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

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

    《读风偶识》诗学成就简论

付星星①(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内容提要:崔述《读风偶识》是清代重要的诗经学著作,它坚持实事求是、细读文本、持平汉宋的解诗方法。以大胆疑古、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解决了关于《诗序》的诸种问题,推翻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观点,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诗经》的本旨。当然,《读风偶识》也存在疑古过勇的不足。

     关键词:《读风偶识》　疑古　考证　乾嘉汉学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8705(2011)01-29-32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大名人。乾嘉时期疑古派汉学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选福建罗源县知县。著书三十余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读经余论》二卷,名《考古异录》。崔述又是乾嘉时期重要的《诗经》学家,其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读风偶识》一书中。下文拟对《读风偶识》作一简要分疏,借此探求崔述的《诗经》学成就。

    一、崔述《读风偶识》的解诗方法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指出,元明以降,朱熹《诗集传》立于学官,定于一尊,宋学占据了《诗经》学的主要地位,而汉学则日渐边缘化,值此之故,清代多数学者都是以“光复毛、郑之学为职志”,而其最大功劳,既是在解释训诂名物上,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篇》、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在此之外,清代《诗经》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即“名物训诂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诗的本事和本意了。讲到这一点,自然牵连到《诗序》的问题了。清学正统派,打着‘尊汉’、‘好古’的旗号,最凶的是姚立方,著有《<诗经>通论》,次则崔东壁述《读风偶识》,次则方鸿濛玉润《诗经原始》。这三部书并不为清代学者所重,近来才有人鼓吹起来。据我们看,《诗序》问题早晚总须出于革命的解决。这三部书的价值,只怕会一天比一天涨高吧?”梁启超并进而指出,崔述《读风偶识》“谨严肃穆,纯是东壁一派学风”[1]P229-231。

    清代学术,汉宋分途,两派宗奉的学术对象和治学方法,有明显的差异,以至于各不相让,势同水火,具体到《诗经》研究,也是如此。清代汉学派和宋学派的《诗经》学研究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都存在偏隘之处。汉学以考据名物见长,义理阐发是其所短;宋学以义理探究为主,涉及名物时又难免时漏粗疏。在《诗序》和诗旨的取舍方面,汉宋两家也是迥然有别。严格师法对象,自然有助于本学派学术成果的传承,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泥古过甚的弊端,甚至会歪曲《诗经》本文以迁就师法对象的成说。这种偏颇的做法,在清代汉宋两派的《诗经》学研究中均有存在。崔述虽然是乾嘉汉学考据名家,但他对于《诗经》的研究,却并不为汉学考据方法所囿,而是突破汉宋坚厚的学术壁垒,回归《诗经》本文,采用细读文本,以意逆志的方法来探寻诗旨,他在《读风偶识·自序》中明确地宣示了这种解诗方法,他说:余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但朱《传》合者多,卫《序》之合者少耳。故余于论诗,但主于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言,然实本于朱子之意,朱子复起,未必遂以余言为妄也。[2]P228可见,崔述的研究《诗经》,心中不是先存了汉宋此是彼非的先入之见,而是尊重本文,大胆疑古。这就摆脱了许多既有观念的束缚,思想上就会更加自由,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更贴近《诗经》本旨,这种科学的解诗方法是崔述能够超越同时代的许多《诗经》学家,并进而获得现当代学者认同与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作为汉学家,考据学的方法也被崔述引入到了《诗经》研究中。可以说《读风偶识》是崔述大胆疑古和小心考证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部相当优秀的《诗经》学论著。

    崔述的《诗经》阐释原则,除了“以文论文,就事论事”,回归文本,汉宋兼采的宏通学术方法之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以情论诗”。他说:《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君者,无论其词何如,务委曲而归其故于所刺者。夫诗生于情,情生于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异,岂刺时、刺君之外,遂无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尝无贤君、贤士大夫?在尧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见有称述之颂美之语,必以为陈古刺今,然则文武成康以后,更无一人可免于刺者矣。[2]P233崔述以情论诗是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一个匡正,有助于祛除笼罩在《诗经》之上的伦理教条,增加《诗经》的情感因素,从而有利于对《诗经》文学性的发掘。当然,以情论诗,从经学的范围里把《诗经》分离出来,还《诗经》以文学性的样态,这在明代《诗经》学研究中已经初露端倪。另外,清代官方学术虽然仍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王学和考据学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与排斥却是接连不断,在理学向朴学转变的过程中,新的理学观也在悄然兴起,戴震等学者“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的观点未必不是当时卓越汉学家的共同诉求。崔述值此学术潮流转折之际,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刺之诗教,倡导“以情言诗”,反映了崔述敏感的学术嗅觉。运用这种阐释方法获得的诗旨,有时比美刺说更贴近《诗经》文本。如《君子于役》,崔述就指出该诗是“夫行役于外,而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宣公,抑何其煆练也”[2]P233?

     二、崔述《读风偶识》的学术成就

    崔述《读风偶识》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详论之如下:1、对《诗序》诸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

    《诗序》可以说是《诗经》研究中聚讼纷纭的话题,也可以说《诗序》问题,是《诗经》研究的重要命题。如果说清代《诗经》学是中国古典《诗经》学的终结,那么,以总结性为特色之一的清代《诗经》学必然会对《诗经》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命题作出整合,而《诗序》即在此整合之中。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就是对《诗序》的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性批评。关于《诗序》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曾有过简要的论述:《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者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传诗,即今《毛诗》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3]P119崔述认为《诗序》“为卫宏所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后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2]P230。

    崔述本着无徵不信的原则,依据《后汉书·儒林传》所云:“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今传于世。”[4]P2575既然《后汉书》有明文记载《诗序》出自卫宏之手,那么郑玄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宋代二程夫子认为孔子作《大序》,当时国史作《小序》,均不可信。崔述甚至对后人的争论感到困惑,他诘问到:“《后汉书》明文可据,如谓子夏、毛公所作,则《史》、《汉》传记无一言及之,不知说者何以不从其有徵者,而惟其无徵之言是从也?”[2]P230崔述不但对《诗序》的作者问题进行了清算,而且对传统《诗经》学研究中将《诗序》划分为《大序》、《小序》的做法也表示反对。《诗经·周南·关雎》前面有一篇总论性的文章,学者往往将其划分为《大序》、《小序》两个部分,代表性的划分有两种。其一,旧说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为《关雎序》,谓之小序,剩余部分为《大序》;其二,朱熹将“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总论《诗经》纲领,其余部分为小序。对这种强分大小序的做法,崔述均表示反对。他从文章章法布局入手,通过研读这篇文章,指出该篇文章章法井然,不容割裂,他说:余按《诗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于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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