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南朝齐梁文学的特征

浅析南朝齐梁文学的特征

·········   麻　勇

······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 摘　要:　南朝齐梁文学处于中古文学的“新变”期,在“新变”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良倾向,当然也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齐梁文学所呈现的不良倾向和主要弊端有三个特征:一是泛情主义之病;二是文胜质亡,重采轻骨;三是偏重于形式技巧的追求。

     　关键词:　南朝齐梁;文弊;特征

    　　南朝齐梁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文士们自觉地追新求变、翻新出奇,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对当时文士来说,基于生活范围比较狭小,生活体验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于是他们把目光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一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

    但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尖锐批评和严厉指责,甚为后人诟病。刘勰批评齐梁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文心雕龙·定势》)“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论集》中也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使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等等。笔者拟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齐梁文学的弊端。

    　　一、泛情主义之病

    中国文学是以抒情性为主的文学,表情达意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历代的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前辈们受自然、社会感动过的情感的记录,是他们人生情感历程的表现。《诗经》中的怀春之思、黍离之悲等,莫不是情感的表现。《诗大序》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等对《诗经》作出的评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机在《文赋》中也强调了文学“缘情”的特点。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把文学看成是人的自然天性和情感的自然流露,把文学的起源和人的起源相提并论:“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他认为曹氏父子“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里说:“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文心雕龙·情采》里也说:“五情发而为辞章。”把文学看成是情感的载体。钟嵘品评他以前的诗人诗作时更是把“感物动情”看成诗歌的源泉。朱熹也以今律古,以“道情”、“吟咏情性”为作诗的目的:“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1](2076)元代虞集在《胡师远诗集序》中强调:“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由此可见,抒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且有其一定的内在审美抒情尺度。但在齐梁时期,随着经学的退位和玄学的兴起,社会群体意志的淡化和个体意识的张扬,不但没有对感情的积极社会内容提出要求,反而倡导甚至在有些作品中就出现了某种放纵情欲的不健康感情。

    萧刚的《诫当阳公大心书》主张:“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亦称:“直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种“情”往往偏指闲情、艳情、色情。这种观念也体现了齐梁贵族文人宣传声色的审美情趣,易于把文学引向灰色的颓废的偏途。时人裴子野于《雕虫论》中严厉地批评:“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风也。”[2](P324)“摈落六艺”即背离了《诗经》的传统,“非止乎礼义”则走向了《诗经》的反面。尽管他的指责有些片面,仍然是汉儒的敷扬政教,没有深入到艺术创作规律的内部,但他指出了“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又恰好击中了萧氏兄弟一派的要害。齐梁文学那种缺乏积极社会人生意义、毫无约束、肆意宣泄之情,从本质上来说,实属无情无意,虽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框的束缚,却又倒向了另一边———泛情主义的滋生繁衍,在文学创作方面,渐趋走向了“宫体”。

    《大唐新语》卷三载:“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选本《玉台新咏》收此时的作品较多,其序中说:“撰录艳歌。”白居易也曾谴责当时的作品:“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3](P961)齐梁文人社会责任感和治世救民情怀的萎缩以及抒情之泛化、苍白无力,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二、文胜质亡,重采轻骨

    质文兼备、骨采并举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重要审美尺度,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所应该遵守的原则标准。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序》中也说:“深乎文者,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兼重文质,可谓前后桴鼓相应。然而时至齐梁,文士争文竞采,堆砌辞藻,崇尚华巧,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责备。“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雕藻淫艳,倾弦心魂”(《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也说:“趋末弃本,率多浮艳。”隋代李谔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说:“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虽然从儒家的政教观点出发,提倡质朴充实,但也确实指出了六朝文学特别是齐梁文学中片面追求形式美,忽视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缺点。又如《隋书·文学传序》云:“梁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陈祚明批评得更为一针见血,他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二一)中说:“梁陈之弊,在舍意问辞,因辞觅态。”齐梁偏重“文”于一隅,忽视作品之“质”,焕然可见。

    刘勰对当时文人创作上绮靡雕采、华而不实的不良风气的批评,主要体现在《文心雕龙·情采》之中。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一方面指出文采的存在价值:“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另一方面又对文采藻饰与文学内容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同漆:质待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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