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中的灵感与抽象思维-瓦雷里诗学一瞥

诗歌写作中的灵感与抽象思维-瓦雷里诗学一瞥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55

【原刊页号】43～46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 者】王长才

【作者简介】王长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2

王长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瓦雷里认为，灵感对作者的作用远没有读者想像的大。诗歌写作需要作者的艰苦努力，仅凭灵感写不出杰作。瓦雷里将抽象思维重新引入诗歌写作中，突出诗人的自觉与主动性，最终指向写作的根本问题——形式。

【关 键 词】灵感/抽象思维/瓦雷里

【正 文】

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杰出的批评家，他的诗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象征主义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中国，瓦雷里诗学的研究至今尚未充分展开，其“纯诗”理论以外的诗学思想几乎被忽略。本文试图参照西方诗学史，以瓦雷里的言述为本，辨析瓦雷里诗学的1个重要方面——“诗歌写作中的灵感与抽象思维”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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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是西方诗学史上的老问题。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灵感同诗歌密不可分。诗被看作神灵的赐予，诗人唯有神灵凭附、陷入迷狂，才可传达神言、写出诗歌，因而《荷马史诗》里常有向缪斯祈求灵感的句子。后来的柏拉图把诗人的模仿贬为“影子的影子”，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但在《斐德若篇》中，他又将凭借灵感的诗人同爱智者同置于第1等的地位，认为如果没有诗神的迷狂，无论是谁，都永远站在诗歌门外。单凭诗歌的艺术不可能成为1个真正诗人，充分肯定了灵感对诗歌写作的重要性。在基督教传统中，灵感被视为圣灵进入人的内心。文艺复兴以后，随着“人”的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后，人们1般把灵感归为个人天才。通常人们认为，诗人写作只需将瞬间闪现的灵感记录下来，没有灵感就没有诗，“诗歌是灵感的产物”这1观念深入人心。而瓦雷里坚决反对这种观念。

瓦雷里坚持认为，1个人无论多么有天赋，也难以听凭灵感作用，不假思索地即兴创作。诗如果只是灵感的产物，就取消了诗人的主体作用，意味着诗人“降低为1种可怜的被动角色”[1] (p. 299)。诗人可以不理解他写下的东西，甚至可以用不懂的语言写作。这显然是荒唐的。他讥讽道：“灵感的观念包含着这些：不须任何代价的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应有任何代价。还有这个：以自己所最不负责任的东西为自己的最大光荣。”[2] (p. 91)

瓦雷里指出，在诗歌写作中，灵感即使存在，也不1定都有效。它带给诗人的“那些从激动中喷发出来的表达方式只在偶然情况下才是纯粹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挟带着很多渣滓，包含着大量缺点”[1] (p. 342)，甚至只对诗人本人有意义。而在瓦雷里看来，“只对1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这是文学中铁的法则”[1] (p. 300)。因而仅凭灵感不能构成1首好诗。他甚至有点负气地写道：“假如我要写作，我宁愿在完全有意识和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写乏力的东西，也绝不愿顺从忧虑而在不能自控的情形下写1部堪称最美的杰作。”[1] (p. 204)

与通常观念相反，瓦雷里认为，灵感与其说属于诗人，不如说属于读者。人们感到有灵感存在，恰恰因为诗人的辛苦劳作：“由于努力的痕迹，推敲、后悔、付出的大量时间、痛苦的日子和厌恶都已经过去，都被最终回到作品的精神所抹杀，所以某些只看到完美结果的人认为这个结果来自他们称之为灵感的1种奇迹。”[1] (p. 299)在瓦雷里看来，读者被作品的完美所打动，认为仅凭诗人的能力无法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地，因而认为存在着“灵感”，并将之归于诗人。“实际上，灵感是读者慷慨地归功于他的诗人的：读者将在他身上发展起来的力量和优雅的超验价值赠送给我们。”[1] (p. 284)

瓦雷里进1步指出，读者之所以经常感到有灵感存在，是因为诗人长期劳动的结晶却在刹那间作用于读者。瓦雷里有1个形象的比喻：诗人的创作就如同将1大堆东西1部分1部分地搬到1座高塔上，而读者的阅读就如同这1大堆东西的瞬间落地。不管搬了多少时间、多少趟，落地只需几秒钟。读者在极短时间内领略诗人长期辛劳的结晶，必然会受到强烈的震动，并将这1奇迹归之于灵感：“……请注意哪怕写作1首很短的诗也可能用好几年时间，而这首诗对读者的影响却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在几分钟之内，读者受到的冲击却是诗人在长达几个月的寻找、期待、耐心和烦躁中积聚起来的发现、对照以及捕捉到的表达方式的结果。他归功于灵感之处远远多于灵感可以带给诗人的东西。”[1] (p. 302)瓦雷里甚至把唤起这种读者的“灵感”之感视为诗人的职能：“1位诗人………其职能不在于去感觉诗的状态：那是属于个人的事儿。他的职能在于要在别人身上创造这1状态。………他将读者变成‘受灵感启示的人’。”[1] (p. 284)

或许因为瓦雷里过于激烈地反对灵感，有些人认为瓦雷里对灵感完全不屑1顾，比如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的克洛岱尔。但瓦雷里并非完全否认灵感，他承认诗人的某种“通过短暂而偶然的表现来存在和起作用”的“特有的个人能量”，他还写过《风灵》1诗，以中世纪克尔特和日耳曼人的空气精来比喻创造性活动中飘忽不定的灵感。他只是强调仅凭激情与灵感不足以写出好诗，诗人的主观努力才是好诗的保证：“神明亲切地无偿送给我们某1句诗作为开头；但第2句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并且要与第1句相协调，要配得上它那超自然的兄长。为了使它与上天馈赠的那句诗相当，运用全部经验和精神资源并不为过。”[1]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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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般人看来，“诗歌”与“抽象思维”相互对立，就如同“冷”和“热”、“善”与“恶”，彼此毫不相容。诗歌只需要“天真的思想、丰富的表达法以及优雅和幻想”[1] (p. 277)，推理活动、抽象思维是诗歌的反面，如果用于诗歌只能产生破坏作用。瓦雷里反对这种流行观念，与之相反，他标举智性写作，强调创作过程中抽象思维的作用。他说：“任何真正的诗人远比人们1般所认为的更加擅长正确推理和抽象思维。”[1] (p. 300)

瓦雷里反对诗歌写作依赖灵感，强调抽象思维的作用，主要是为了突出诗人在写作中的主动作用，最终指向写作的根本问题——形式。他认为，在写作中形式比任何思想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完美形式才是写作最根本的保证。只凭借偶然的、包含着杂质、甚至只对个人有意义的灵感，不能构造出完美的形式。对诗歌完美形式的追求离不开抽象思维。能否恰当地运用抽象思维决定了诗人能否写出传世之作。如果1位诗人“永远只能是诗人，而没有1点点抽象和推理的能力，他就不会在其身后留下任何诗的痕迹。”[1] (p. 283)因而，瓦雷里认为，诗人必须严肃对待写作，不能放任自己的想像与情感，“要尽可能地避免将自由联想的缪斯在幸福时刻赐予他的1切都泼在纸上。相反，他对所想象、感觉、梦幻和构筑的1切，都要进行压缩、筛选、斟酌，置于形式之中”[3] (p. 76)。即使有灵感，如果没有抽象思维将之化为完美的形式，“缪斯和偶然的1切可能的才华就像宝贵的原材料堆在没有建筑师的工地上”，因此在写作中必须要运用抽象思维，进行“大量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1] (p. 30)。

瓦雷里强调诗歌写作中的抽象思维，并不意味着把诗歌视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将诗人的工作同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工作混同起来，他指出：“材料、方式、时刻以及无数偶然”，“不仅为创作过程带来了难以预料和不确定的因素，并且还使艺术家难以理性地对创作进行设想”，因而“艺术家不能绝对摆脱任意性的感觉。他从任意性出发向某种必然性发展，并从某种无序向有序发展，但这种任意性和无序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他”，“正是这种对比使他感觉到自己在创作，因为他不能从他所拥有的演绎出他头脑中出现的东西。”[1] (pp. 268-269)艺术家的创作并非由某个前提演绎、推导出某种结论，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艺术家不可能绝对摆脱“任意性”和“无序感”，恰恰是这种“任意性”和“无序感”，使他的创作活动同逻辑学家、哲学家的工作区别开来。尽管瓦雷里的诗有不少富于哲理，甚至借用了哲学思想来表现他的冥思，但他强烈反对所谓的“哲学家诗人”。他说：“用诗去研讨哲理，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想按照国际跳棋的规则来下国际象棋”，或是“把1位海景画家同1位海军上校混为1谈。”[4] (p. 83)

瓦雷里“反对灵感，强调抽象思维”的观念，还同其“征服困难”(difficulty overcome)的价值标准1致：“对艺术作品进行评判，首先要考虑作者为自己设定的要征服的困难。”[5] (p. 126)在他看来，1首诗的价值与作者所征服的困难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他认为“写诗不艰难的人写的不会是诗。”[6] (p. 82)如果诗人仅凭灵感写诗，就成为消极、被动的角色，没有任何精神的努力，这样的诗没有意义。

在瓦雷里看来，诗歌写作就是1件感到困难并征服困难的工作：“在这条路上，我们会看到无尽的折磨、没完没了的争论、考验、谜团、烦恼、甚至绝望，这1切使诗人的职业成为最没有把握和最令人疲惫的职业之1。”他甚至赞同马莱伯的话，“当诗人完成1首好的104行诗以后，他有权利休息10年。”[1] (p. 339)

由于诗人不依赖灵感，而运用抽象思维字斟句酌，诗歌创作就成了艰辛的劳动，诗人形象也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沉醉于迷狂、“总是在昏热的夜晚拈诗1首”的“蓬首垢面的狂人”，而变成了“近乎代数学家的冷静的智者”、“精炼的幻想家”[3] (p. 76)。瓦雷里强调抽象思维与艰辛写作，突出了诗人写作的自觉意识，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T. S. 艾略特评论说，瓦雷里在《论文学技巧》1文中，“发明了使他成为210世纪的代表的诗人形象。”[14] (p. 530)

抽象思维或理性思维在诗歌创作中发挥作用，这1认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诗学》即“诗的技艺”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技艺恰是1种与真正的理性结合而运用的创造力特性”(《尼可马可斯伦理学》)[7] (p. 19)。他认为，诗歌写作是理性活动，要求诗人有清醒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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