阐述高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四条文献涉及音乐：

乐有二品：曰唐乐，曰乡乐。

尝献伶官十馀辈，曰：“夷乐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

政和中，升其使为国信……赐以《大晟燕乐》。

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39)

以上文献与《宋史》中的记载多有相同之处。《宋史》的有关记载如下：

《宋史卷487·高丽传》：乐声甚下，无金石之音，既赐乐，乃分为左、右二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也；右日乡乐，其故习也。(40)

《宋史卷487·高丽传》：尝献伶官十馀辈，曰：“夷乐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41)

《宋史卷129·乐4》：七年二月，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42)

将以上《文献通考》与《宋史》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二者的第一条文献内容大致相同，记录高丽宫廷“唐乐”与“乡乐”的二部构成，但其记录甚简。第二条文献完全相同，叙述高丽向宋朝进贡乐人。第三条文献叙述方式不同，但均是记录政和七年宋徽宗朝廷对高丽赐予大晟乐与燕乐。以上《文献通考》“高句丽考”中的第四条文献为其独有之记录，但实际上，这句话是对其“乐考”中高丽乐器的概括。

总体而言，中国对高丽的音乐传授、高丽对中国音乐的师承，是《高丽图经》和《宋史》《文献通考》共同关注的话题，三者对此都有记录。高丽乐器也是《高丽图经》《文献通考》共同记录的对象，但《高丽图经》对乐器的记录集中于作者出使高丽过程中亲眼目睹的乐器，《文献通考》中的高丽乐器文献，多从其它文献中抄录而来，因此《高丽图经》的乐器文献有更直观生动的特点。此外，《高丽图经》对宋代音乐东传高丽的时间记录、对高丽宫廷音乐机构的记录、对高丽卤簿鼓吹乐的记录等，则不见于《宋史》《文献通考》的记载，从而显示了《高丽图经》音乐史料的独特价值。

(三)与《高丽史·乐志》的相关记录比较

朝鲜郑麟趾撰修的《高丽史》，成书于15世纪中叶，对9～14世纪的高丽诸王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史事载录颇详，其“乐志”部分集中于志卷第24～25，内容涉及高丽音乐的来源、高丽宫廷的雅乐、唐乐、俗乐。文献中多次提到高丽乐的来源，如志卷第24“乐一”卷首：“睿宗朝，宋赐新乐，又赐大晟乐”，“乐一·轩架乐独奏节度”记“太祖皇帝赐乐器”，乐一卷末记“宋新赐乐器”等。

《高丽史·乐志》对于高丽宫廷音乐记录详尽，如志卷第24“雅乐”条目，详录高丽宫廷的乐悬制度及音乐；志卷第25“唐乐”条目，详录传自唐宋时期的教坊歌舞乐及乐器；志卷第25“俗乐”条目，详录高丽宫廷旧有的歌舞乐及乐器等。无疑，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国音乐东传高丽的重要史料。

将《高丽史·乐志》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音乐文献相比较，后者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关于卤簿鼓吹乐，《高丽史》乐一“用鼓吹乐节度”，只是简略叙述不同场合的用乐过程，而无关于卤簿鼓吹乐队及乐器。因此，《高丽图经》的此类文献可补充此缺失。此外，《高丽图经》中关于高丽宫廷音乐机构及其人员数量记录、高丽民俗音乐的记录等，均未能见于《高丽史·乐志》，从而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宋代笔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宋代音乐东传高丽的一部不可或缺的资料，其中的音乐史料具有其他宋代史书典籍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它反映的音乐历史在于：高丽宫廷对中国音乐的承袭不仅表现为“唐乐”品种，高丽卤簿鼓吹乐、乐悬音乐、宫廷音乐机构建制均接收与效仿中国。在卤簿鼓吹乐方面，高丽使用中国之制的乐器，并融合本国特点，其“忌乐”期间持而不奏的礼仪也来自中国。尽管宋代自建朝就与高丽国有音乐交流与往来，但从《高丽图经》反映的事实看，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元丰年间，两国之间的音乐交流更为频繁，高丽国王王徽在神宗继位不久后就向神宗请教与请赐中国宫廷音乐，并自此形成求学于中国音乐的传统、且至少延续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宋代音乐东传高丽的重要资料，其独特的音乐史料价值为其他宋代史籍所不具备。它反映了高丽卤簿鼓吹乐效仿中国，乐器使用中国之制并融合本国特点，其“忌乐”期间持而不奏的礼仪也来自中国等历史细节。从《高丽图经》反映的事实看，北宋熙宁、元丰年间，两国之间的音乐交流颇为频繁，高丽国王王徽曾向宋神宗请教与请赐中国宫廷音乐，并自此形成求学于中国音乐的传统、且至少延续至北宋政和年间。

①徐兢先祖为建州欧宁(今福建建瓯)人，祖父徐师回被赠光禄大夫后移居和州历阳。

②[宋]张孝伯：《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页。

③顾宏义：《〈宋史·高丽传〉史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6页。

④王小盾：《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⑤赵维平：《朝鲜历史上乐器的形成、变迁及与中国的音乐关系》，《乐府新声》，2012年第2期。

⑥以上研究成果分别见于：祁庆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版本源流考》，《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李玉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宋代的海外交通》，《中国航海》1997年第1期；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者徐兢生平考》，《辽东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王皓《关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创作的几个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⑦[韩]沈淑庆：《高丽与宋时期的宫廷乐舞艺术交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韩]徐海准、涂雅蓝《宋、高丽宫廷音乐文化交流》，《戏剧之家》，2013年第1期。

⑨[韩]张师勋、朴春妮(译)：《韩国音乐史(增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⑩[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11)[元]脱脱《宋史·志一百》“仪卫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官方礼制指史书记载的、朝廷典章制度中的卤簿仪仗，与宫廷之外民间性质的卤簿仪仗队相对而言。

(1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4，第93页。

(14)[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4，第93-94页。

(15)[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及[元]脱脱《宋史·乐志》“政和大驾卤簿”。

(16)[唐]魏征《隋书·卷13·音乐上》：“天监七年，将有事太庙……八座丞郎参议，请与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帝从之，遂以定制。”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7)[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92页。

(18)[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3，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