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科举情感之纠结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科举情感之纠结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科举情感之纠结

王福臣（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科学系，山东淄博255130）摘要：蒲松龄一生对应试科举获取功名不遗余力，但科场屡屡失意让他经历了由期盼到失落、由失望到愤恨再到反思求变的情感交错与渐变历程。《聊斋志异》中的一些代表篇目如《考城隍》、《叶生》、《司文郎》、《贾奉雉》、《于去恶》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蒲松龄对科举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科举；纠结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94（2010）11-0062-04蒲松龄一生汲汲于科举仕途，对科举“情有独钟”，孜孜以求，并把科举看成是自己获取功名利禄和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初试少年得志，成竹在胸；但乡试屡屡不中，虽才华横溢，却又久困考场、怀才不遇，以致对科场失望至极，心生诸多愤慨与不满，乃至对之反思批判、设想改革。《聊斋志异》中对科举、考场及士人的种种描述表达了蒲松龄对科举所抱有的复杂情感，也深刻体现了蒲松龄一生对待科举由期盼到失落、由失望到愤恨再到反思求变的情感交错与渐变历程。

    一、对科举的狂热与期盼

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儒家“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的积极入世思想对读书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读书应举、入仕做官已成为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功名利禄、悲欢荣辱皆系于科举成败。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的时期，科举出身成为做官的唯一正途。“科举考试在明清形成严密的考试系统，共计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为乡试，由皇帝钦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凡属本省生源和监生、贡生等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试，中试者称为‘举人’。第二步为会试，由礼部主持，乡试第二年在京城举行，考中者称‘贡生’；第三步为殿试，亦称‘廷试’，殿试取中为‘进士’。到清代除沿用明代三级考试外，增加‘童试’，童试在地方经县试、省试、院试，及格者即取得地方学校生员资格，俗称‘秀才’，同时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1］112蒲松龄出身在一个世代耕读之家，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自然想留名青史、光宗耀祖。因此，最初他对科举抱有极大的热情，充满希望，他把科举看做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最有效途径。蒲松龄自幼聪明，也很努力，十九岁出应童试，考了“县、府、道，三个第一”，受到山东学使施闰章的赏识。此时的蒲松龄对科举抱有的期望可看成是人生的至高理想，同时又通过科举之路的略有小成憧憬自己的美好未来。这种幻想与期盼通过《聊斋志异》的开篇之作《考城隍》表露无余。从文章表述中不难发现蒲松龄一心想通过科举来展现自我抱负的决心和信心。

    这种心情变得如此亟不可待，以至于梦中见到“吏人持牒牵马，力邀赴试”。为了科举一日成名或抓住科举这根平步青云的稻草，即使是在遭受再大苦难（包括身心）也能克服（病卧之中也要赶考），由此可见科举入仕思想已在作者心中根深蒂固，其已经很自然的把科举当成自己能够获取功名、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同时作者也一直期待着这样一个机会。再者，蒲松龄对自己所具有的文采与能力毫不怀疑，可以说相当自信，一句“诸神传赞不已”就已把蒲松龄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表露得相当明显。不只是在《考城隍》中体现作者的对待科考应举的狂热追求心态，在《聊斋志异》其他的众多篇目中，比如《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等写一个个才华冠绝的秀才鬼魂滞留人世，继续参加科考，以完成前世未完之夙愿。蒲松龄将自己化身于故事人物当中，把自己对科举的依赖与刻骨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科举已经同其命运紧密相连，已经让这一个普通的士人时刻怀有一种似乎难以磨灭的幻想与痴狂情结。

    二、对科举的失落与慨叹

蒲松龄一生与科举制结下不解之缘，更由此结下难解之怨。这种“爱”、“怨”交错横生，几乎贯穿蒲松龄的一生。蒲松龄的“怨”最初表现在科举屡试不第，科举梦破的失落。《聊斋志异》之《叶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河南淮阳县有一个姓叶的书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恰巧一个叫丁乘鹤的人来此地做县令，丁县令看到了叶生的文章后对他极为赞赏，急忙邀请叶生来谈论交流，还请他留住在县衙里，并提供物资钱粮帮他读书和补贴家用。快到科考的时候，丁县令又向主考的官员力荐叶生，结果叶生取得了科试头名。一个县令对一介书生的如此器重也已经到了无人能比的地步了，叶生自然内心非常感激，并想用金榜题名来回报县令大人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不料，科试后的乡试，叶生却名落孙山。面对丁乘鹤时，叶生不禁“零涕不已”，对落榜百思不解的失落与气恼、对时运不济的无奈与辛酸、对有负知己的愧疚……，叶生终日抑郁感慨，乃至憔悴不堪。这不正是蒲松龄凄凉破落现实与内心深处所包含的无尽失落悲凉的真实写照吗？离奇曲折的故事、出人意料的情节背后隐藏的却是蒲松龄一生科考的艰辛、挫折和屡试不第的落寞心情。这也不能不让一生企求科举成名的他内心生“怨”。而更让这种“怨”在蒲松龄内心深处扩散蔓延的却是科举结果与其所期盼的鸿图腾展大相径庭、南辕北辙。蒲松龄所期盼的科举是能够“选贤举能”、“学而优则仕”。就蒲松龄本身所遭遇的境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科举反而成了凡庸之辈的阶梯、良才贾士的“坟墓”。

    在《司文郎》中，写王生应试，遇一余杭生，极其狂傲无礼。一日与司文郎在庙宇的走廊中碰到一卖药的瞎眼和尚，司文郎说这个和尚“最能知文”，应以文章请教，正好碰到余杭生也到了这里，王生于是向盲僧“具白请教之意”。王平子遵从盲僧的意见焚烧自己的文章，每烧一篇文章，那和尚就闻一闻，点点头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王生问他：“这样的文章能考中么？”和尚答道：“也能考中。”余杭生听了，不十分相信，先把古代名家的文章烧了一篇试试。瞎和尚用鼻子闻一闻说：“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余杭生大为惊讶，便开始烧自己的文章，而此时瞎和尚说：“适领一艺，未窥全豹，何忽另易一人来也？”余杭生假意说：“朋友的文章，只是那一篇，这篇才是我写的。”和尚闻了闻余下的纸灰，咳嗽了好几声，涕泪横流，难以忍受。这让余杭生倍感惭愧，乃至无地自容。没过几天乡试发榜，余杭生竟考中举人，王生反而名落孙山。这种结果让宋生和王生感到意外，更让听到此消息的瞎和尚感到震惊，感叹之余一针见血道破玄机：“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这种戏剧性的结果不只是让王生与瞎和尚感到好笑，更让现实中的蒲松龄感到郁闷与无可奈何。眼看着自己周围一个个不如自己的人都能榜上有名，而自己却每次无果而终，这又不能不让他抑郁难平、感慨良多。

    在蒲松龄笔下，无论是《叶生》中的叶生，还是《司文郎》中的宋生、王生，都是踌躇满志、才华横溢之人，但却屡困科场、怀才不遇，其遭遇及郁闷失落之情与自己何其相似。此时，蒲松龄表达的不只是惆怅与感慨，更多的还是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压抑与失落。

    这使他在爱怨交加中又添愤恨之情，也为其对科举取士本身合理性的重新审视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对科举的愤恨与嘲讽揭批

由科场失意所带来的惆怅与失落给了蒲松龄沉重的打击，使其对应试科举的热情沉浮交错。伴随着幻想的一次次破灭，蒲松龄开始了对科举制度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在辗转反思中，蒲松龄的科举情感又经历了一次近乎彻底的洗礼与颠覆：由无奈感慨、失落转而针锋相对的表达愤恨并进行批判揭露。蒲松龄不再把时运看做是造成科场屡屡失意的根本所在，其矛头开始直接指向非常态的科场，指向不学无术、贪腐昏聩的考官。此时，在蒲松龄看来，“科举考试之所以‘陋劣悻进’，‘凡庸’高中，而‘英雄失志，佳士被63黜’，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全在考官。考官之所以录取‘陋劣’、‘凡庸’之辈，首先是因为他们本身‘所见鄙耳’。《司文郎》里，王平子比余杭生品学都强得多，为什么考官偏取余杭生而不中王平子呢？因为考官自己的文章就和余杭生的是一路货色，甚至是令人‘向壁大呕，下气如雷’‘，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的文章”［2］92。《贾奉雉》中的主人公“才名冠世，而试辄不售”，总也考不取。一位得道成仙的郎秀才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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