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历史化”思潮的思考

对当代“历史化”思潮的思考

······   颜水生

“历史化”主要是指世纪之交以来反抗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和非历史化研究的文学研究方法。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引发了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转向，此后文学理论也重视“历史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更是十分强调“历史化”方法。“历史化”成为新世纪一股引人注目的文艺思潮，它在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文学学科的知识重构，同时产生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从“跨学科研究”到“历史化”转向19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转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都自觉地转向了“跨学科研究”。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时代，电子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发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给文学的冲击日益突出，“文学终结论”在当代中国甚嚣尘上。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语境中，文学的扩张与泛化及边缘化使文学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及文学研究都陷入了困境，因此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都必须主动转向以实现自我救赎。在1990年代的众多转向中，文化研究转向带来的冲击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一些中青年学者主动地扛起了文化研究的旗帜。在当代中国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是从文学理论阵营分裂出来的，这种分裂意味着文学理论边界的扩张，同时也隐含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先天不足。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已成为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人们对文化研究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往往具有单向度：强调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和开放性，忽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精神特质；然而这种单向性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跨学科研究”给当代人文学科造成的巨大影响。与文化研究一样，新历史主义批评也属于“跨学科研究”，它在理论上主动追求对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主张对文学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①。1993年，张京媛选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在1990年代的影响是广泛的，至今都被众多教授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它不仅引起文学理论专家对新历史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如王岳川等人；而且促使文学批评领域实践新历史主义批评，如张清华等人。在理论阐释和批评实践的合力作用下，以莫言等为代表的小说得到了充分阐释，一股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在1990年代后期占据了显要的位置。正如王岳川在1997年所指出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兴起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受到重视②。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对“历史化”理论具有直接的影响。世纪之交的“历史化”转向直接接受了文化研究的启示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遗产；“跨学科研究”为“历史化”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示范，成为“历史化”转向的前奏。

    “历史化”转向是文学学科知识体系重构的需要。

    199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开始了“文学史转向”，它的出现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启示：研究对象强调对历史的重视，研究方法开始强调“历史化”。李杨对1990年代后期的“文学史转向”有过很好的总结，他认为“文学史转向”是文学研究从80年代的知识语境转向90年代的重要标志，并且提出将历史研究的对象由历史事实转向历史叙述，将超历史的价值判断转向对概念的历史性分析，以“永远历史化”的方法解决“历史”与“叙述”之间的难题③。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历史化”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程光炜认为“现代文学”学科方向的强大的稳定性和自我统一性迫使“当代文学”一直处于过分批评化的话语混乱状态④，未完成自身叙述的“历史化”过程成为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⑤。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文学学科为了“摆脱作为‘现代文学’附庸角色、摆脱当前‘文学批评’属性”⑥，只有通过“历史化”才能完成自身独立、完整、稳定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实现学科的自足性和自主性，因此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要求“历史化”转向的强烈动机。事实也是如此，在洪子诚、李杨、程光炜等人的推动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迅速前进。洪子诚以“历史化”原则致力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化与知识化研究，他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历史化”转向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其意义不仅在于以“历史化”实践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而且在于洪子诚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化”观点。吴秀明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以及孟繁华、程光炜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是“历史化”转向的重要成果。文学理论从“本质化”到“历史化”远不如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么顺利，其间经历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激烈论争。1980年代建构的本质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很难对当代文学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如陶东风认为：“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保持不断创新的姿态。”⑦在论争中，伊格尔顿和卡勒的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被当做韦勒克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武器，也成为陶东风、南帆等人批评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和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等本质主义理论著作的理论武器。但是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对立并不意味着解构与建构的对立，反而有些学者认为解构与建构是统一的，诚如陶东风所说：“我的反本质主义（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更接近于建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后现代的激进的反本质主义。”⑧因此，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和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在于建构了非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无论是解构本质主义还是建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历史化”都是最重要的武器，如伊格尔顿否认文学具有某种固定的本质，其原因在于文学具有历史可变性，卡勒也认为文学是历史地生成。陶东风认为纠正文学、文论研究中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研究倾向，应该以“历史化”为基本武器，重建文学理论的社会历史语境，发挥其建设性的解构功能：“我们应该对于所谓的‘本质’或‘原理’采取一种历史与反思的态度（而不是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自明的东西），把所谓的‘原理’事件化、历史化与地方化。”⑨由此可见，“历史化”不仅被当做是破除“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武器，也被看做是文学理论重建的思路。

    二、从“后现代”理论到“历史化”策略“历史化”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历史化”思潮在理论上主要接受了福柯、布尔迪厄和杰姆逊的启示。西方“历史化”理论有客体和主体两条路线，福柯的“事件化”、“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偏重于客体路线，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偏重于主体路线，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重视主客体路线的结合；但是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存在偏差。在认识上，人们往往能很好地看到单纯的主体或客体路线并不能实现“历史化”，因此人们在理论上十分重视主客体结合的路线。陶东风在客体路线上强调了福柯的理论，主体路线则重视布尔迪厄的观点；李杨刚开始十分重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理论，不久又特别强调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观点⑩；陶东风和李杨倡导主客体路线的结合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具体研究中，人们在运用“历史化”理论的时候，往往对主客体路线各有侧重。

    客体路线也就是客体对象的历史化，在研究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回到现场”。“回到现场”可以说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门术语，有“文学现场”，如《当代作家评论》开设的“小说家讲坛”活动；有“现场批评”，如吴义勤致力的批评实践；也有“重返历史现场”等。本文所谓的“回到现场”，指的是洪子诚在1999年提出“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

【对当代“历史化”思潮的思考】相关文章：

关于历史教学的几点思考论文12-02

别让思古只是思潮作文07-19

最新管理思潮名词解释05-04

对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思考论文（精选10篇）12-21

当代大学生就业现状及思考学习资料05-01

论经典的当代性作文07-20

当代年轻人熬夜报告12-11

谈当代家庭教育的利弊11-24

当代科技道德的原则、要求与规范12-25

当代大学生诚信论文11-19